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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與共：中日韓藝術的交流互鑑
歲月悠悠，中國、日本、韓國在藝術上各自發展出獨特的表達形式，但三地的藝文傳承卻源自深厚的共同歷史和文化底蘊。本文透過介紹岡田美術館的至寶珍品，探討文化交流、外交、商貿、戰爭如何塑造東亞藝術的面貌。
2 025年9月，「伊勢彥信珍藏重要中國陶瓷」專場表現亮眼，成交率高達99.5%。承接這股氣勢，同年11月，蘇富比中國藝術品部推出「岡田美術館藏亞洲藝術珍品」，最終奪得拍品悉數成交的白手套佳績，更於日本藝術刷新兩項拍賣紀錄，而高麗和朝鮮王朝的陶瓷成交表現亦非常矚目。
岡田美術館典藏涵蓋中國、日本、韓國的藝術瑰寶，由壺中居歷經三十載精心蒐集，該商號由廣田松繁（不孤齋）在1924年創立。這批非凡珍品囊括東亞藝術中許多巔峰之作，所反映的社會和宗教價值觀，皆植根於共同的思哲基礎和影響歷史流變的政治力量。
今年9月，岡田美術館典藏載譽歸來，再次展現非凡底蘊，本文嘗試探討文化交流、外交、商貿、戰爭等力量，如何塑造這三大東亞文明的豐富藝術面貌。
中日韓源遠流長的跨國交流
東亞地區幅員遼闊，猶如一幅複雜的歷史圖景，由貿易路線和廣泛的政治與文化紐帶編織了多個世紀而成，尤其是中國、日本、韓國，三地之間淵源深厚緊密，一切皆從共同的書寫文字、思想體系和廣闊的文化關聯而起。
關於戰爭、征伐、外交斡旋的種種記載，勾勒出統治者為爭權逐利而帶來的殘酷鬥爭。以中國史上的輝煌時期唐朝（618–907年）為例，唐太宗曾與新羅結盟，後來唐高宗派兵支援新羅，攻滅百濟和高句麗。唐室介入朝鮮半島三國的權力鬥爭為時不長，但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也無可避免吸收了唐代文化的各個面向，例如政治體制和儒家思想。
飛鳥時代（538–710年）是日本歷史的轉捩點，日本採納中國政制，建立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制度。佛教和由中國與朝鮮半島傳入的各種外來概念，諸如漢字、錢幣、統一度量衡等，對日本社會各個層面產生了深遠影響。到了高麗時期（918–1392年），佛教在朝鮮的影響力達到頂峰，成為朝鮮國教，像淨瓶一類的青瓷，是高麗許多佛教寺院中備受珍視的重要禮器。
在接下來的數個世紀，東亞各國飽受內憂外患威脅，叛亂頻生。宋代（960–1279年）中國屢受外敵侵擾，最終首都開封被金人攻佔，北宋（960–1127年）滅亡；宋室南遷，定都臨安，建立南宋（1128–1279年）。後來蒙古人南侵，攻滅南宋殘餘勢力，建國號元（1271–1368年）。直至朱元璋推翻蒙元，建立明朝（1368–1644年）後，政權才回歸漢人手中。與此同時，高麗王朝已統治朝鮮半島接近五百年，但多年來與元朝交戰，國力日漸衰落，最終被推翻，為李氏的朝鮮王朝（1392–1910年）所取代。朝鮮王朝時期，朝鮮出現文化復興，影響遍及三地，這股風潮延續至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年），並直至德川幕府因明治維新（1868–1912年）的興起而終結，以及中國最後一個帝制王朝清朝（1644–1911年）覆滅後，才告終結。
