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张大千深受敦煌影响

欣 赏苏富比《无象之象》张大千精品展，我伫足在两幅敦煌天女作品《香供养天女》和《敦煌盛唐天女》前良久。前者是1942年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时所画，后者则是他1951年消化了隋唐的色彩与线条后画风嬗变的精品。张大千当年飞奔黄沙漫漫的敦煌，冒着危险及忍受恶劣的大漠环境，几乎用尽家财耗时近三年在敦煌闭关临摹画作，造成了一次中国画的「文艺复兴」。

当我踏足敦煌莫高窟的石窟，我也特别留意张大千在壁画留下的痕迹，包括为研究替洞窟编号及题字。

「张大千的临摹品是有创造性的，后来无论他在画人物还是山水，都从敦煌艺术当中提取了很多养份。」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如是说。

敦煌教张大千着迷，也令赵声良大半辈子委身于此，由清涩的小鲜肉到成为银发族，依然愿意守护这个世界宝藏。赵声良与敦煌的缘分，由35年前的一张火车票讲起……

1984年，20岁的赵声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收到父亲一封又一封家书，催他回老家云南。他怕回家后就会改变初衷，索性拖着行李在北京站跳上开往甘肃的火车，头也不回的飞奔大漠到了荒芜的莫高窟。

因应香港青年广场「香港青年敦煌实习计划2019」，我随同16位香港实习生来到敦煌，与敦煌研究院成立70年来第5位院长、刚于今年四月上任的赵声良博士聊他几十年来的敦煌事业。他已经守护了这个世界罕见的文化遗产三十多年了，未来只要一息尚存，也希望继续这个艰苦而沉重的任务。

几十年弹指而过，他没有后悔昔日年轻就是任性。

「因为沙尘的重量会令石窰崩塌，我到敦煌后要在寒风中爬到石窰顶治沙，零下几十度呢；屋顶经常会有老鼠跑来跑去，老鼠会从顶上掉下来，有次还钻到被窝里面去。那个时候就这样，条件比较艰苦。」赵声良侃侃而谈初到敦煌的艰苦生活。

他每天跟沙对抗，土房子的地下，是扫不干净的沙，他们索性不扫，每天洒点水，让沙土不要飞扬。

赵声良记得，冬天的敦煌特别难过。没有暖气，来自南方的赵声良又不懂得烧火炉子，半夜睡觉要顶着冷。「经常早上起来，就发觉鼻子因为呼吸有水汽，整个鼻子都是冰渣子。」因为水管被冻住了，敦煌的冬天长期缺水。赵声良与同事必须到结了冰的河里敲冰块，再拿回房子用锅把冰烧融化，再拿水来喝。很多时候，敦煌人是喝大泉河的水，就是莫高窟门口的那一条河。「我不是本地人，喝不惯这种咸水，喝了要拉肚子。我到敦煌两个月天天一直拉肚子，因为那个水刺激肠胃吧，两个月之后才适应了，有时候到别处出差了，回来又不适应了，又得有一段时间拉肚子，我生活了两三年之后，喝那个水就没有问题了。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因为老一辈像常书鸿他们，他一辈子喝的都是咸水，到我们这儿有淡水的时候，他已经不在这儿了。所以他们那个年代是最艰苦的。」

因为水管被冻住了，敦煌的冬天长期缺水。赵声良与同事必须到结了冰的河里敲冰块，再拿回房子用锅把冰烧融化，再拿水来喝。很多时候，敦煌人是喝大泉河的水，就是莫高窟门口的那一条河。「我不是本地人，喝不惯这种咸水，喝了要拉肚子。我到敦煌两个月天天一直拉肚子，因为那个水刺激肠胃吧，两个月之后才适应了，有时候到别处出差了，回来又不适应了，又得有一段时间拉肚子，我生活了两三年之后，喝那个水就没有问题了。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因为老一辈像常书鸿他们，他一辈子喝的都是咸水，到我们这儿有淡水的时候，他已经不在这儿了。所以他们那个年代是最艰苦的。」

