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 zymandias:近未來神話」邀請觀者見證一場跨越時空的交匯。這場相遇源自珀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對傾覆帝國的想像,與J・G・巴拉德(J. G. Ballard)筆下心理與環境雙重崩壞的世界彼此碰撞。展覽融匯時尚、文學、音樂、古代雕塑,以及現當代藝術,構築出一個近未來的想像。在這個時空裏,當下化作一個充滿詩意的考古現場,神話由衰敗、殘裂與存續交織而成。
「世界開始綻放出傷口。」
雪萊在1818年十四行詩〈奧茲曼迪亞斯〉中,刻畫了廢墟、脆弱與不完美之美;巴拉德則提出,反烏托邦式的災難並不會終結文化,反而會重新塑造文化。「Ozymandias:近未來神話」從兩者的視角汲取靈感,鋪陳出一個近似《末日先鋒》(Mad Max)的世界;意義在崩壞過後重新鍛造。在這裏,美不再以完整無瑕的面貌存在。能夠留存下來的,並非完好無缺,而是已然蛻變。意義也不再藏於圓滿之中,而是落在風化的表面、歲月留下的鏽蝕與傷痕之上。
格雷格・勞倫(Greg Lauren)那些飽經磨損、以棄材再造的服飾,為這番願景奠定根基。他將布料縫合、撕裂再重新拼湊,化作展現堅韌的語彙。勞倫在經典美式男子氣概與荷里活魅力的薰陶下成長,卻不斷拆解這些承襲得來的文化符號。由加利・格蘭(Cary Grant)身穿燕尾服的優雅,到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的典型鐵騎造型,以至《星球大戰》與《末日先鋒》的電影世界,勞倫藉着解構揭示這些符號的脆弱本質,再以不完美的形式將之重塑。軍用帆布袋碎片、破舊毛毯、帳篷、牛仔布碎與廢棄法蘭絨化為一道道破碎的輪廓,喚起一種源自殘缺的美感,也映照出一個由衝突、崩潰與堅忍所塑造的社會。
「某程度上,我最感興趣的,正是『衣着定義你是誰』。我並非要反抗這一點,只是想改變我曾經演繹的電影與角色,在服飾中尋找更真實、更個人的感受。那就是我構思這個系列的起點。」
在《帆布袋/毛毯「狄更斯」》(Duffle/Blanket Dickens)與《帆布袋 E-1》(Duffle E-1)等作品中,陳年軍用殘料轉化為剪裁講究的服裝形體,將銅銹般的歲月痕跡與布料肌理彼此並置,衣作表面可見磨蝕、修補與層層累積的歷史印記。至於《牛仔碎布大衣》(Denim Scrap Parka)與《法蘭絨拼縫 GL1》(Flannel Stitchwork GL1)等作品,則把廢棄布料碎片重新拼合,交織出色彩與觸感兼備的織物馬賽克。而《炭灰帳篷無袖「白蘭度」——「脊骨」背飾》(Charcoal Tent Sleeveless Brando With "Spine" Back)彷彿直接取自《末日先鋒》的反烏托邦衣櫥,令人聯想起滿佈傷痕的外骨骼,呈現出一種近乎後人類的解剖形態。
勞倫的服裝歸根究柢帶出一個訊息:經典符號並非需要原封不動保存的固定理想,而是等待被拆解的結構;唯有如此,更真摯的情感才得以浮現。
「我的系列一直圍繞着一種被摧毁的優雅。你無從分辨這些衣服到底來自過去還是未來。」
當勞倫的衣作與歐仁・卡里埃(Eugène Carrière)及埃米爾・安托萬・布爾代勒(Émile-Antoine Bourdelle)那些幽魅般的肖像互相對話,展覽便漸次鋪展為一場意想不到的聚首。這些身影既是過去的遺存,亦是倖存至今的殘跡,更是若隱若現的幻影,成為了勞倫服飾出人意表的模特兒。
約於1898年,安托萬・布爾代勒在羅丹(Auguste Rodin)的工作室創作期間,受古希臘雕塑美學啟發,開始以黏土塑造《阿波羅頭像》(Tête d'Apollo)。作品其後被擱置一旁,沒多久便遭遺忘和棄置。當布爾代勒在工作室重新發現這個因年月洗禮而龜裂風化的黏土頭像時,他決定接納並保留當中的裂痕、切口與印記。他將作品轉化為一則脫離羅丹的藝術獨立宣言,為現代雕塑開闢了嶄新而激進的方向。
在旁的喬治・多里尼亞克(Georges Dorignac)作品《馬爾東士兵(面具)》(Soldier of Marthon (Mask)),則把人體呈現為承受創傷與展現堅忍的所在。這件凌厲的紙上墨彩創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預示了其後數十年間將吞噬全球的暴力、機械化與離散。多件古物進一步深化了這個概念,當中包括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男性花崗岩軀幹、阿蒙霍特普三世時期的敏神(Min)頭像、羅馬時代的加比阿提米絲(Artemis of Gabii)大理石殘缺頭像,以及犍陀羅灰片岩雕佛首。由於四肢缺失、面容殘裂、表面磨蝕,這些作品彷彿懸置於古代與未來之間,與雪萊筆下半埋黃沙的破碎雕像遙相呼應。
