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跫音—文人手迹专辑

1984年入香港中文大学时，刚巧巴金先生来香港，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我们几位同学一起去大学宾馆访问他，那是一次近距离亲炙文学大师的机缘。没想到几年之后，居然有机会编辑十卷本《巴金译本集》。至今的感觉仍恍如昨日，一页页翻检「文化生活译丛」旧译本，看着巴老新的校改修订。那时候他已住院，是在医院里重新修订这十本译作的。字迹笔划有点颤抖然而依然清晰有力。如今隔了三十多年，没想到又有机会看到巴老的手稿，如见故人。

这份手稿共六页，写在香港上海书局监制的500字「我的原稿纸」上，三页作品编目和三页后记，正是1980年巴老为香港昭明出版社亲自选编《巴金选集》的编目和后记。字迹清晰工整，巴老在这篇〈后记〉中，响应批评者对他的攻击：「一棍子打死人或作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作者有权利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为读者提供了接近巴金心路历程的稀见文献。手稿既保留着作家的心绪情感与生命体温，也蕴含着的时代信息和背景。

这篇〈巴金选集．后记〉成于1980年8月19日，是巴老1979年4月率中国作家代表团首次访问法国回到上海后执笔的。我们记得，十年文革后，巴金那次在巴黎掀起了一股「巴金热」，至今在文学界仍被视为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这段佳话得以传颂起来，是因为高行健1979年5月发表了一篇〈巴金在巴黎〉，那也是高行健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高行健是巴金访法代表团全程翻译。2005年高行健在香港，忆述陪巴金到巴黎的往事，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到访巴黎，他说巴老作为中国文学的泰斗，在巴黎接受采访后，却出乎意料的说：「我身边的这个高行健不只是一个翻译，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是中国文学年轻一辈的代表，你们要想了解中国年轻一辈的文学就得访他。」

1989年后高行健远离故国，覊留巴黎，1991年他在巴黎写出了他实验性最强的中篇作品〈瞬间〉，就是现在看到的这20页高行健亲笔手稿。小说1992年首次发表于北岛在香港出版的《今天》，随后被台北《中时晚报》转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高行健增订早年出版的小说集，特别强调这篇〈瞬间〉，并重作修订。论者说，有了这篇〈瞬间〉，是为高行健小说艺术最完整之呈现。

〈瞬间〉原稿和修订后的印刷版有什么不同？这一篇高行健晚期作品，原意是为拍摄电影而作，如何使得高行健小说艺术变得完整？这篇未曝光过的手稿，显然是一篇非常珍贵的研究和收藏文献。

偶而相遇的巴金和高行健两份大师手稿，想不到个中有着藕断丝连的文学因缘。这正是收藏的乐趣，也是文学史中引人入胜的深层故事。2017年苏富比「读书人家：董桥书房剪影」，展览了董桥一批手稿和珍藏信札，泛起的涟漪，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在机械复制的数码时代，手稿真迹保存的已不只是旧时的「灵晕」，更透现着文化遗民的执着情怀。这种情怀如余英时先生八十年代藉《明报月刊》写的陈寅恪：「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余英时说没有《明月》主编董桥的同情理解，他的陈寅恪研究不可能发展为后来的规模，董桥说余先生永远是他的老师。他们俩不约而同都说，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投契，彼此都抱着一种「旧文化人」的襟怀。

余先生写给董桥的书信，现在大多都收录在《余英时书信集》了，这封手书原信，写于1984年，内容正是余先生从耶鲁寄〈陈寅恪的晚年心境新证〉事宜。斯人已逝，风吹雨打，四十年前的手札依然风流蕴藉，念兹在兹。

说到彼此都抱着「旧文化人」的襟怀，董桥后来在他的《文林回想录》里有更多的叙述：「2014年4月我七十二岁退休，余英时先生在我主编的苹果树下报纸专版写了一篇文章简述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接着全文引录了这篇〈为董桥兄荣休作〉。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手稿写满足足三页A 4纸，余先生文章向来行云流水，字体雍容尔雅，为文真情流露，一气呵成。令人觉得妙不可言的是，曾经两度与余文一起印行过的董桥〈珍重〉手稿，这次也出现在我们眼前。这篇〈珍重〉，仍然是《苹果日报》天头地脚宽大的400字大稿纸，共八页，横写，跟苏富比展览过的董桥全本《我的笔记》手稿一样。手稿篇名，红笔写「珍重」二字，前三页颇多修改，有四种不同颜色的笔迹，看得出起码修改过四遍。个别地方用过白色涂改液，这是董桥写作的习惯。〈珍重〉是作者在任《苹果日报》社长时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此去山青水绿，作者结尾处说的「珍重千万」，手稿原来写作「千万珍重」再改过来的。最后一页稿纸边上，加插的这么几句，不知是不是收到〈为董桥兄荣休作〉后补写的：「那是三十多年前我读余英时兄绝句联想到的中国情怀：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

