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品味:十九世纪墨地彩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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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彩瓷在西方被称为「famille-noire」,这一称谓最初由法国作家阿尔伯特•雅克玛特于1873年提出。十九世纪末是墨地彩瓷的辉煌时期。时康熙瓷器在欧美极为流行,各种名称、品类及藏品目录应运而生。墨地彩瓷的流行,与同时期的美学潮流有着紧密关联。当时著名艺术家但丁•加百列•罗塞蒂(1828-1881)及詹姆斯•惠斯勒(1834-1902)推崇英国唯美主义运动,此二人即钟爱收藏康熙青花瓷器;其他因素并包括1853年舰队司令马修•培里将军「黑船来航」事件令日本风成为文化界亮点。再者,当时西方的工业发展一日千里,众多工业家因成钜富,继之大量购买顶级艺术品,此类尺寸硕大的墨地瓷器,刚好可以用来装饰他们的豪华府邸,因而令其收藏价值骤增。

在当时著名的古董商中,以 Edgar Gorer、Joseph Duveen 及 Frank Partridge 对于推动康熙瓷器市场最为活跃。他们曾帮助多位重要中国瓷器藏家建立其收藏,并提供了大量的康熙瓷器精品,其中亦包括墨地彩瓷。

在需求增大的情况之下,货源供应变得至关重要。有两个主要原因促使了十九世纪晚期墨地彩瓷在中国的大量烧制。其一是晚清时局动荡,景德镇瓷匠收到的制瓷订单数量减少,故此对订烧制作康熙风格瓷器(包括大型墨地彩瓷)必是欣然接受。其二,据传宫廷太监为了讨好慈禧太后,会在五彩器上添加墨地,制成墨地彩瓷,以悦凤颜(见 Gerald ReiHinger,《Economics of Taste》,卷2,伦敦,1970年,页212)。同样为了取悦慈禧太后,有人也可能聘请景德镇瓷匠制作相近的彩瓷献给太后。在当时售往西方的墨地彩瓷当中,有将康熙瓷器剥彩后重施墨地彩饰之器,亦有将新烧瓷品作为康熙本朝之器者。直至1974年,约翰•亚历山大•波普著Frick收藏瓷器图录时,方始对此类器之断代提出疑问。波普认为此类大型墨地彩瓷皆制于十九世纪晚期(详见约翰•亚历山大•波普,《The Frick Collection: An Illustrated Catalogue. Vol. 7 Porcelains, Oriental and French》,华盛顿,1974年,页87至90)。虽然当时波普及数位学者已经对此类瓷器提出疑问,然而直至1990年代及2000年代初期,此类大型墨地彩瓷器方获公认为十九世纪晚期之器,并重新断代。

墨地彩瓷在二十世纪初期价格曾一度十分昂贵。Frank Partridge 曾以数百英镑购买了一件墨地彩瓷瓶,后于1919年以天价的12,000英镑售予约翰•洛克菲勒(1839-1937)。墨地彩瓷收藏最丰者,当数George Salting(1839-1909)以及James A. Garland(1840-1902),前者后将其收藏遗赠给了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后者的 收藏则由 Duveen 以500,000美元购得,后转卖给了约翰•皮尔庞特•摩根(1837-1913),摩根去世后继由 Duveen 重新购入,其中多数由洛克菲勒纳入收藏。当时藏家及古董商为觅得此类佳器,竞争激烈,不少友人因而反目,甚至演变成官司纠纷。此类墨地彩瓷虽于今天重新被断代为十九世纪晚期,但仍然深受藏家钟爱,并可使今人一窥西方收藏黄金年代的独特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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