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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与共：中日韩艺术的交流互鉴
岁月悠悠，中国、日本、韩国在艺术上各自发展出独特的表达形式，但三地的艺文传承却源自深厚的共同历史和文化底蕴。本文透过介绍冈田美术馆的至宝珍品，探讨文化交流、外交、商贸、战争如何塑造东亚艺术的面貌。
2 025年9月，「伊势彦信珍藏重要中国陶瓷」专场表现亮眼，成交率高达99.5%。承接这股气势，同年11月，苏富比中国艺术品部推出「冈田美术馆藏亚洲艺术珍品」，最终夺得拍品悉数成交的白手套佳绩，更于日本艺术刷新两项拍卖纪录，而高丽和朝鲜王朝的陶瓷成交表现亦非常瞩目。
冈田美术馆典藏涵盖中国、日本、韩国的艺术瑰宝，由壶中居历经三十载精心搜集，该商号由广田松繁（不孤斋）在1924年创立。这批非凡珍品囊括东亚艺术中许多巅峰之作，所反映的社会和宗教价值观，皆植根于共同的思哲基础和影响历史流变的政治力量。
今年9月，冈田美术馆典藏载誉归来，再次展现非凡底蕴，本文尝试探讨文化交流、外交、商贸、战争等力量，如何塑造这三大东亚文明的丰富艺术面貌。
中日韩源远流长的跨国交流
东亚地区幅员辽阔，犹如一幅复杂的历史图景，由贸易路线和广泛的政治与文化纽带编织了多个世纪而成，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三地之间渊源深厚紧密，一切皆从共同的书写文字、思想体系和广阔的文化关联而起。
关于战争、征伐、外交斡旋的种种记载，勾勒出统治者为争权逐利而带来的残酷斗争。以中国史上的辉煌时期唐朝（618–907年）为例，唐太宗曾与新罗结盟，后来唐高宗派兵支援新罗，攻灭百济和高句丽。唐室介入朝鲜半岛三国的权力斗争为时不长，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无可避免吸收了唐代文化的各个面向，例如政治体制和儒家思想。
飞鸟时代（538–710年）是日本历史的转捩点，日本采纳中国政制，建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度。佛教和由中国与朝鲜半岛传入的各种外来概念，诸如汉字、钱币、统一度量衡等，对日本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高丽时期（918–1392年），佛教在朝鲜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成为朝鲜国教，像净瓶一类的青瓷，是高丽许多佛教寺院中备受珍视的重要礼器。
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东亚各国饱受内忧外患威胁，叛乱频生。宋代（960–1279年）中国屡受外敌侵扰，最终首都开封被金人攻占，北宋（960–1127年）灭亡；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建立南宋（1128–1279年）。后来蒙古人南侵，攻灭南宋残余势力，建国号元（1271–1368年）。直至朱元璋推翻蒙元，建立明朝（1368–1644年）后，政权才回归汉人手中。与此同时，高丽王朝已统治朝鲜半岛接近五百年，但多年来与元朝交战，国力日渐衰落，最终被推翻，为李氏的朝鲜王朝（1392–1910年）所取代。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出现文化复兴，影响遍及三地，这股风潮延续至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年），并直至德川幕府因明治维新（1868–1912年）的兴起而终结，以及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清朝（1644–1911年）覆灭后，才告终结。
从历史长河所见，当中就交织着艺术在各处发展的平行故事，以及中、日、韩三地之间的艺术对话。在新石器时代，这三大文明早已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面貌，但考古发现却提供了这些早期文化有所交流的证据。然而，当日本和韩国仍处于新石器时代之际，中国的发展更为迅速，青铜文化出现，让商朝（约公元前1600–1046年）在生产石器、青铜器、玉器、陶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并发明了建基于象形文字的书写文字，为鼎盛的国势奠定基础。随着韩国和日本相继转型为农耕社会，这些文化元素也逐渐传入。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君主积极对外扩张，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文化元素向日本和韩国传播。
从此以后，随着时间过去，中国、日本、韩国发展出各具特色和视觉表现形式的艺术文化，但透过贸易、朝拜之行、战争、外交往来，三地艺术一直在互相影响，因此仍存有许多共通之处。
文人传统与崇敬自然
唐朝是国际交流蓬勃的时代，中外使团携带丰厚的贡礼来往东西之间，成为文化交流和传播儒学哲理的主要媒介。山水画追求自然之美，已获肯定为重要的艺术形式；陶瓷工艺也不断创新，釉料技术进步神速，令人瞩目，器身的刻花和雕饰也有所突破。唐代时中国是日本僧侣的热门求法之地，这个现象在平安时代（794–1185年）尤其明显，见证两地佛教艺术发展兴旺。
在接下来的数百年，艺术浪潮的影响持续从中国东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尽管视觉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中国、韩国、日本都十分敬重文人传统，这一点是植根于当时兴起的宋明理学，融合了道家和佛教思想，自宋代起便成为东亚学术圈的主导哲学。