艺术家的精神投契，我们更耳熟能详的是小说家刘以鬯和电影导演王家卫。王家卫不止一次说，他的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让世人重新认识，知道香港曾经有刘以鬯这样的作家，是最让我开心的事。」虽说《花样年华》「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但有幸一睹小说家刘以鬯几十年前的小说手稿时，我们还是宁愿相信，那个时代虽然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情怀，多多少少还是留了下来。

这篇刘以鬯短篇小说〈为什么坐在街边哭？〉成于1987年，比起启发王家卫灵感的《酒徒》和《对倒》，属晚期作品。手稿八页，稿纸每页400字，篇末是「一九八七年 月 日」。具体月日空着未写。手稿第一页，有一句「上海人不同我们中国人」，作者加了一个「注」，但篇末并不见这个「注」的释文。

〈为什么坐在街边哭？〉收入1991年的香港文学丛书《刘以鬯卷》，印刷版那个「注」的释文是：「有些香港人以为只有讲广东话的人才是中国人」，印刷版篇末日期是「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

刘以鬯不只仅仅是一个小说家，他在香港文坛地位举足轻重。比他晚辈被他提携的西西、董桥、也斯，曾多次推崇其对香港文学的贡献。早年他编辑《星岛》、《快报》文艺副刊，晚年创办主编《香港文学》月刊，为香港公立图书馆编撰《香港作家传略》，为《香港文学史料汇编》撰写的〈前言〉，他说：「香港文学喝的是中国母亲的奶汁，穿的是英国干爹的服装，作为中国文学的旁枝与华文文学的组成部分，自有其独特的个性。」这篇〈前言〉显然是一篇重要的香港文学史文献，最初发表于1989年1月16日《星岛日报．大会堂》。三页手稿，每页400字，文章完成后有三处分别被作者划掉几十字，全文虽只有千余字，言简意阂，堪称是他对香港文学最明确的主张。

在香港文学领域，若说还有比刘以鬯更资深的，可能只有「云姊姊」黄庆云了。1937年才十七岁的黄庆云来到了香港，和张爱玲同期读香港大学。时值抗日，黄庆云每个星期日去小童群益会做义工，给孩子讲故事。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硕士后，回香港主编《新儿童》。女儿周蜜蜜说她母亲很喜欢港大教授许地山翻译的印度童话，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听，讲到没有故事可讲了，她就自己下笔写，这样为儿童终生笔耕不辍，与儿童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云姊姊」的香港童话，是美丽的童话。美丽的童话不会老，美丽的人不会消逝。然而，当香港最传奇的报人罗孚先生，2014年带着一生的秘密走了，亲家黄庆云、罗海星的岳母，心情平静的写了一篇〈怀罗孚〉。

这篇〈怀罗孚〉没有发表，直到最近才浮出地表。手稿字迹非常秀丽，共六页，每页400字。〈怀罗孚〉记述着罗孚、黄庆云两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家的交往，记载着罗、周两家五十年来的姻亲和友谊，也记载着他们经历过的大陆和香港当代史的惊涛骇浪。据知苏富比求证过周蜜蜜，问她既然文章写好了，母亲为什么不发表呢？「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说的是罗孚先生，为什么这篇〈怀罗孚〉，「云姊姊」生前也不公开发表呢？她莞尔，淡淡的说，她们那个时代都过去了啊。

那个时代真的都过去了吗？而今也已八十多岁的李欧梵先生，小时候从大陆去台湾，大学后从台湾去了美国，晚年又从美国来香港安家。三十年前他人在美国，写了一篇〈一个时代的结束〉，给《明报月刊》，怀念美国著名诗人、岳父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后来收入他的散文集《狐狸洞书话》。

写此文的时候，李欧梵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后来的哈佛大学教授，文中不只忆述他和岳父的感情，着墨更多的是两代人的文学抱负和文化使命感，这篇〈一个时代的结束〉手稿最后一段说：「我不得不自我反省，我这一代的人，是否真能够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廿世纪还剩下九年了，我不禁感到一点世纪末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