吃也吃得不好，赵声良说敦煌的冬天太冷，整个地方都种不出菜来，本地老百姓每天秋天就在家挖一个菜窖，把蔬菜储存起来，但只有大白菜、萝卜还有土豆、洋芋等可以保存，其他蔬菜都保不住。一直到了1986年、1987年的时候，敦煌经济开始发展，他们冬天才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

大学三年级那年，赵声良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接受访问时叫苦：「研究院人才青黄不接，急需大学生来莫高窟工作。」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常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句话对中国学者刺激很大。醉心东方文化和念美术史的赵声良认为：「敦煌是一个宝库，所有史料都是第一手的。」热血的他于是立下要守护敦煌的志愿，写了封信予院长明志。

「我的父母亲是非常反对我去的，他们觉得敦煌好荒凉啊！都是沙漠里，吃什么呀？喝什么呀？他们很担心，就写信劝我不要去，但是我觉得敦煌这个地方是可以做一番事业的，我也非常坚定地要去敦煌。」赵声良回忆他那先斩后奏的过去，工作下来再给父亲写信，父亲也拿他没办法了。

「欢迎你。」赵声良回忆起时为院长的段文杰的欢迎词，当时尚未担任第三任院长的樊锦诗更开了一辆吉普车在大街上接走正迷路的他。到达后他任职《敦煌研究》的杂志编辑，从此开展了他的敦煌事业，1996年赵声良赴日进修两年后，又继续在日本成城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并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美术史专业）和文学博士学位（美术史专业）。

2003年，赵声良从日本毕业回国重回《敦煌研究》杂志任编辑部主任。2016年3月，赵声良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

敦煌位于中国西北甘肃省西部，是西汉帝国的西部门户，也随丝绸之路的繁荣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敦煌浓厚的佛教气氛也造就了石窟的兴盛。至今，莫高窟还保存着七百多个洞窟、其中有二千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璧画，是世界罕见的文化遗产。大量无名画匠所绘的都成了辉煌艺术，千多年多影响无数艺术家、美术史研究者甚至历史学家；而那些集建筑、雕塑与艺术的石窟，也成为了古人记录生活的最早的载体，犹如实体博客和IG。

敦煌石窟艺术中包含壁画、塑像、石窟建筑等艺术门类，在壁画中又有音乐、舞蹈、飞天、佛像、菩萨像、供养人服饰、装饰图案等多样化的内容；有佛经故事、历史故事等艺术素材；也有壁画色彩、技法、构图、布局等艺术手法。敦煌是文化的宝藏，无数中外艺术创作者从中获得了灵感和启发。

1943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以来，共历四任院长，第一任院长为常书鸿，然后是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于2014年底上任，今年初转任故宫院长后，便交棒原副院长赵声良。

「我们搞旅游开放、搞文化弘扬，它就有了基础，如果保护不好、研究不好，这种开放旅游都是没有基础的。」

赵声良强调，研究院还要做很多工作。「要让更多人能够瞭解敦煌，不要把敦煌看成是一个非常高深的、离我们很远的童话。其实敦煌的艺术在古代，它是老百姓的艺术，在唐朝，这个佛教的石窟、佛教的寺庙，任何人都是可以进去的，普通老百姓他要瞭解艺术，就是在这个寺庙里面，就可以瞭解。」

赵声良续说：「在文艺复兴的时代，意大利那些教堂，那都是一流的艺术家在那儿做绘画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有拉斐尔，他们最好的作品在教堂—一个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进去的地方，他们艺术的水准是老百姓来评价的，我们唐朝也是这样，唐朝吴道子为什么那么有名？就是因为老百姓说他好，他要画画的话，好多老百姓去看他，看吴道子画画，大家都围得水泄不通的，他就是画得好嘛。」

赵声良看着敦煌改变，当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敦煌的旅游。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基本上中国人不旅游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收入都很低，不到外面旅游，所以敦煌也没有游客，零零星星地有一些人，有的是出差经过这里，有的有什么工作过来，顺便来看看，一年也没几个人。现在你看，每年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到敦煌来，我们这个地方发展很大的，因为旅游业发展，经济就发展了，敦煌的老百姓就富起来了，敦煌随便卖点什么东西，敦煌老百姓摆个小摊，卖个纪念品，敦煌人到沙漠里头去捡个石头，都可以卖钱的。所以这个旅游带动了敦煌的经济，敦煌这个小小的城市就成了甘肃省的县级城市最富的城市，发展起来了。」

