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杰作」系列最后一部分——「西器东传」呈献多件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西方表匠专为中国、土耳其及印度市场制造的精美时计，包括一对编号相连的Vaucher黄金镶珍珠珐瑯怀表、一对Henri Capt 自动音乐怀表、一件为土耳其市场制造的音乐香水小瓶、一枚绘中国帆船的Ilbery 画珐瑯双面怀表。这些珍贵的西洋古董钟表，展现当时西方人为迎合东方市场需要而精心钻研的设计心思。

本拍卖呈献的拍品横跨西方三百年钟表制造史，包括现代钟表之父——阿伯拉罕·路易·宝玑制作的时计，还有历史悠久的世界钟表名家——万国、爱彼、朗格、Charles Frodsham和百达翡丽各款精致的珐瑯彩绘和复杂功能时计；此外，拍卖亦呈献一枚相信产量极少的雅典（Ulysse Nardin）天文航海怀表。

浩瀚广博的西洋古董时计珍藏系列「时间杰作」最后一部分「西器东传」呈献一百余件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为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市场而制的时计，款式花样百出，既有极致繁丽的装饰设计，亦有奇巧复杂的功能，例如罕有的历法显示、自动人偶和自鸣音乐等。这些匠心独运的舶来器物，彼时皆为王公贵族或商贾巨富的专属珍玩，尤以中国市场的需求最庞大。

欧洲与远东的贸易由来悠久，期间或有朝代更迭、战乱及政局动荡，唯一始终不变的，就是中国人对西洋机械器物的好奇和喜爱，可谓堪比欧洲人对中国瓷器工艺品的渴慕。1601年，即明末万历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获准入京面圣，是史上首次有欧洲人进入紫禁城。利玛窦入宫献自鸣钟，并传授钟表机械工艺和天文历法知识；而神宗得此新奇方物后，龙颜大悦，珍而重之。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袖珍而机巧的西洋钟表已经深入中国士绅阶层的市场，英国怀表和座钟通过澳门和广东的通商口岸进入内地市场。然而，瑞士制表商受拿破仑政权的贸易政策所阻，不得不依赖英国商行将瑞士钟表制品远销东方。时至十九世纪初，瑞士制表商才开始占据中国市场大半壁江山。

相对欧洲人对时间测量的精准要求，古代中国人对时间的观念不太明确，因此部分出口中国的钟表特别强调计时功能，以彰显西方的创意和工艺成就。当时国人对自鸣机械鸟、自动人偶等西洋机械构造和繁艳装饰惊叹不已，但除了花俏机巧的设计之外，制表匠为迎合中国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读时习惯，亦为中国市场制品加上大三针。举拍品549为例，上半部分的小表盘显示小时，整个表盘上有四个独立的自动人偶，各自展示敲钟及奏乐等动作；此外，栩栩如生的动物场景（拍品548）亦深得东方豪客们喜爱。

除此以外，当时的中国豪客亦十分视钟表的美学设计。对他们而言，收藏钟表的意义不在于测时，而是一种展示经济实力的方式。因此，瑞士的表壳工匠、珐瑯彩工匠及彩绘师会为表壳画上缤纷明艳、精巧细腻的珐瑯画，表壳周边通常镶一圈半珍珠（见拍品560，播威制造，此品牌领导十九世纪中国西洋钟表市场），以迎合东方人喜好。中国藏家对美丽观感的要求，更延伸至钟表的机芯；工匠会为怀表的夹板、表桥精雕华丽涡卷饰纹，此类钟表的摆轮多备戟形砝码，据称具有辟邪作用（见拍品566）。

有趣的是，出口中国市场的钟表大多饰西方风景图案，如邈远的耸山峻岭；许多珐瑯彩绘均启发自欧洲著名油画及雕刻图案。拍品559上有一艘在黄埔古港下锚的中国帆船，前景可见著名的广州琶洲塔，是一个极为独特的作例。

当时的中国钟表藏家偏好风景画，而土耳其藏家的品味则稍有不同。为土耳其市场制造的钟表通常饰丰富的花卉图案，配色偏柔和，常见蓝绿、淡红与淡粉红等色彩。绝大多数外销土耳其的时计均使用土耳其数字（见拍品576），而出口印度的钟表表盘上则采用阿拉伯数字，表壳华饰蓝色、绿色与红色珐瑯彩，更会缀以钻石及其他宝石，瑰艳不凡（见拍品编号580）。

传统上，外销中国的货品多为两件一对。正如下文所述：「中国人对匀称之美情有独钟。赠予上司长辈、甚至是皇帝的礼品，均为一双一对」（《诱惑之镜》展览图录，百达翡丽博物馆，日内瓦，2010年，页28）。有见及此，欧洲钟表匠会专门为中国市场打造一式两件的时计，例如活动人偶怀表（见拍品540）及华丽精致的珐瑯彩怀表。每对怀表的珐瑯彩绘图案多为相同，两者左右对映、互为镜像，展现对称的美感（见拍品562）。

今次拍卖云集五花八门的西方外销钟表珍品，让藏家一览欧洲钟表匠为东方市场悉心制造的时计杰作，难能可贵。随着印度、土耳其及中国的市场逐步拓展，欧洲表匠制作更多巧夺天工的活动人偶场景及音乐装置，在制表工艺方面更上一层楼。表壳工匠及珐瑯彩绘师亦可借此机会大显身手，为钟表制作美仑美奂的图案。 本场拍卖精品琳瑯，欢迎藏家寻宝觅珍，在这些掌中珍宝中发掘无限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