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犷主义：从乌托邦美梦到反乌托邦迷因

1 966年，师承包豪斯的马塞尔・布鲁尔（Marcel Breuer）交出其粗犷主义代表作：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新馆。当年这座建筑引来的掌声与嘘声同样响亮，而毁誉参半的评价延续至今。适逢苏富比总部在2025年11月8日正式进驻布鲁尔大楼，现在正是大好时机，让我们重新审视这座充满争议的经典，反思粗犷主义这个永远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建筑风格。

2010年代以前，粗犷主义不过是一个建筑史名词，专指英国战后现代主义的分支流派。当年的建筑师满怀理想，寄望透过伦敦的罗宾汉花园住宅区或巴比肯中心这类大型项目，展现对社会民主潜力的乐观憧憬。时移世易，今天这词汇几乎变成了万用标签，凡是用钢筋混凝土造，或者带点科幻威胁感的，通通被归类为粗犷主义。凯文・洛奇（Kevin Roche）和约翰・丁克洛（John Dinkeloo）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设计的金字塔形大楼，因外形慑人而被贴上此标签；世界各地的住宅大厦，因密度高兼采用廉价建材，也被统统归入此类。布莱迪・柯贝特（Brady Corbet）执导的2024年电影《粗犷派》亦是一例，片中建筑其实是安藤忠雄风格与国际风格的混合体，与史实不符。当粗犷主义沦为一个代表厌恶事物的空泛标签，这个词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The Breuer

布鲁尔如何重塑观艺之道

粗犷主义的身世模糊，带点传说色彩。但今人眼中的战后疮痍与末日荒凉感，其实早在流派诞生之初便已植根其中。当时的代表人物是年轻的史密森夫妇（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这代建筑师既受布鲁尔、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柯比意（Le Corbusier）等国际风格大师启发，亦深受二战创伤影响。他们摒弃英国建筑界早期、在美学上较为保守的「新人文主义」流派；该流派讲究将常见的本土形式，与古典比例及社会民主式的平民主义精神融为一体。虽然保留了进步的政治立场，但他们深信城市应发挥整合资源的功能，现代建筑是促进社会凝聚的力量，而创新的结构能催生倡导艺术、医疗与教育的新政治愿景。他们与同代建筑师日益关注大规模公营房屋带来的崭新形态与尺度，并积极探索施工方式与建材的表现可能，尤其是被称为「清水混凝土」（bêton brut）的原料。

粗犷主义一词并非源自法语。据评论家雷纳・班汉姆（Reyner Banham）所说，这最初不过是几位瑞典建筑师之间的玩笑，后来在英国建筑联盟（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及史密森夫妇任职的伦敦郡议会建筑部流传开来。年轻建筑师非但不抗拒这个难听的字眼，反而欣然接纳，甚至引用当时的艺术发展，例如摄影师尼格尔・亨德森（Nigel Henderson）和雕塑家艾德瓦多・保洛齐（Eduardo Paolozzi）的作品，试图为这个词自圆其说。历史学家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曾这样形容亨德森1953年的展览「生活与艺术的平行线」：

早期的粗犷主义建筑，如史密森夫妇的亨斯丹顿学校，其实更接近传统现代主义。反而是后来与粗犷主义划上等号的建筑，例如艾诺・高芬格（Ernö Goldfinger）的巴尔弗伦塔及罗德尼・戈登（Rodney Gordon）的盖茨赫德三一广场停车场（两者皆位于英格兰），风格才更为强烈。这种将原始材质、战后创伤与个人主义大众文化结合的现象，最终动摇了公营房屋的社会理想，史密森夫妇著名的罗宾汉花园便是例子。这些争议至今未息，可见旧话题总能以新面貌再度示人。

粗犷主义从来都是腹背受敌。它与公营房屋、政府大楼及大学校园划上等号，意味着它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设计的奥兰治县政府中心位于纽约州戈申、以奢华立体主义风格著称，不幸成为了车辆管理局的办公地，形象自然大打折扣。随着1970年代起公共部门饱受抨击，数以百计的粗犷主义建筑随之倒下。然而，此时粗犷主义的特色早已如高技派与结构主义等分支一样，消融于矫饰混杂的「晚期现代主义」之中。

其实「晚期现代主义」一词更为精准，经常与粗犷主义交替使用，将两者细分不过是对风格的吹毛求疵。无论如何，建筑史学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将晚期现代主义倡导为涵盖多个分支流派的统称。它承载着整个现代主义时期的种种矛盾、复杂面貌和实践问题，迅速被当时冒起且咄咄逼人的后现代主义视为眼中钉。正如詹克斯在1980年著作《晚期现代建筑》所述，晚期现代主义（包括粗犷主义）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甚至带有矫饰主义色彩，正因其「倾向以断裂性、新颖性和与传统建筑割裂、独立自足的前卫宣言来冲击人心」。虽然粗犷主义建筑常被狠批丑陋，却也因其彻头彻尾的怪诞而备受欣赏。

