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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full screen - View 1 of Lot 6029. 余英時 致董橋信札 | Yu Ying-shih, Letter to Tung Chiao.

「小風景」收藏 ︳From the Collection of Ink&colour Gallery

余英時 致董橋信札 | Yu Ying-shih, Letter to Tung Chiao

Lot Closed

December 20, 03:37 AM GMT

Estimate

8,000 - 20,000 HKD

Lot Details

Description

Yu Ying-shih

1930-2021

Letter to Tung Chiao


ink on paper, one leaf


21.6 x 14 cm 8½x 5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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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 致董橋信札

圓珠筆紙本 一通一頁


內容︰

董橋兄︰

九月三日曾寄上拙文一篇〈陳寅恪的晚年心境新證〉,不料秘書所貼郵資不足,致遭退回,延誤一星期,已不及趕上十月號矣。今又再度以掛號寄上,當與此信同時可達 左右。此稿主要是答復馮衣北先生的駁文。我本欲置之不理,但後見其文中頗有新資料可証前說,是極為有趣,故趕寫此文,意欲早日刊出,了一段公案,不料又橫生枝節,延誤時日,此文雖無時間性,但答辯終以愈早愈好也。文中語氣已力求平和,偶有不妥,請代改定。又如時間允許,可否先寄一校樣來,由 弟親校一次?

餘不一一。 祝

弟余英時上。九、十一。 


來源:現藏者得自上款人


註︰本札書於耶魯大學歷史系箋紙,〈余英時書信選〉訂為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一日所書,信上交代向董橋郵寄〈陳寅恪的晚年心境新證〉供〈明報月刊〉刊登之事,並謂此乃答覆馮衣北先生的駁文。


文字收錄於〈余英時書信選〉(臺灣,聯經出版公司,二○二二年八月),頁131


「2017年蘇富比『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展覽了董橋一批手稿和珍藏信札,泛起的漣漪,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在機械複製的數碼時代,手稿真跡保存的已不只是舊時的『靈暈』,更透現着文化遺民的執著情懷。這種情懷如余英時先生八十年代藉《明報月刊》寫的陳寅恪:『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餘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

余英時說沒有《明月》主編董橋的同情理解,他的陳寅恪研究不可能發展為後來的規模,董橋說余先生永遠是他的老師。他們倆不約而同都說,那是一種精神上的投契,彼此都抱着一種『舊文化人』的襟懷。

余先生寫給董橋的書信,現在大多都收錄在《余英時書信集》了,這封手書原信,寫於1984年,內容正是余先生從耶魯寄〈陳寅恪的晚年心境新證〉事宜。斯人已逝,風吹雨打,四十年前的手札依然風流蘊藉,念茲在茲。 」


─林道群



董橋〈文林回想錄〉


「余英時詮釋陳寅恪學術精神、晚年心境和晚年詩文的幾篇文章引起馮衣北的回應和反擊背後有一個重大原因。馮衣北〈也談陳寅恪先生的晚 年心境——與余英時先生商榷〉一文說︰


陳寅恪先生作為一個學者,對其當年身歷目睹之事,有所不滿和非議,是完全可以理解,無足深怪的。假若余英時先生是從這麼一個角度出發,如實地探討陳寅恪的晚年心境,那麼,對於了解這位史學大師的生平和思想,可以很有幫助。然而,余先生在論及陳寅恪先生上述的「心境」的同時,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國民黨政權牽扯過來,談論 陳寅恪先生對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覆滅如何充滿傷悼,對自己當初沒有逃離大陸如何後悔不已,又如何像明末遺民拒不仕清那樣堅持為國民黨政權「守節」;以及日夜盼望臺灣的國民黨能捲土重來,盼不到時又如何借著書立說來寄托哀感等等。在余先生筆下,陳寅恪先生成為一個錢牧齋式的人物,一個因為未能「扈蹕」又未能「殉節」,從而對國民黨政權充滿愧悔和眷戀的孤臣孽子。


余英時先生當然明白署名「馮衣北」的文章是代表某一部門中共官方的文章,執筆者只是奉命而行。余先生在〈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下篇中重申他的動機說︰


我在《釋證》中曾聲明,我研究陳先生晚年詩文只有「歷史意義」,並無「現實意義」。我的基本立場是史學上的求真,因此不能考慮政治上發生甚麼效果。我的目的是希望盡量弄清楚陳先生詩文的全面意涵。我也自承學力太有限,不足以承擔這個任務。陳先生說他對錢牧齋、柳如是的詩文或「多不得其解」,或「瞠目結舌,不知所云」。這在陳先生是謙詞。但在我而言,面對陳先生的作品,卻實有此感。馮先生說︰「在陳寅恪晚年的詩作中確有一部分是針對中共當時所推行的一些錯誤政策而發的,這類作品,余先生都詳細引述了。不過,也不見得全都解釋正確。」這個評斷我是完全接受的。不過馮先生所舉的例子卻不能使我信服。


這些年,余先生對中共的許多批評都寫在許多篇論政文章裏了,完全用不着借陳寅恪來含砂射影。余先生文章中於是清楚告訴馮衣北說︰「政治只是一時之事。身在其中的人也許把它看得很重要,但事過境遷之後便會越來越失去其重要性了。而且我對陳先生晚年詩文的釋證在實質上對國民黨政權也同樣沒有好處。」余先生甚至說,陳寅恪的晚年心說穿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這樣的結論國民黨怎麼會滿意?知識份子的天職永遠是對執政當局的監督和批評,這是文明國家的執政者必須正視的狀況也必須要有的雅量。余先生對陳寅恪晚年詩文的釋證重要的 是他解開了文中的暗碼系統。在我漫長的讀書生活中,余先生這套細緻的演繹給了我柳暗花明的驚喜。」



21.6 x 14 cm 8½x 5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