例如，文人画在宋代发展极盛，而放眼日本，继镰仓时代（1185–1333年）之后，室町时代（1392–1573年）是艺术创意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朝圣之行和外交往来，室町幕府的将军搜藏大量宋元画卷，这类收藏继而影响了日本水墨画传统的发展，狩野派是日本艺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画派之一，这个画派的艺术家所受的影响最为明显。
公认为狩野派创始人的狩野正信（1434–1530年）与重要的禅寺关系密切，所以创作时会采纳僧侣喜爱的中国画风和题材，而这类作品相当重视水墨用笔。正信的儿子狩野元信（约1476–1559年）拓展了创作范围，将中国画风融合日本画家对色彩和图案的审美意趣，开创出别树一帜的风格。
陶瓷与贸易及外交动态
陶瓷制品经常透过贸易出口到别的地区，或者成为中国、韩国、日本使团交流的赠礼；陶工有机会迁徙，通常是因为战事而逃离原居地，此时便将技艺和审美带到异地，这些因素都对三地的陶瓷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盏是专为品茗而制的茶碗，也是前文提及出口到其他地区的商品。这类茶盏胎薄体轻，带有棕色兔毫斑纹，釉色由蓝黑色到深褐色不等，口沿常镶银扣或铜扣，深受许多天目山寺僧青睐，谓之「天目」。中国的绘画、书法、陶瓷在日本备受推崇，日本人会称这类特意输入的中国器物为「唐物」。
在朝鲜半岛，宋人的创新釉料和窑烧技术对高丽王朝的陶瓷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明清两代生产许多巧夺天工的瓷器，对随后朝鲜王朝的陶瓷产业发挥了关键作用。
宋代青瓷中以传世极罕的汝窑器最负盛名，北宋时汝瓷烧造时间短暂，汝瓷釉色多样，由天青到带乳白色调的卵青不等，色泽变化微妙，备受推崇。汝瓷釉面的开片纹是大家珍视的特质之一，开片形态多变，由不规则的细密开片到蟹爪纹，以至深得人心的冰裂纹皆有之。出口至朝鲜的宋代青瓷，如北宋的钧瓷和南宋的龙泉窑青瓷，也对高丽青瓷的发展影响深远。
青釉陶瓷是高丽王朝时期生产的主要陶器，标志着韩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点。高丽陶工从宋人学到了不少技法，特别是透过南宋的越窑青瓷。据史载，徐兢（1091–1153年）在宣和五年（1123年）奉命出使高丽，曾到访高丽国都开城，回国后他记及高丽陶瓷与中国汝瓷和越瓷有相像之处。在高丽王朝早期的陶艺作品中，可以发现这类中国瓷器的影响，亦见高丽陶工有意识地对器型（如源自中国的梅瓶）和纹饰进行模仿。
到了十二世纪中叶，当地人民的品味成为推动青瓷产业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力，高丽青瓷富有光泽，釉色蓝中带绿，由于运用当地原料，发色呈灰，本身在高丽备受推崇，部分成品甚至会远销中国。
中： 青瓷铁地象嵌花纹瓶，高丽王朝，十二世纪 ｜成交价 1,524,000 港元
右： 粉青沙器铁绘双鱼纹瓶，朝鲜王朝，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 ｜成交价 190,500 港元
高丽青瓷体现了韩国陶瓷对优雅美感的重视，在朝鲜王朝建立头二百年间制作的粉青沙器，则反映朝鲜陶工的实验精神。粉青沙器风格鲜明，独树一帜，胎土呈灰色，胎质相对较粗糙，通常以在釉下施罩化妆土为装饰，高丽陶工以镶嵌技法在瓷面加入细致纹饰，图案与中国大量输往韩国的磁州器划花纹饰颇为相似。 1592年至1598年间，韩国受日本侵扰，粉青沙器的生产逐渐在十六世纪末被瓷器所取代。
青花龙纹罐是韩国最早生产的瓷器之一，创作灵感或源于宣德皇帝（1425–1435年在位）赏赐朝鲜世宗大王（1418–1450年在位）的中国青花龙纹罐。这类瓷罐是朝鲜王室仪典中的重要礼器，但绘制纹饰所需的钴料必须经由中国进口，由于当时的地缘政治局势复杂，清军曾在1627年和1636年先后入侵朝鲜，加上后来由明入清的政治动荡，所以基本上已不可能进口钴料。因此，朝鲜陶工在十七世纪渐渐发展出采用当地原料制作的单色釉器，其中包括如今已经闻名遐迩的月亮罐。
日本浮世绘的黄金时期
中国明清两代在制瓷技术取得空前的辉煌成就同时，日本艺术也在德川幕府的大力扶持下蓬勃发展。虽然日本实施锁国政策，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但仍允许国民与荷兰和中国商人进行有限度的贸易，反而刺激了日本瓷器的发展，并让明代的文人艺术渗入首都江户（今东京）的学术圈。
右： 色绘宝尽文八角皿，肥前锅岛藩窑，江户时代，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 ｜成交价 1,270,000 港元
浮世绘是这个时期发展出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这类木版画描绘日本风化区内呈现享乐主义文化的生活景象，众人在区内自由来往，纵情声色犬马，不受德川政权强加的社会隔离所束缚。木版画会大量生产，售予广大民众。当时浮世绘艺术家人才辈出，著名绘师喜多川歌麿（约1754–1806年）凭借着重头部特写的美人大首绘而声名大噪，他笔下的花街妓院、歌舞伎剧场、茶屋幕后生活生动细腻，风靡万千。十九世纪初，葛饰北斋（1760–1849年）和歌川广重（1797–1858年）进一步革新浮世绘的体裁，将焦点转向风景画。歌川广重离世后的十年间，德川幕府倒台，政权交还明治天皇，明治政府推行维新改革，标志日本迎接现代化的新时代到临，同时也代表着浮世绘传统步向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