從歷史長河所見，當中就交織著藝術在各處發展的平行故事，以及中、日、韓三地之間的藝術對話。在新石器時代，這三大文明早已發展出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面貌，但考古發現卻提供了這些早期文化有所交流的證據。然而，當日本和韓國仍處於新石器時代之際，中國的發展更為迅速，青銅文化出現，讓商朝（約公元前1600–1046年）在生產石器、青銅器、玉器、陶器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並發明了建基於象形文字的書寫文字，為鼎盛的國勢奠定基礎。隨著韓國和日本相繼轉型為農耕社會，這些文化元素也逐漸傳入。漢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君主積極對外擴張，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文化元素向日本和韓國傳播。
從此以後，隨著時間過去，中國、日本、韓國發展出各具特色和視覺表現形式的藝術文化，但透過貿易、朝拜之行、戰爭、外交往來，三地藝術一直在互相影響，因此仍存有許多共通之處。
文人傳統與崇敬自然
唐朝是國際交流蓬勃的時代，中外使團攜帶豐厚的貢禮來往東西之間，成為文化交流和傳播儒學哲理的主要媒介。山水畫追求自然之美，已獲肯定為重要的藝術形式；陶瓷工藝也不斷創新，釉料技術進步神速，令人矚目，器身的刻花和雕飾也有所突破。唐代時中國是日本僧侶的熱門求法之地，這個現象在平安時代（794–1185年）尤其明顯，見證兩地佛教藝術發展興旺。
在接下來的數百年，藝術浪潮的影響持續從中國東渡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儘管視覺表現形式各有不同，但中國、韓國、日本都十分敬重文人傳統，這一點是植根於當時興起的宋明理學，融合了道家和佛教思想，自宋代起便成為東亞學術圈的主導哲學。
例如，文人畫在宋代發展極盛，而放眼日本，繼鎌倉時代（1185–1333年）之後，室町時代（1392–1573年）是藝術創意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由於朝聖之行和外交往來，室町幕府的將軍蒐藏大量宋元畫卷，這類收藏繼而影響了日本水墨畫傳統的發展，狩野派是日本藝術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畫派之一，這個畫派的藝術家所受的影響最為明顯。
公認為狩野派創始人的狩野正信（1434–1530年）與重要的禪寺關係密切，所以創作時會採納僧侶喜愛的中國畫風和題材，而這類作品相當重視水墨用筆。正信的兒子狩野元信（約1476–1559年）拓展了創作範圍，將中國畫風融合日本畫家對色彩和圖案的審美意趣，開創出別樹一幟的風格。
陶瓷與貿易及外交動態
陶瓷製品經常透過貿易出口到別的地區，或者成為中國、韓國、日本使團交流的贈禮；陶工有機會遷徙，通常是因為戰事而逃離原居地，此時便將技藝和審美帶到異地，這些因素都對三地的陶瓷傳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建盞是專為品茗而製的茶碗，也是前文提及出口到其他地區的商品。這類茶盞胎薄體輕，帶有棕色兔毫斑紋，釉色由藍黑色到深褐色不等，口沿常鑲銀扣或銅扣，深受許多天目山寺僧青睞，謂之「天目」。中國的繪畫、書法、陶瓷在日本備受推崇，日本人會稱這類特意輸入的中國器物為「唐物」。
在朝鮮半島，宋人的創新釉料和窰燒技術對高麗王朝的陶瓷產生了深遠影響；之後，明清兩代生產許多巧奪天工的瓷器，對隨後朝鮮王朝的陶瓷產業發揮了關鍵作用。
宋代青瓷中以傳世極罕的汝窰器最負盛名，北宋時汝瓷燒造時間短暫，汝瓷釉色多樣，由天青到帶乳白色調的卵青不等，色澤變化微妙，備受推崇。汝瓷釉面的開片紋是大家珍視的特質之一，開片形態多變，由不規則的細密開片到蟹爪紋，以至深得人心的冰裂紋皆有之。出口至朝鮮的宋代青瓷，如北宋的鈞瓷和南宋的龍泉窰青瓷，也對高麗青瓷的發展影響深遠。
