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獷主義：從烏托邦美夢到反烏托邦迷因

1 966年，師承包豪斯的馬塞爾・布魯爾（Marcel Breuer）交出其粗獷主義代表作：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新館。當年這座建築引來的掌聲與噓聲同樣響亮，而毀譽參半的評價延續至今。適逢蘇富比總部在2025年11月8日正式進駐布魯爾大樓，現在正是大好時機，讓我們重新審視這座充滿爭議的經典，反思粗獷主義這個永遠處於輿論風口浪尖的建築風格。

2010年代以前，粗獷主義不過是一個建築史名詞，專指英國戰後現代主義的分支流派。當年的建築師滿懷理想，寄望透過倫敦的羅賓漢花園住宅區或巴比肯中心這類大型項目，展現對社會民主潛力的樂觀憧憬。時移世易，今天這詞彙幾乎變成了萬用標籤，凡是用鋼筋混凝土造，或者帶點科幻威脅感的，通通被歸類為粗獷主義。凱文・洛奇（Kevin Roche）和約翰・丁克洛（John Dinkeloo）在印第安納波利斯設計的金字塔形大樓，因外形懾人而被貼上此標籤；世界各地的住宅大廈，因密度高兼採用廉價建材，也被統統歸入此類。布萊迪・柯貝特（Brady Corbet）執導的2024年電影《粗獷派》亦是一例，片中建築其實是安藤忠雄風格與國際風格的混合體，與史實不符。當粗獷主義淪為一個代表厭惡事物的空泛標籤，這個詞在今天還有甚麼意義？

The Breuer

布魯爾如何重塑觀藝之道

粗獷主義的身世模糊，帶點傳說色彩。但今人眼中的戰後瘡痍與末日荒涼感，其實早在流派誕生之初便已植根其中。當時的代表人物是年輕的史密森夫婦（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這代建築師既受布魯爾、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柯比意（Le Corbusier）等國際風格大師啟發，亦深受二戰創傷影響。他們摒棄英國建築界早期、在美學上較為保守的「新人文主義」流派；該流派講究將常見的本土形式，與古典比例及社會民主式的平民主義精神融為一體。雖然保留了進步的政治立場，但他們深信城市應發揮整合資源的功能，現代建築是促進社會凝聚的力量，而創新的結構能催生倡導藝術、醫療與教育的新政治願景。他們與同代建築師日益關注大規模公營房屋帶來的嶄新形態與尺度，並積極探索施工方式與建材的表現可能，尤其是被稱為「清水混凝土」（bêton brut）的原料。

粗獷主義一詞並非源自法語。據評論家雷納・班漢姆（Reyner Banham）所說，這最初不過是幾位瑞典建築師之間的玩笑，後來在英國建築聯盟（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及史密森夫婦任職的倫敦郡議會建築部流傳開來。年輕建築師非但不抗拒這個難聽的字眼，反而欣然接納，甚至引用當時的藝術發展，例如攝影師尼格爾・亨德森（Nigel Henderson）和雕塑家艾德瓦多・保洛齊（Eduardo Paolozzi）的作品，試圖為這個詞自圓其說。歷史學家肯尼斯・弗蘭普頓（Kenneth Frampton）曾這樣形容亨德森1953年的展覽「生活與藝術的平行線」：

早期的粗獷主義建築，如史密森夫婦的亨斯丹頓學校，其實更接近傳統現代主義。反而是後來與粗獷主義劃上等號的建築，例如艾諾・高芬格（Ernö Goldfinger）的巴爾弗倫塔及羅德尼・戈登（Rodney Gordon）的蓋茨赫德三一廣場停車場（兩者皆位於英格蘭），風格才更為強烈。這種將原始材質、戰後創傷與個人主義大眾文化結合的現象，最終動搖了公營房屋的社會理想，史密森夫婦著名的羅賓漢花園便是例子。這些爭議至今未息，可見舊話題總能以新面貌再度示人。

粗獷主義從來都是腹背受敵。它與公營房屋、政府大樓及大學校園劃上等號，意味著它與國家權力密切相關。保羅・魯道夫（Paul Rudolph）設計的奧蘭治縣政府中心位於紐約州戈申、以奢華立體主義風格著稱，不幸成為了車輛管理局的辦公地，形象自然大打折扣。隨著1970年代起公共部門飽受抨擊，數以百計的粗獷主義建築隨之倒下。然而，此時粗獷主義的特色早已如高技派與結構主義等分支一樣，消融於矯飾混雜的「晚期現代主義」之中。

其實「晚期現代主義」一詞更為精準，經常與粗獷主義交替使用，將兩者細分不過是對風格的吹毛求疵。無論如何，建築史學家查爾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將晚期現代主義倡導為涵蓋多個分支流派的統稱。它承載著整個現代主義時期的種種矛盾、複雜面貌和實踐問題，迅速被當時冒起且咄咄逼人的後現代主義視為眼中釘。正如詹克斯在1980年著作《晚期現代建築》所述，晚期現代主義（包括粗獷主義）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甚至帶有矯飾主義色彩，正因其「傾向以斷裂性、新穎性和與傳統建築割裂、獨立自足的前衛宣言來衝擊人心」。雖然粗獷主義建築常被狠批醜陋，卻也因其徹頭徹尾的怪誕而備受欣賞。