晚期现代主义虽然在1980年代初落幕，却在科幻电影的美学语汇中重获新生，不时成为银幕上超级反派的大本营。毕竟，那正是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唤术士》时代，反乌托邦小说总爱描绘极权科技国家的阴暗面。于是，贝聿铭的达拉斯市政厅在电影《机器战警》（1987年）中化身反派巢穴；《银翼杀手》（1982年）则采用了美国建筑师兼房地产开发商约翰・波特曼（John Portman）的建筑风格；《星球大战》借鉴代谢派与高技建筑主义的「纸上建筑」，打造复杂而充满想像力的场景；保罗・鲁道夫设计的艾利昂・希钦斯大楼曾经是威康大药厂（Burroughs Wellcome）的总部，在清拆前，亦在电影《尖端大风暴》（1983年）中留影。虽然这类流行文化作品带出的讯息混杂纷乱，但粗犷主义却因为这些作品而继续存活于大众心中，造就对这场建筑风格运动怀有依恋的一整代人。

这代人长大后拥有购买力时，粗犷主义再次成为热议话题，自然不难理解。对流连网上论坛、Flickr等图像聚合网站及早期社交媒体群组的千禧世代而言，粗犷主义是建筑讨论的重要焦点。 2009年，我刚升上高中，自从跟家人自驾游时见过戈申政府综合大楼后，我特意到城市建筑论坛SkyscraperCity加以搜寻，接触到大量关于粗犷主义建筑的讨论串和图像。最初，这些讨论串动辄长达数百页，标题往往是「你所在城市的最丑陋建筑是什么？？？」。我记得在2010年代初大家逐渐懂得欣赏粗犷主义之前，网上对其美学和实用性曾有过激烈争论。当时，粗犷主义仍是众人笑柄，被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或是科幻作品中的道具。

但在200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的网上论坛中，最受欢迎的图片往往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特建筑：槙文彦设计的东京代官山Hillside Terrace、塞扎尔・拉泽雷斯库（Cezar Lăzărescu）设计的苏丹国民议会大厦、还有葛腓烈・玻姆（Gottfried Bohm）建造的战后德国教堂。其他怪诞建筑的例子，规模和形态更是超乎想像：丹尼斯・拉斯顿（Denys Lasdun）设计的英国东英吉利亚大学，外形犹如古代苏美尔文明的金字形神塔；亚瑟・埃里克森（Arthur Erickson）和杰弗里・梅西（Geoffrey Massey）打造的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结构层次分明；保罗・鲁道夫设计的麻省大学达特茅斯分校与之遥相呼应，校舍恍如巨龟般巍峨耸立。这些怪诞而宏伟的建筑，最终成为了新一代人的审美图腾。

回望过去，我认为粗犷主义能在网络时代蓬勃发展，还有两个重要因素。首先是九一一事件。世贸中心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粗犷主义建筑，却同属晚期现代主义。两栋建筑的倒塌，加强了这类建筑与恐怖景观和暴力的关联。除此以外，这场袭击发生在数码报刊兴起之时，新闻报道开始重图轻文。在网速提升与档案分享成本下降的推波助澜下，网络世界以一种近乎暴力的方式进入了「读图时代」。

数年后，粗犷主义建筑凭着其雕塑般的形态和冷峻线条，特别是所塑造的光影效果和粗糙肌理的质感，奠定Instagram早期以低传真（lo-fi）摄影为主的美学风格。粗犷主义建筑天生适合黑白摄影、特写镜头、抽象取景以及强调重复构图的画面。相比其他建筑风格，它们更易于捕捉，成为无数业余摄影师的绝佳题材。这些摄影爱好者利用新兴的滤镜模仿菲林质感，或运用HDR（高动态范围）等功能创作全新的数码影像。进入2010年代，随着建筑摄影在新兴照片分享平台爆红，像《这粗犷的世界》（2016年）和《混凝土概念》（2016年）等阐述粗犷主义的精装书册，也纷纷进驻当时流行的文青咖啡店和独立书店。

然而，这种转向摄影的趋势，实则是一剂糖衣毒药。表面上粗犷主义大获全胜，却有违其美学魅力的初衷：一旦脱离政治与社会脉络，这些图像便将整个运动扁平化，沦为一堆标志性建筑符号和几位伟大男性建筑师（艾莉森・史密森除外）的个人秀。当时的建筑文化同样围绕着这种非政治化的原型打转，这一点从许多由法兰克・格里（Frank Gehry）、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等明星建筑师设计的运动场馆中可见一斑。他们以壮观、俯冲的流线造型，以及建筑与场地环境之间出人意表的并置效果，创作俘获观众欢心的建筑作品。