這種充滿詩意的考古學,在烏爾斯・費舍爾(Urs Fischer)的作品中激起強烈的當代共鳴。《巨足》(Big Foot,2014)雖以青銅鑄造,卻帶著費舍爾雕塑語言慣有的誇張失衡與笨拙感,顯得既宏偉又荒誕。它像是一截巨大的肢體,從某個已然消逝的未知文明身軀上脫落下來。《無題》(Untitled,2014)則消弭了雕塑、廢墟與繪畫表面之間的界線。費舍爾那些斜躺的女性軀幹帶著脆弱、風化與衰朽的氣息,彷彿是從一個早已淪為廢墟的未來文明中挖掘出來,成為當下的遺物。這兩件雕塑似乎永恆凝住在瓦解與蛻變之間,遙指巴拉德所構想的近未來。
「生命就是一場漫長的衰敗,不是嗎?當中蘊含着無盡的美。就像古城的歲月痕跡一樣。」
讓・呂克・莫倫(Jean-Luc Moulène)殘裂變形的身體結構,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身體失穩的張力。莫倫的雕塑經常游走於有機與工業之間,暗示人體在科技與環境壓力下產生異變。在《隆起之手》(Hump Hand,巴黎,2017)中,拋光混凝土將人類手部轉化為一種既像解剖標本、又像地質構造的存在,彷彿血肉已經石化,凝成礦物。至於《馬力》(Cheval Force,2019)與《約瑟芬》(Josephine,2017)等其他作品,則看似來自未知未來的演化殘骸。它們並非由進步塑成,而是由崩壞淬煉而來。莫倫藝術實踐的核心,在於否定與斷裂之間的關係。他把概念具象化,為尚未完全存在的事物賦予實體存在感與象徵份量,在缺席、否定與矛盾之間運作。這些作品呈現出扭曲的肉身感,呼應了巴拉德對心理突變及異化存在的持續迷戀。
「否定,是創造的奠基之舉。」
在展覽另一隅,陸浩明(Andrew Luk)透過《地球深層資源 No.2》(Deep Earth Resources No.2,2020)及《岩石造物的脆弱》(The Fragility of Things Built from Rock,2018)等作品,探索因開採、壓力與熵而變得失穩的環境。前者既像工業廢料又似地質構造,後者則直視混凝土與發泡膠這兩種建築材料之間的張力。陸浩明的創作一直探究人類試圖為物質賦予永恆屬性的執念,最終揭示的卻是這份野心背後固有的不穩定。他的作品猶如崩塌後的風景,呈現出脆弱、臨時拼湊且抗拒定型的特質。
與視覺藝術品並列展出的,還有一系列精選文學作品。這些預言文本描繪了世界的崩潰與重塑,當中包括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華氏451度》中焦土般的獨裁未來、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發條橙》中殘酷而扭曲的心理景觀,以至T・S・艾略特(T.S. Eliot)〈荒原〉中那種支離破碎的精神荒蕪。展區內的其他文本亦進一步擴闊這個由神話與末日構成的星叢。諾斯特拉達姆斯(Nostradamus)1672年英文版的《真實預言集》展示了早期現代對災難與預言的癡迷。而《吉爾伽美什:烏魯克之王》則帶領觀者回顧人類現存最古老的史詩之一,這部作品本身就是對死亡、文明以及追求永恆的深刻反思。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孤雛淚》亦加入這場對話,書中對工業貧困與社會撕裂的描寫,預視了現代都市生活的諸多焦慮。這些書在展覽中猶如一組平行廢墟,為一個徘徊在破滅與重生之間的文明構建出文學的場景佈置。
「破壞總比創造來得容易,也更為壯觀。」
作為「電子身體音樂」(EBM)代名詞的比利時先鋒樂隊Front 242,以節奏強烈的工業聲景穿透整個展覽空間,帶來另一重感官體驗。脈動的節奏與縈繞不去的人聲,放大了關於崩潰、堅忍與蛻變的反烏托邦敍事。他們的音樂將展場轉化為沉浸式環境,觀眾不僅是在畫廊中漫步,更是穿梭於推想未來的心理建築之中。
穿行於「Ozymandias:近未來神話」之中,觀者同時化身為見證者與漫遊者。眼前的世界由昔日廢墟與推想未來的神話交織而成,既散發考古氣息,又瀰漫後末日的氛圍。古代碎片與當代廢墟對話,預言文學與工業聲效相遇,軀體消融於地質物質之中。透過這些交匯,展覽提出一個命題:未來的誕生或許不在於科技完美的願景,而是在於殘缺形態與不穩定記憶的頑強延續。在這個世界裏,美並非不顧破敗而倖存,而是正因破敗才得以長存,恰如常歸於亞里士多德名下的話:「在我們的缺陷中,我們看見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