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傑作」系列最後一部分——「西器東傳」呈獻多件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西方錶匠專為中國、土耳其及印度市場製造的精美時計，包括一對編號相連的Vaucher黃金鑲珍珠琺瑯懷錶、一對Henri Capt 自動音樂懷錶、一件為土耳其市場製造的音樂香水小瓶、一枚繪中國帆船的Ilbery 畫琺瑯雙面懷錶。這些珍貴的西洋古董鐘錶，展現當時西方人為迎合東方市場需要而精心鑽研的設計心思。

本拍賣呈獻的拍品橫跨西方三百年鐘錶製造史，包括現代鐘錶之父——阿伯拉罕·路易·寶璣製作的時計，還有歷史悠久的世界鐘錶名家——萬國、愛彼、朗格、Charles Frodsham和百達翡麗各款精緻的琺瑯彩繪和複雜功能時計；此外，拍賣亦呈獻一枚相信產量極少的雅典（Ulysse Nardin）天文航海懷錶。

浩瀚廣博的西洋古董時計珍藏系列「時間傑作」最後一部分「西器東傳」呈獻一百餘件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為中國、印度和土耳其市場而製的時計，款式花樣百出，既有極致繁麗的裝飾設計，亦有奇巧複雜的功能，例如罕有的曆法顯示、自動人偶和自鳴音樂等。這些匠心獨運的舶來器物，彼時皆為王公貴族或商賈巨富的專屬珍玩，尤以中國市場的需求最龐大。

歐洲與遠東的貿易由來悠久，期間或有朝代更迭、戰亂及政局動盪，唯一始終不變的，就是中國人對西洋機械器物的好奇和喜愛，可謂堪比歐洲人對中國瓷器工藝品的渴慕。1601年，即明末萬曆年間，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獲准入京面聖，是史上首次有歐洲人進入紫禁城。利瑪竇入宮獻自鳴鐘，並傳授鐘錶機械工藝和天文曆法知識；而神宗得此新奇方物後，龍顏大悅，珍而重之。到了十八世紀後期，袖珍而機巧的西洋鐘錶已經深入中國士紳階層的市場，英國懷錶和座鐘通過澳門和廣東的通商口岸進入內地市場。然而，瑞士製錶商受拿破崙政權的貿易政策所阻，不得不依賴英國商行將瑞士鐘錶製品遠銷東方。時至十九世紀初，瑞士製錶商才開始佔據中國市場大半壁江山。

相對歐洲人對時間測量的精準要求，古代中國人對時間的觀念不太明確，因此部分出口中國的鐘錶特別強調計時功能，以彰顯西方的創意和工藝成就。當時國人對自鳴機械鳥、自動人偶等西洋機械構造和繁艷裝飾驚嘆不已，但除了花俏機巧的設計之外，製錶匠為迎合中國人與西方截然不同的讀時習慣，亦為中國市場製品加上大三針。舉拍品549為例，上半部分的小錶盤顯示小時，整個錶盤上有四個獨立的自動人偶，各自展示敲鐘及奏樂等動作；此外，栩栩如生的動物場景（拍品548）亦深得東方豪客們喜愛。

除此以外，當時的中國豪客亦十分視鐘錶的美學設計。對他們而言，收藏鐘錶的意義不在於測時，而是一種展示經濟實力的方式。因此，瑞士的錶殼工匠、琺瑯彩工匠及彩繪師會為錶殼畫上繽紛明艷、精巧細膩的琺瑯畫，錶殼周邊通常鑲一圈半珍珠（見拍品560，播威製造，此品牌領導十九世紀中國西洋鐘錶市場），以迎合東方人喜好。中國藏家對美麗觀感的要求，更延伸至鐘錶的機芯；工匠會為懷錶的夾板、錶橋精雕華麗渦卷飾紋，此類鐘錶的擺輪多備戟形砝碼，據稱具有辟邪作用（見拍品566）。

有趣的是，出口中國市場的鐘錶大多飾西方風景圖案，如邈遠的聳山峻嶺；許多琺瑯彩繪均啟發自歐洲著名油畫及雕刻圖案。拍品559上有一艘在黃埔古港下錨的中國帆船，前景可見著名的廣州琶洲塔，是一個極為獨特的作例。

當時的中國鐘錶藏家偏好風景畫，而土耳其藏家的品味則稍有不同。為土耳其市場製造的鐘錶通常飾豐富的花卉圖案，配色偏柔和，常見藍綠、淡紅與淡粉紅等色彩。絕大多數外銷土耳其的時計均使用土耳其數字（見拍品576），而出口印度的鐘錶錶盤上則採用阿拉伯數字，錶殼華飾藍色、綠色與紅色琺瑯彩，更會綴以鑽石及其他寶石，瑰艷不凡（見拍品編號580）。

傳統上，外銷中國的貨品多為兩件一對。正如下文所述：「中國人對勻稱之美情有獨鍾。贈予上司長輩、甚至是皇帝的禮品，均為一雙一對」（《誘惑之鏡》展覽圖錄，百達翡麗博物館，日內瓦，2010年，頁28）。有見及此，歐洲鐘錶匠會專門為中國市場打造一式兩件的時計，例如活動人偶懷錶（見拍品540）及華麗精緻的琺瑯彩懷錶。每對懷錶的琺瑯彩繪圖案多為相同，兩者左右對映、互為鏡像，展現對稱的美感（見拍品562）。

今次拍賣雲集五花八門的西方外銷鐘錶珍品，讓藏家一覽歐洲鐘錶匠為東方市場悉心製造的時計傑作，難能可貴。隨著印度、土耳其及中國的市場逐步拓展，歐洲錶匠製作更多巧奪天工的活動人偶場景及音樂裝置，在製錶工藝方面更上一層樓。錶殼工匠及琺瑯彩繪師亦可藉此機會大顯身手，為鐘錶製作美崙美奐的圖案。 本場拍賣精品琳瑯，歡迎藏家尋寶覓珍，在這些掌中珍寶中發掘無限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