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布萊伯利這關番話，看似與中國文化和歷史毫不相干，但仔細尋思，他的想法與中國人鑑賞書畫的方式其實頗有共通之處。歷代文人藏家在經手的書畫題字鈐印，讓它承載的內容不斷延伸，藏家留下的印跡也成為作品的一部分。不論是如布萊伯利所言的「靈魂」，還是無以名狀的生活氣息，經得起時間推敲的藝術品是超越物質的昇華，而不止是一件用紙筆印石製造出來的作品。

以此御璽為例，壽山石質，印面刻「乾隆御覽之寶」六字，為乾隆皇帝御用之印，重量甚足。此寶鈐蓋在一幅又一幅的名家書畫上，積年累月，璽文已略有摩損。而御璽在無數丹青留下的朱紅印記，猶如飛鴻踏雪，隨書畫輾轉流傳於世。

乾隆皇帝是清朝定都北京後第四任君主，璽上「乾隆御覽之寶」六字點明他熱愛收藏，更坐擁數量龐大的藏品。他下令彙編的書畫目錄，不單記載內府收藏的大量歷代書畫名蹟以茲記錄，更藉此彰顯皇權，標榜道統。內府所儲珍品堪稱宏富，計有數萬件之多，涵蓋詩、書、畫、工藝品，全為皇帝的個人收藏。在中國歷史上，皇帝的喜好往往塑造了當朝文人審美鑑賞的風氣，這個傳統直至十八世紀仍維繫不墜。那麼乾隆皇帝擁有的天下珍寶中，他屬意哪一件，藉以向後世展示個人品味呢？

此御璽由供職於康雍兩朝的藝匠精製，乾隆皇帝於1735年登基後，以此標記御覽過的皇家珍藏。清代末年，御璽從供奉歷代清帝的壽皇殿杳然消失，一個多世紀後才重見天日。這方鑑藏御璽消失多時，所鈐蓋過的書畫是寶璽唯一的存在證明，而得此璽鈐蓋的畫作無不是中國藝術史上最為人推崇的作品：范寬的《谿山行旅圖》被譽為中國山水畫巔峰鉅製；《早春圖》是郭熙的扛鼎之作；《千里江山圖》是傳奇少年畫師王希孟唯一傳世的作品。

想到這些經御璽鈐蓋的北宋丹青，很容易忘記乾隆皇帝的收藏口味其實並不限於經典名蹟。當時，畫風新穎的作品也獲入選於內府，冷枚繪《高士賞梅圖》就是一例。為何要以這幅畫說明呢？

眾所周知，中國畫源於自然，畫者將所見所遊的自然風景內化於心，才呈現於紙絹上，以物寄情——多畫山水、樹石、花烏，少對實物寫真。因此，人物和靜物一類畫材自然不如山水畫受歡迎。及至清代，宮廷人物畫有長足發展，出現了中西合璧的新畫風，在中國傳統畫法及西洋透視法和人體概念中各取其長。如此多樣化的視覺語言能融為一體，可見滿清皇朝正值國力鼎盛，在文化方面亦展現出從容自信。

冷枚供職畫院，歷經康雍乾三朝，人物畫精工細作，深得乾隆賞識，研究冷枚的作品有助了解清初人物畫趨於成熟的發展。

冷枚的《高士賞梅圖》繪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鑑藏御璽鈐印在畫心上方。此作以一株曲折靈動的梅樹作背景，樹下有一高士，侍童為他打傘擋雪，另一男童則獻上折枝梅花。人物面部以傳統「三白法」分染，再施以明暗渲染，塑造立體感。此作讓乾隆皇帝充滿遐想，乾隆元年（1736）他將想像化為詩句，題於詩堂上。他將畫中高士想像成隱逸詩人林逋（967-1028），林逋淡泊名利，終日與詩書相伴，以植梅養鶴為樂。乾隆皇帝能聯想到林逋的典故，足證他深受漢文化熏陶。

這當中最值得細想的是，乾隆皇帝印證了藝術能一直創作下去，作品本身也可以任人詮釋。他不單鈐上私人藏印，還為冷枚的傑作賦予新的意義和面向。如此看來，再回看篇首提出的鑑藏概念，果真誰接觸過甚麼東西，「在把手拿開以後」，後人定能從中看出前人留下的痕跡。

英語原文，中文翻譯：劉偉娟
This article is originally written in English. The Chinese version is translated by Caddie Lau W.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