青釉陶瓷是高麗王朝時期生產的主要陶器，標誌著韓國陶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高麗陶工從宋人學到了不少技法，特別是透過南宋的越窰青瓷。據史載，徐兢（1091–1153年）在宣和五年（1123年）奉命出使高麗，曾到訪高麗國都開城，回國後他記及高麗陶瓷與中國汝瓷和越瓷有相像之處。在高麗王朝早期的陶藝作品中，可以發現這類中國瓷器的影響，亦見高麗陶工有意識地對器型（如源自中國的梅瓶）和紋飾進行模仿。
到了十二世紀中葉，當地人民的品味成為推動青瓷產業蓬勃發展的主要動力，高麗青瓷富有光澤，釉色藍中帶綠，由於運用當地原料，發色呈灰，本身在高麗備受推崇，部分成品甚至會遠銷中國。
中： 青瓷鐵地象嵌花紋瓶，高麗王朝，十二世紀 ｜成交價 1,524,000 港元
右： 粉青沙器鐵繪雙魚紋瓶，朝鮮王朝，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 ｜成交價 190,500 港元
高麗青瓷體現了韓國陶瓷對優雅美感的重視，在朝鮮王朝建立頭二百年間製作的粉青沙器，則反映朝鮮陶工的實驗精神。粉青沙器風格鮮明，獨樹一幟，胎土呈灰色，胎質相對較粗糙，通常以在釉下施罩化妝土為裝飾，高麗陶工以鑲嵌技法在瓷面加入細緻紋飾，圖案與中國大量輸往韓國的磁州器劃花紋飾頗為相似。1592年至1598年間，韓國受日本侵擾，粉青沙器的生產逐漸在十六世紀末被瓷器所取代。
青花龍紋罐是韓國最早生產的瓷器之一，創作靈感或源於宣德皇帝（1425–1435年在位）賞賜朝鮮世宗大王（1418–1450年在位）的中國青花龍紋罐。這類瓷罐是朝鮮王室儀典中的重要禮器，但繪製紋飾所需的鈷料必須經由中國進口，由於當時的地緣政治局勢複雜，清軍曾在1627年和1636年先後入侵朝鮮，加上後來由明入清的政治動盪，所以基本上已不可能進口鈷料。因此，朝鮮陶工在十七世紀漸漸發展出採用當地原料製作的單色釉器，其中包括如今已經聞名遐邇的月亮罐。
日本浮世繪的黃金時期
中國明清兩代在製瓷技術取得空前的輝煌成就同時，日本藝術也在德川幕府的大力扶持下蓬勃發展。雖然日本實施鎖國政策，切斷與外界的聯繫，但仍允許國民與荷蘭和中國商人進行有限度的貿易，反而刺激了日本瓷器的發展，並讓明代的文人藝術滲入首都江戶（今東京）的學術圈。
右： 色繪寶盡文八角皿，肥前鍋島藩窯，江戶時代，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 ｜成交價 1,270,000 港元
浮世繪是這個時期發展出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這類木版畫描繪日本風化區內呈現享樂主義文化的生活景象，眾人在區內自由來往，縱情聲色犬馬，不受德川政權強加的社會隔離所束縛。木版畫會大量生產，售予廣大民眾。當時浮世繪藝術家人才輩出，著名繪師喜多川歌麿（約1754–1806年）憑藉著重頭部特寫的美人大首繪而聲名大噪，他筆下的花街妓院、歌舞伎劇場、茶屋幕後生活生動細膩，風靡萬千。十九世紀初，葛飾北齋（1760–1849年）和歌川廣重（1797–1858年）進一步革新浮世繪的體裁，將焦點轉向風景畫。歌川廣重離世後的十年間，德川幕府倒台，政權交還明治天皇，明治政府推行維新改革，標誌日本迎接現代化的新時代到臨，同時也代表著浮世繪傳統步向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