敦煌研究院也起了巨大的变化，设立了中国的古遗址保护工程中心，还有土遗址和壁画的保护研究基地，研究员的人数已超过一百人，特别是跟国外的交流。

「八十年代初期，日本的画家平山郁夫（1930~2009）他受敦煌艺术的感动来了很多次，也觉得敦煌研究所的人，条件这么艰苦，大家坚守在这儿在做研究，他也很感动，所以他决定要帮助我们单位。当时我们院长段文杰先生跟他讲，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年轻人培养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培养我们的年轻人。平山先生就跟段先生定下来，每年我们敦煌研究院派两个人到东京艺术大学去进修，这个费用由日本方面出钱，平山郁夫自己有个基金会，这个项目一直延续到现在，这都30多年了，我们每年还要派两个人，每年都在派年轻人。」

后来不仅是日本，敦煌研究院的发展也扩展到美国、加拿大、法国，敦煌不断派年轻人出去，让他们学习这种国外的研究方法，跟外国的学者交流，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这批人都成了专家。直至1987年，莫高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关心敦煌，更多的帮助便出现了，包括用现代科技这种物理、化学等等这些新的方法来保护石窟。

「所以我想，我非常幸运，我正好处在这样一个变革的阶段，赶上不断发生变化的这个时代。」赵声良说，近年，敦煌研究所甚至跟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签订合作协定，派专家去帮他们保护文化遗产，今年他更去了柬埔寨帮助保护洞窟。

过去几十年，赵声良每次去罗浮宫、大英博物馆，还有艾尔米塔什、大都会博物馆都会做笔记，记下自己的游馆心得，也出版过一本写世界四大博物馆的书。从事敦煌艺术与中国美术史研究，他出版的更多，包括《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敦煌壁画风景研究》、《中国敦煌壁画全集·敦煌北凉北魏卷》、《艺苑瑰宝——敦煌壁画与彩塑》、《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敦煌石窟艺术简史》等着作。2015年出版了《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中谈及敦煌石窟对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重要意义。

问赵声良哪一个洞窟最震撼他？他想也不想便说：第61窟。

「我曾经花了两年的时间在那儿做研究，由1991年到1993年天天在这个洞窟里头待着，然后去调查，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壁画就是《五台山图》，那个图非常大，13米多长，高度超过了3米，这样大的一个壁画，详详细细地把五台山的五个台，里面大大小小的寺庙都画出来了，我要去查历史资料文献，对照、考察。」

他每天爬着梯子打着一个手电筒，在黑暗中做记录，有时梯子在摇晃，吓得他赶紧稳住再下来，把梯子再搬过去。赵声良也试过废寝忘餐的做研究和临摹，到天黑关门也不知道，活活被管理员困在洞窟里。「我好几次被人锁到里头，就在里头喊人，有时候半天都没人理，因为那个地方很大，那个年代，我们单位人也不多，所以有时候就得等，我等好长时间，等到看到前面有人过来，赶紧叫唤，然后他们来把这个门打开。」后来，他索性自己带一个写着「正在工作中」的纸牌挂在门口，让外面的人知道他在里面工作。

赵声良自小便特别喜欢艺术，还有书法。「当年我曾参加美术考试，考得分数还不错呢。」看见敦煌美景，时至今日他仍不时忍不住要画下速写，他爱敦煌出自一颗赤子之心。

「经过了几代人七十多年，敦煌研究人员大部分人都是抱着一颗甘于奉献的精神来到敦煌，物质上面没有太多的奢望，我们一心在这个地方干一番事业，也令人生可以得到升华，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最近赵声良还出版了一本《敦煌旧事》，写的是从他到敦煌之后的所见所闻，听到的敦煌老一辈他们的故事，还有他自己的故事。最后，赵声良引苏东坡诗再明志。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