粗犷主义融入了现代主义的理想，认为建筑可以利用技术官僚主义所追求的大胆形式，作为推动进步的力量。当粗犷主义将创造力发挥到极致时，既能够尊重个体的独特性，又唤起大家对建筑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怀旧情怀。正因如此，粗犷主义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建筑便显得合情合理。无论是仁德爱民的社会民主政府，或是监控人民的国家，乃至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帝国体制，不同形态的政权都在粗犷主义中觅得一种共通语言，用以传达其理想公民生活的愿景。

不过随着这些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建筑项目一直演变，许多粗犷主义建筑沦为疏于维护的牺牲品，陆续衰落，反倒引发了一代人的某种不幸迷恋；他们对国家的记忆更多是美学化的，而非来自真实的生活体验。日渐衰落的粗犷主义建筑变成了某种恋物对象。这种现象在英国的情况，与经历「白人外流」后、底特律废弃剧院那类「废墟色情」摄影异曲同工，这类照片彻彻底底地从历史与实体空间中，抹除了非裔美国人的遗产。这种恋物冲动，连同粗犷主义这个充满争议且通常不甚精确的标签，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西方，延伸至前社会主义世界。在那里，用于居住、工作或休闲的公共建筑，粗暴地与服务极权政府的建筑画上等号。

尽管许多粗犷主义建筑确是用清水混凝土建造，但大家所说的「粗犷」逐渐与此材质脱钩。英国作家欧文・海瑟利（Owen Hatherley）特别以摄影师扬・肯普纳尔斯（Jan Kempenaers）拍摄南斯拉夫纪念碑为例，这类名为「斯波米尼基」（spomenik）的建筑，以大会堂、巨型雕塑、地景艺术及纪念碑等形式出现，主要由当地出资兴建，用以纪念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或遇害的人民。肯普纳尔斯的黑白照片荒凉寂寥，这些纪念建筑被抽离本来的语境，转化为一种供西方凝视的东方主义景观。正如海瑟利所写，这些「怪异的结构必定是凭空降落在乡间，且极可能出自那位『大人物』、独裁者铁托之手」。在此，粗犷主义与颓败或反乌托邦世界的文化历史联想（无论牵强与否）再次浮现。

即使千禧世代对他们未曾亲历的二十世纪充满迷恋，但拯救粗犷主义地标的大型保育运动大多以失败告终。罗宾汉花园是史密森夫妇的重要之作，曾容纳数十户家庭，即便在粗犷主义热潮达到顶峰的2017年，仍难逃拆卸厄运。我从十四岁起就参与保育保罗・鲁道夫设计的戈申政府综合大楼，这场保育运动长达十年，可是2017年这座大楼继续开展扩建工程，经历犹如切开脑叶手术般的恐怖改造，落得面目全非的下场。至于他那无法取代的艾利昂・希钦斯大楼在，亦在2021年被夷为平地。

不过，部分建筑得以幸存，尤其是布鲁尔的作品。布鲁尔是游走于现代主义与晚期现代主义之间的关键人物，当年应导师兼包豪斯创办人华特・葛罗培斯（Walter Gropius）邀请移居美国，其后声名大噪。布鲁尔的得意之作屹立于麦迪逊大道945号，原本是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旧址，多年来用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弗里克收藏馆等文化机构的临时空间，如今由苏富比接手打理。位于纽黑文的倍耐力大楼由布鲁尔与罗伯特・F・盖蒂（Robert F. Gatie）设计，2022年以「马塞尔酒店」之名翻新启用，成为别具一格的时尚酒店。其他粗犷主义风格的代表建筑，例如高芬格的巴尔弗伦塔和钱柏林、鲍威尔与邦建筑师事务所的巴比肯中心，也在岁月洗礼后得以重生，蜕变为热门艺术空间和顶级房地产项目。

粗犷主义至今仍背负着充满矛盾的语义和历史包袱。虽然互联网曾让年轻一代对其趋之若鹜，但随着掀起这股热潮的照片网站和应用程式逐渐被短片取代、后者对建筑这类静态主题并无优势，粗犷主义热潮开始退却。作为国家权力的代名词，粗犷主义依然勃发生机，同时也继续成为箭靶，尤其受到视之为新古典建筑死敌的英语圈保守派抨击。流行文化对粗犷主义的刻板描绘依旧，科幻作品亦继续有意无意地借用其魅力；新推出的《星球大战》衍生剧《安多》中，费里克斯星球的建筑设计，就与晚期现代主义建筑师爱德华・拉夫尼卡（Edvard Ravnikar）的砖造建筑惊人地相似。

然而在我看来，这场运动之所以历久弥新、回响不绝，原因很简单：粗犷主义拓展了建筑形式与组织的极限，而这一切尝试，终究是为了使用者的福祉而行。

横幅照片取自马塞尔・布鲁尔文献，1920年至1986年。史密森尼博物院美国艺术档案馆／Marc and Evelyne Bernheim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