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售會・2026年6月10日至8月20日・香港

十 年前我在倫敦認識了多明哥。他鏡頭下的遠古遺址壯闊恢宏，照片中的建築和文明與大自然交融共生，自第一次相遇起，他的風景作品便深深吸引著我。多明哥的創作提出人類與風景如何共存的亙古課題，這個問題在現今社會更能引起強烈迴響。我們相約對方見面時，多明哥正準備踏上另一場探尋藝術和人類起源的朝聖之旅，而這趟旅程的終點，正是現在呈現於這場精彩展覽的成果。當我初次看到他拍攝舊石器時代洞窟的照片時，那些畫面帶來的視覺衝擊遠遠超越了純粹的美學層面；他的風景作品為我們打開一扇瞥見人類過去的明窗。

自香港蘇富比旗艦藝廊啟幕以來，地下一層猶如岩洞的空間不時用作展覽場地，我就一直幻想能在這裡展出多明哥的作品。這個空間彷彿是大自然的體現，當初的設計靈感便源自巨岩內部，既可呼應蘊含道家哲理的中國文人石，又暗指古人類居住的洞窟，這些洞窟讓大家窺見人類的最早形象。當我見到多明哥如何透過探索舊石器時代洞窟深刻考查自我，我便確信要在這個空間展示多明哥的作品，這裡可以與他創作的意象產生強烈而具轉化力量的共鳴。

這場展覽誠邀大家反思人類表達自我時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兩萬年後，當世界經歷末世浩劫，這些深埋於地底的作品或許是人類僅存的遺跡，它們超越時間鴻溝，訴說我們滿懷希望和面對恐懼的故事，成為人類曾經存在的見證。即使身處混沌之中，藝術依然是承載意涵和美感的載體，向後世傳遞重要的情感和智慧。

仇國仕
蘇富比亞洲區主席

「每個小孩都站在洞口前」
——阿比・沃伯格

2 014年夏，我經歷了極為深刻的情感和創作危機。我決定獨自出走，躲到愛奧尼亞海旁某個被遺忘的村莊邊緣一間小公寓裡，那是我小時候度過暑假的地方。那年夏天，我只帶著兩件有重要象徵意義的物品：大型相機和185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白鯨記》週年紀念版。當時是8月中旬，酷暑難耐，我每晚都睡不多於兩個小時。在那段風雨交加的時日，那本我未曾翻閱的書就像護身符一樣，靜靜躺在床頭櫃上。我的相機也是同一命運，我像懲罰似的把相機鎖進衣櫥裡，當時我根本無法想像自己還能再拍出任何照片。

自十七歲起，我便與攝影為伴；它是讓我動身出發、遊歷世界、尋找個人表達語彙和成年的我的工具。我十分迷戀攝影的魔力、凝結時間的力量，以及偶爾能造就穿越時間的神奇機遇。

這份魔力如今怎麼了？數碼世界又如何守護這項發明帶來的神聖恩典？

無論是身為藝術家或只是普通人，我都失去把握當下的能力，也不再相信時間所能包含的意義象徵。這種深刻的妄念、孤寂、痛苦迫我停下腳步，無錯，我的確失去了「當下」，但正因如此，我才能遠離創新、速度、生產散發的刺眼光芒，回到幻想破滅的現實。在那沒日沒夜的日子裡，我走回河口，等待山間流水湧來，那裡是鹹淡水交匯之處，金礦與水波銀光交映相輝。我經常在這個河口門看到一兩條海豚，牠們從深藍色海洋探頭而出，然後消失於亮得扎眼的陽光中。多虧了這段寧靜的過渡時光，我才可以思考如何在時間中再度前行。

既非現在，亦非過去，更非未來，我發現到內心深處有一個洞，那個我在心中早已忘記的小孩還在那裡，佇立在洞口，有寶藏正在等待發掘。

2016年3月，經過數月的直覺感知和研究後，我經老朋友班哲明・韋爾認識了歷史學家羅貝托・安塔尼翁・佩雷多，後來我們組成考察團，來到西班牙卡斯蒂略山（El Castillo Mountain）山腳，我第一次進入巴西加洞（Cave of La Pasiega），離開洞窟後我好幾小時也無法言語；我要稱那裡為「時間的洗衣機」。要描述洞窟實在不易，雖然這個洞窟早已被人發現，但四萬多年以來始終保持幽深神秘，我在洞裡感受到死亡與生命的交織，以及雖死猶生的氣息，彷彿棲居其中的生靈也如人類的靈魂一樣，在被奪去生命後等待重生，一切都是潮濕混亂，在不停顫動，卻又純潔無瑕。在這座幽深詭異的地質迷宮裡，我們經過洞壁上無數的動物、符號、圓點、矩形標記後停下腳步，滅了燈光，前方狹窄的通道似是條死胡同。即使在最黑暗的冬夜，也不如這洞底般暗無天日。他們為何要深入至此？又為何要走這麼遠的路？一陣彷彿會永遠持續的靜默之後，羅貝托再次開燈，慢慢向我展示神秘的幾何圖形。數道像梯子的矩形標記沿著洞壁向上延伸，通往狹小得連人都不可能穿過的空間，那就是時間的盡頭，在那個無法再往前走的地方，人類的先祖在我們與他者、已知與未知、有限與無限之間塑造出一個閾境空間。

羅貝托沉思了數分鐘，分別前他告訴我：「從今以後，多明哥你也是研究『洞窟之謎』的一員了。」自那時起，我開始在時間穿梭，以暗箱攝影探索人類最早能想像出的黑暗密室。洞窟蘊藏大量講述起源和終結的故事，我稱之為「未來的過去」。

有別於每天消失於無形雲端的當下數碼資訊，深埋於地底的圖畫在消亡後竟然得以留存。現在我才初次閱讀《白鯨記》，嘗試每天聆聽鯨魚的歌聲——即是被我們一次又一次殺死的那頭深海生靈，以及把所有人彼此連結的神秘紐帶⋯⋯

多明哥・米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