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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匯流：從鐘錶與藝術察看世界
多件宮廷瑰寶與珍稀中國工藝精品亮相香港蘇富比之際，本文與大家一起了解中國與歐洲的文化交流如何在中國科學史和藝術史上留下深刻印記。
自 古以來，世界上的偉大文明都是透過交流互鑑來推動發展的。無論是透過戰爭侵略或者商業貿易，科學、技術、語言、藝術極少會個別發展。如古羅馬人從古希臘人借鑑文學、戲劇和神話；印度建築面貌可遠溯至古波斯；又如埃及人對太陽神阿頓的一神崇拜與希伯來聖經的內容可能相關。環顧世界，跨文化的交流推動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中國當然也不能例外。除了與相近的日本、韓國、中東地區交流外，中國也與歐洲緊密互動，兩地之間的交叉影響見諸製圖學、醫學、數學、建築等各個領域。藝術方面，中國與歐洲互相好奇，追慕對方的工藝技術，結果推動兩地在繪畫、琺瑯工藝、玻璃製作、版畫等方面的交流發展，在如此背景下出現的工藝精品和佳構傑作，在藝術史上比比皆是。
「文化⋯⋯不只是由單一群體的資源去建構，還要透過接觸其他文化去創造。」
- 馬丁・帕克納，《文化的故事：從洞穴藝術到韓流音樂》
十五世紀中國的海上實力
十五世紀的中國是世上數一數二的先進大國，擁有豐富的遠航、貿易、交流歷史。憑藉明代航海家鄭和（1371–1433或1435）多次領導船隊越洋跨洲，中國成為各國眼中的世界強國，海上實力無出其右。鄭和曾奉永樂皇帝（1402年至1424年在位）之命，率領世上最龐大船隊六下西洋，據說他的遠洋航線橫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遠至阿拉伯半島和東非，但他出海目的不是為了征服海外諸國，而是開拓貿易，締結邦交，樹立華夏文明的崇高威望。
不過到了宣德九年（1434），宣德皇帝（1425年至1435年在位）頒佈海禁令，所以鄭和在宣德八年（1433）最後一次出使西洋後，全國的大規模航海活動隨即停頓，任由寶船在港口毀爛，三百年來中國在東亞建立的海上霸權也戛然終止。但有學者指出，十五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海上貿易限制逐漸放寬，在萬曆皇帝（1573年至1620年在位）的統治下，歐洲傳教士陸續來華宣道，中國在全球定位進入另一階段，商業活動因遠行和貿易路線擴張而蓬勃發展。當時渡海東來的中國工藝品風靡歐洲宮廷，而從英國、意大利、法國和歐洲各地來華的傳教士也向中國皇帝進貢各種新穎精緻的禮物，將中西文化交流推上新高度。
十七及十八世紀的座鐘、時計與中歐交流
十七及十八世紀，中國透過貿易和文化交流與西方深入接觸，促成宮廷中各類工藝美術興盛發展的時代。紫禁城不僅是當時的政治中心，更加是科學與文藝發展重鎮和國際交流舞台。所有來華傳教士只以佈道天主教為目的，但他們希望利用西方科技知識方便傳教，所以向中國政府送贈大量西洋器物，以爭取朝廷官員的支持。
萬曆皇帝對裝飾華麗的報時座鐘十分好奇，於是天主教耶穌會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應召入宮時，向萬曆皇帝獻上兩尊西式報時鐘。利瑪竇是首位踏足紫禁城的歐洲人，皇帝會就曆法和天文事宜諮詢他的意見。利瑪竇精通中文，經常強調儒家學說與基督信仰之間的相似性。他曾將儒學經典翻譯成拉丁文，又與天文學家兼數學家徐光啟合作，將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的著作《幾何原本》翻譯成中文，對中西文化交流產生深遠的影響。
