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傑作」系列最後一部分——「西器東傳」呈獻多件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西方錶匠專為中國、土耳其及印度市場製造的精美時計,包括一對編號相連的Vaucher黃金鑲珍珠琺瑯懷錶、一對Henri Capt 自動音樂懷錶、一件為土耳其市場製造的音樂香水小瓶、一枚繪中國帆船的Ilbery 畫琺瑯雙面懷錶。這些珍貴的西洋古董鐘錶,展現當時西方人為迎合東方市場需要而精心鑽研的設計心思。
本拍賣呈獻的拍品橫跨西方三百年鐘錶製造史,包括現代鐘錶之父——阿伯拉罕·路易·寶璣製作的時計,還有歷史悠久的世界鐘錶名家——萬國、愛彼、朗格、Charles Frodsham和百達翡麗各款精緻的琺瑯彩繪和複雜功能時計;此外,拍賣亦呈獻一枚相信產量極少的雅典(Ulysse Nardin)天文航海懷錶。
精選拍品
浩瀚廣博的西洋古董時計珍藏系列「時間傑作」最後一部分「西器東傳」呈獻一百餘件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為中國、印度和土耳其市場而製的時計,款式花樣百出,既有極致繁麗的裝飾設計,亦有奇巧複雜的功能,例如罕有的曆法顯示、自動人偶和自鳴音樂等。這些匠心獨運的舶來器物,彼時皆為王公貴族或商賈巨富的專屬珍玩,尤以中國市場的需求最龐大。
歐洲與遠東的貿易由來悠久,期間或有朝代更迭、戰亂及政局動盪,唯一始終不變的,就是中國人對西洋機械器物的好奇和喜愛,可謂堪比歐洲人對中國瓷器工藝品的渴慕。1601年,即明末萬曆年間,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獲准入京面聖,是史上首次有歐洲人進入紫禁城。利瑪竇入宮獻自鳴鐘,並傳授鐘錶機械工藝和天文曆法知識;而神宗得此新奇方物後,龍顏大悅,珍而重之。到了十八世紀後期,袖珍而機巧的西洋鐘錶已經深入中國士紳階層的市場,英國懷錶和座鐘通過澳門和廣東的通商口岸進入內地市場。然而,瑞士製錶商受拿破崙政權的貿易政策所阻,不得不依賴英國商行將瑞士鐘錶製品遠銷東方。時至十九世紀初,瑞士製錶商才開始佔據中國市場大半壁江山。
相對歐洲人對時間測量的精準要求,古代中國人對時間的觀念不太明確,因此部分出口中國的鐘錶特別強調計時功能,以彰顯西方的創意和工藝成就。當時國人對自鳴機械鳥、自動人偶等西洋機械構造和繁艷裝飾驚嘆不已,但除了花俏機巧的設計之外,製錶匠為迎合中國人與西方截然不同的讀時習慣,亦為中國市場製品加上大三針。舉拍品549為例,上半部分的小錶盤顯示小時,整個錶盤上有四個獨立的自動人偶,各自展示敲鐘及奏樂等動作;此外,栩栩如生的動物場景(拍品548)亦深得東方豪客們喜愛。
除此以外,當時的中國豪客亦十分視鐘錶的美學設計。對他們而言,收藏鐘錶的意義不在於測時,而是一種展示經濟實力的方式。因此,瑞士的錶殼工匠、琺瑯彩工匠及彩繪師會為錶殼畫上繽紛明艷、精巧細膩的琺瑯畫,錶殼周邊通常鑲一圈半珍珠(見拍品560,播威製造,此品牌領導十九世紀中國西洋鐘錶市場),以迎合東方人喜好。中國藏家對美麗觀感的要求,更延伸至鐘錶的機芯;工匠會為懷錶的夾板、錶橋精雕華麗渦卷飾紋,此類鐘錶的擺輪多備戟形砝碼,據稱具有辟邪作用(見拍品566)。
有趣的是,出口中國市場的鐘錶大多飾西方風景圖案,如邈遠的聳山峻嶺;許多琺瑯彩繪均啟發自歐洲著名油畫及雕刻圖案。拍品559上有一艘在黃埔古港下錨的中國帆船,前景可見著名的廣州琶洲塔,是一個極為獨特的作例。
當時的中國鐘錶藏家偏好風景畫,而土耳其藏家的品味則稍有不同。為土耳其市場製造的鐘錶通常飾豐富的花卉圖案,配色偏柔和,常見藍綠、淡紅與淡粉紅等色彩。絕大多數外銷土耳其的時計均使用土耳其數字(見拍品576),而出口印度的鐘錶錶盤上則採用阿拉伯數字,錶殼華飾藍色、綠色與紅色琺瑯彩,更會綴以鑽石及其他寶石,瑰艷不凡(見拍品編號580)。
傳統上,外銷中國的貨品多為兩件一對。正如下文所述:「中國人對勻稱之美情有獨鍾。贈予上司長輩、甚至是皇帝的禮品,均為一雙一對」(《誘惑之鏡》展覽圖錄,百達翡麗博物館,日內瓦,2010年,頁28)。有見及此,歐洲鐘錶匠會專門為中國市場打造一式兩件的時計,例如活動人偶懷錶(見拍品540)及華麗精緻的琺瑯彩懷錶。每對懷錶的琺瑯彩繪圖案多為相同,兩者左右對映、互為鏡像,展現對稱的美感(見拍品562)。
今次拍賣雲集五花八門的西方外銷鐘錶珍品,讓藏家一覽歐洲鐘錶匠為東方市場悉心製造的時計傑作,難能可貴。隨著印度、土耳其及中國的市場逐步拓展,歐洲錶匠製作更多巧奪天工的活動人偶場景及音樂裝置,在製錶工藝方面更上一層樓。錶殼工匠及琺瑯彩繪師亦可藉此機會大顯身手,為鐘錶製作美崙美奐的圖案。 本場拍賣精品琳瑯,歡迎藏家尋寶覓珍,在這些掌中珍寶中發掘無限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