晚期現代主義雖然在1980年代初落幕，卻在科幻電影的美學語彙中重獲新生，不時成為銀幕上超級反派的大本營。畢竟，那正是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經喚術士》時代，反烏托邦小說總愛描繪極權科技國家的陰暗面。於是，貝聿銘的達拉斯市政廳在電影《機器戰警》（1987年）中化身反派巢穴；《銀翼殺手》（1982年）則採用了美國建築師兼房地產開發商約翰・波特曼（John Portman）的建築風格；《星球大戰》借鑑代謝派與高技建築主義的「紙上建築」，打造複雜而充滿想像力的場景；保羅・魯道夫設計的艾利昂・希欽斯大樓曾經是威康大藥廠（Burroughs Wellcome）的總部，在清拆前，亦在電影《尖端大風暴》（1983年）中留影。雖然這類流行文化作品帶出的訊息混雜紛亂，但粗獷主義卻因為這些作品而繼續存活於大眾心中，造就對這場建築風格運動懷有依戀的一整代人。

這代人長大後擁有購買力時，粗獷主義再次成為熱議話題，自然不難理解。對流連網上論壇、Flickr等圖像聚合網站及早期社交媒體群組的千禧世代而言，粗獷主義是建築討論的重要焦點。2009年，我剛升上高中，自從跟家人自駕遊時見過戈申政府綜合大樓後，我特意到城市建築論壇SkyscraperCity加以搜尋，接觸到大量關於粗獷主義建築的討論串和圖像。最初，這些討論串動輒長達數百頁，標題往往是「你所在城市的最醜陋建築是甚麼？？？」。我記得在2010年代初大家逐漸懂得欣賞粗獷主義之前，網上對其美學和實用性曾有過激烈爭論。當時，粗獷主義仍是眾人笑柄，被視為國家權力的象徵，或是科幻作品中的道具。

但在200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的網上論壇中，最受歡迎的圖片往往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奇特建築：槙文彥設計的東京代官山Hillside Terrace、塞扎爾・拉澤雷斯庫（Cezar Lăzărescu）設計的蘇丹國民議會大廈、還有葛腓烈・玻姆（Gottfried Bohm）建造的戰後德國教堂。其他怪誕建築的例子，規模和形態更是超乎想像：丹尼斯・拉斯頓（Denys Lasdun）設計的英國東英吉利亞大學，外形猶如古代蘇美爾文明的金字形神塔；亞瑟・埃里克森（Arthur Erickson）和傑弗里・梅西（Geoffrey Massey）打造的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結構層次分明；保羅・魯道夫設計的麻省大學達特茅斯分校與之遙相呼應，校舍恍如巨龜般巍峨聳立。這些怪誕而宏偉的建築，最終成為了新一代人的審美圖騰。

回望過去，我認為粗獷主義能在網絡時代蓬勃發展，還有兩個重要因素。首先是九一一事件。世貿中心雖非嚴格意義上的粗獷主義建築，卻同屬晚期現代主義。兩棟建築的倒塌，加強了這類建築與恐怖景觀和暴力的關聯。除此以外，這場襲擊發生在數碼報刊興起之時，新聞報道開始重圖輕文。在網速提升與檔案分享成本下降的推波助瀾下，網絡世界以一種近乎暴力的方式進入了「讀圖時代」。

數年後，粗獷主義建築憑著其雕塑般的形態和冷峻線條，特別是所塑造的光影效果和粗糙肌理的質感，奠定Instagram早期以低傳真（lo-fi）攝影為主的美學風格。粗獷主義建築天生適合黑白攝影、特寫鏡頭、抽象取景以及強調重複構圖的畫面。相比其他建築風格，它們更易於捕捉，成為無數業餘攝影師的絕佳題材。這些攝影愛好者利用新興的濾鏡模仿菲林質感，或運用HDR（高動態範圍）等功能創作全新的數碼影像。進入2010年代，隨著建築攝影在新興照片分享平台爆紅，像《這粗獷的世界》（2016年）和《混凝土概念》（2016年）等闡述粗獷主義的精裝書冊，也紛紛進駐當時流行的文青咖啡店和獨立書店。

然而，這種轉向攝影的趨勢，實則是一劑糖衣毒藥。表面上粗獷主義大獲全勝，卻有違其美學魅力的初衷：一旦脫離政治與社會脈絡，這些圖像便將整個運動扁平化，淪為一堆標誌性建築符號和幾位偉大男性建築師（艾莉森・史密森除外）的個人秀。當時的建築文化同樣圍繞著這種非政治化的原型打轉，這一點從許多由法蘭克・格里（Frank Gehry）、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等明星建築師設計的運動場館中可見一斑。他們以壯觀、俯衝的流線造型，以及建築與場地環境之間出人意表的並置效果，創作俘獲觀眾歡心的建築作品。