由利瑪竇來華時的晚明至清代期間，無論是出自歐洲鐘錶匠還是廣州鐘錶作坊工匠之手的機械鐘錶時計，都是真正展示現代化的產物。鐘錶成為深受清代宮廷青睞的重要工藝品，宮內更設做鐘處，處內有一百人左右，負責製作和維修時計，由傳教士匠師監督。
歐洲的科技對清廷有著莫大的吸引力，雙邊關係在清政府治下日漸加強，清廷開始透過廣州的外商提出請求，委託西方製作各類器物。與此同時，中國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在西方興起，啟發像法國啟蒙時期思想家一類的知識分子。
領銜今季香港蘇富比珍貴名錶 I 的拍品是曾屬清宮舊藏、後入藏東京根津美術館近七十年的數尊華麗座鐘。
今次上拍的座鐘由廣州作坊的工匠和英國與瑞士的重要鐘錶商製作，鑲嵌繪工精細的畫琺瑯片和閃爍寶石，造工熟練精到。這些座鐘不僅準確顯示月份、日期、時間，還搭載扣人心弦的精美機械機芯，部分座鐘更會按時播放音樂，悅人耳目。
乾隆年間，廣東官員經常向朝廷上貢這類時計。乾隆皇帝（1736年至1795年在位）熱衷收藏，也致力發展藝術文化，贊助工藝製作。他在位期間，西洋鐘錶大受歡迎，宮廷之外也需求殷切，達官貴人、商賈、富裕文人都爭相搜購。
這類華麗奇巧的機器展示了西方的先進科技，成為中國了解西方的重要途徑，同時是西方致贈中國以建立外交關係的珍貴禮物。不過，鐘錶並非唯一博取中國帝王歡心的西洋技術，歐洲傳教士畫家將西方繪畫技法和琺瑯工藝帶進宮廷，也甚得皇家珍愛。
清宮技藝交流
康熙皇帝玄燁（1662年至1722年在位）是清朝定都北京後的第二位皇帝，具備過人的政治智慧和見識，對西方科學興趣濃厚，總是孜孜不倦學習天文、數學和科學。他也對歐洲匠師帶來的創意和技藝抱持開放態度，在紫荊城內設立各類作坊製作各類工藝品，對清宮藝術產生深遠影響。
清廷在江西景德鎮設御窰燒製素淨白瓷，再將白瓷胎運送至北京宮中作坊，在引入西方技藝的傳教士匠師監督下，宮廷畫工在白地瓷胎施彩入窰復燒，方成御用彩瓷。畫工所施彩料即為琺瑯彩。琺瑯彩的字面意思為「洋彩」，這種彩料由西方引入，本來是施於玻璃和銅器上的彩釉，傳入中國後在御瓷燒製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琺瑯彩料色彩濃麗繽紛，為中國彩瓷帶來革新的風格和技術，早期琺瑯彩瓷採用歐洲進口的琺瑯原料，後來御窯廠亦研發出國產彩料，御窯彩瓷燒造更得以進一步發展。
例如，在今季中國藝術珍品亮相的清康熙琺瑯彩胭脂紫地開光花卉紋盌，傳承清晰、來源可靠，曾入藏匹茲堡卡內基藝術博物館。有學者認為此盌或為清宮第一批成功試燒出「卡希烏斯紫」（Purple of Cassius）的琺瑯彩瓷 - 標誌這胭脂紫地琺瑯彩瓷的誕生。
歐洲傳教士供職清宮內廷作坊，也對中國宮廷畫發展大有裨益。意大利傳教士朱塞佩・卡斯蒂留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擅長繪事，由教廷派往中國後取漢名「郎世寧」，其後獲召入宮，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宮廷畫家。郎世寧將歐洲繪畫風格結合中國題材和審美品味，又教授宮中畫家西方技法，清宮繪畫逐漸受到西方技法和畫風影響。他侍奉乾隆皇帝三十載，技藝超卓，深得器重。乾隆皇帝熱愛藝術，並沿襲祖父和父親支持文藝發展的做法，在全國延訪和招募技藝超群的畫家和工匠入宮，奠定中國藝術邁向頂峰的發展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