粗獷主義融入了現代主義的理想，認為建築可以利用技術官僚主義所追求的大膽形式，作為推動進步的力量。當粗獷主義將創造力發揮到極致時，既能夠尊重個體的獨特性，又喚起大家對建築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懷舊情懷。正因如此，粗獷主義被廣泛應用於公共建築便顯得合情合理。無論是仁德愛民的社會民主政府，或是監控人民的國家，乃至殖民與後殖民時期的帝國體制，不同形態的政權都在粗獷主義中覓得一種共通語言，用以傳達其理想公民生活的願景。

不過隨著這些烏托邦（或反烏托邦）建築項目一直演變，許多粗獷主義建築淪為疏於維護的犧牲品，陸續衰落，反倒引發了一代人的某種不幸迷戀；他們對國家的記憶更多是美學化的，而非來自真實的生活體驗。日漸衰落的粗獷主義建築變成了某種戀物對象。這種現象在英國的情況，與經歷「白人外流」後、底特律廢棄劇院那類「廢墟色情」攝影異曲同工，這類照片徹徹底底地從歷史與實體空間中，抹除了非裔美國人的遺產。這種戀物衝動，連同粗獷主義這個充滿爭議且通常不甚精確的標籤，其影響遠遠超出了資本主義西方，延伸至前社會主義世界。在那裡，用於居住、工作或休閒的公共建築，粗暴地與服務極權政府的建築畫上等號。

儘管許多粗獷主義建築確是用清水混凝土建造，但大家所說的「粗獷」逐漸與此材質脫鉤。英國作家歐文・海瑟利（Owen Hatherley）特別以攝影師揚・肯普納爾斯（Jan Kempenaers）拍攝南斯拉夫紀念碑為例，這類名為「斯波米尼基」（spomenik）的建築，以大會堂、巨型雕塑、地景藝術及紀念碑等形式出現，主要由當地出資興建，用以紀念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犧牲或遇害的人民。肯普納爾斯的黑白照片荒涼寂寥，這些紀念建築被抽離本來的語境，轉化為一種供西方凝視的東方主義景觀。正如海瑟利所寫，這些「怪異的結構必定是憑空降落在鄉間，且極可能出自那位『大人物』、獨裁者鐵托之手」。在此，粗獷主義與頹敗或反烏托邦世界的文化歷史聯想（無論牽強與否）再次浮現。

即使千禧世代對他們未曾親歷的二十世紀充滿迷戀，但拯救粗獷主義地標的大型保育運動大多以失敗告終。羅賓漢花園是史密森夫婦的重要之作，曾容納數十戶家庭，即便在粗獷主義熱潮達到頂峰的2017年，仍難逃拆卸厄運。我從十四歲起就參與保育保羅・魯道夫設計的戈申政府綜合大樓，這場保育運動長達十年，可是2017年這座大樓繼續開展擴建工程，經歷猶如切開腦葉手術般的恐怖改造，落得面目全非的下場。至於他那無法取代的艾利昂・希欽斯大樓在，亦在2021年被夷為平地。

不過，部分建築得以倖存，尤其是布魯爾的作品。布魯爾是遊走於現代主義與晚期現代主義之間的關鍵人物，當年應導師兼包豪斯創辦人華特・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邀請移居美國，其後聲名大噪。布魯爾的得意之作屹立於麥迪遜大道945號，原本是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舊址，多年來用作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及弗里克收藏館等文化機構的臨時空間，如今由蘇富比接手打理。位於紐黑文的倍耐力大樓由布魯爾與羅伯特・F・蓋蒂（Robert F. Gatie）設計，2022年以「馬塞爾酒店」之名翻新啟用，成為別具一格的時尚酒店。其他粗獷主義風格的代表建築，例如高芬格的巴爾弗倫塔和錢柏林、鮑威爾與邦建築師事務所的巴比肯中心，也在歲月洗禮後得以重生，蛻變為熱門藝術空間和頂級房地產項目。

粗獷主義至今仍背負著充滿矛盾的語義和歷史包袱。雖然互聯網曾讓年輕一代對其趨之若鶩，但隨著掀起這股熱潮的照片網站和應用程式逐漸被短片取代、後者對建築這類靜態主題並無優勢，粗獷主義熱潮開始退卻。作為國家權力的代名詞，粗獷主義依然勃發生機，同時也繼續成為箭靶，尤其受到視之為新古典建築死敵的英語圈保守派抨擊。流行文化對粗獷主義的刻板描繪依舊，科幻作品亦繼續有意無意地借用其魅力；新推出的《星球大戰》衍生劇《安多》中，費里克斯星球的建築設計，就與晚期現代主義建築師愛德華・拉夫尼卡（Edvard Ravnikar）的磚造建築驚人地相似。

然而在我看來，這場運動之所以歷久彌新、迴響不絕，原因很簡單：粗獷主義拓展了建築形式與組織的極限，而這一切嘗試，終究是為了使用者的福祉而行。

橫幅照片取自馬塞爾・布魯爾文獻，1920年至1986年。史密森尼博物院美國藝術檔案館／Marc and Evelyne Bernheim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