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image/svg+xml;utf8,<svg xmlns="http://www.w3.org/2000/svg" version="1.1" height="2000px" width="1771px"></svg>)
中欧汇流：从钟表与艺术察看世界
多件宫廷瑰宝与珍稀中国工艺精品亮相香港苏富比之际，本文与大家一起了解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如何在中国科学史和艺术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自 古以来，世界上的伟大文明都是透过交流互鉴来推动发展的。无论是透过战争侵略或者商业贸易，科学、技术、语言、艺术极少会个别发展。如古罗马人从古希腊人借鉴文学、戏剧和神话；印度建筑面貌可远溯至古波斯；又如埃及人对太阳神阿顿的一神崇拜与希伯来圣经的内容可能相关。环顾世界，跨文化的交流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除了与相近的日本、韩国、中东地区交流外，中国也与欧洲紧密互动，两地之间的交叉影响见诸制图学、医学、数学、建筑等各个领域。艺术方面，中国与欧洲互相好奇，追慕对方的工艺技术，结果推动两地在绘画、珐琅工艺、玻璃制作、版画等方面的交流发展，在如此背景下出现的工艺精品和佳构杰作，在艺术史上比比皆是。
「文化⋯⋯不只是由单一群体的资源去建构，还要透过接触其他文化去创造。」
- 马丁・帕克纳，《文化的故事：从洞穴艺术到韩流音乐》
十五世纪中国的海上实力
十五世纪的中国是世上数一数二的先进大国，拥有丰富的远航、贸易、交流历史。凭借明代航海家郑和（1371–1433或1435）多次领导船队越洋跨洲，中国成为各国眼中的世界强国，海上实力无出其右。郑和曾奉永乐皇帝（1402年至1424年在位）之命，率领世上最庞大船队六下西洋，据说他的远洋航线横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远至阿拉伯半岛和东非，但他出海目的不是为了征服海外诸国，而是开拓贸易，缔结邦交，树立华夏文明的崇高威望。
不过到了宣德九年（1434），宣德皇帝（1425年至1435年在位）颁布海禁令，所以郑和在宣德八年（1433）最后一次出使西洋后，全国的大规模航海活动随即停顿，任由宝船在港口毁烂，三百年来中国在东亚建立的海上霸权也戛然终止。但有学者指出，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海上贸易限制逐渐放宽，在万历皇帝（1573年至1620年在位）的统治下，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华宣道，中国在全球定位进入另一阶段，商业活动因远行和贸易路线扩张而蓬勃发展。当时渡海东来的中国工艺品风靡欧洲宫廷，而从英国、意大利、法国和欧洲各地来华的传教士也向中国皇帝进贡各种新颖精致的礼物，将中西文化交流推上新高度。
十七及十八世纪的座钟、时计与中欧交流
十七及十八世纪，中国透过贸易和文化交流与西方深入接触，促成宫廷中各类工艺美术兴盛发展的时代。紫禁城不仅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更加是科学与文艺发展重镇和国际交流舞台。所有来华传教士只以布道天主教为目的，但他们希望利用西方科技知识方便传教，所以向中国政府送赠大量西洋器物，以争取朝廷官员的支持。
万历皇帝对装饰华丽的报时座钟十分好奇，于是天主教耶稣会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应召入宫时，向万历皇帝献上两尊西式报时钟。利玛窦是首位踏足紫禁城的欧洲人，皇帝会就历法和天文事宜咨询他的意见。利玛窦精通中文，经常强调儒家学说与基督信仰之间的相似性。他曾将儒学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又与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徐光启合作，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利玛窦来华时的晚明至清代期间，无论是出自欧洲钟表匠还是广州钟表作坊工匠之手的机械钟表时计，都是真正展示现代化的产物。钟表成为深受清代宫廷青睐的重要工艺品，宫内更设做钟处，处内有一百人左右，负责制作和维修时计，由传教士匠师监督。
欧洲的科技对清廷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双边关系在清政府治下日渐加强，清廷开始透过广州的外商提出请求，委托西方制作各类器物。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在西方兴起，启发像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一类的知识分子。
领衔今季香港苏富比珍贵名表 I 的拍品是曾属清宫旧藏、后入藏东京根津美术馆近七十年的数尊华丽座钟。
今次上拍的座钟由广州作坊的工匠和英国与瑞士的重要钟表商制作，镶嵌绘工精细的画珐琅片和闪烁宝石，造工熟练精到。这些座钟不仅准确显示月份、日期、时间，还搭载扣人心弦的精美机械机芯，部分座钟更会按时播放音乐，悦人耳目。
乾隆年间，广东官员经常向朝廷上贡这类时计。乾隆皇帝（1736年至1795年在位）热衷收藏，也致力发展艺术文化，赞助工艺制作。他在位期间，西洋钟表大受欢迎，宫廷之外也需求殷切，达官贵人、商贾、富裕文人都争相搜购。
这类华丽奇巧的机器展示了西方的先进科技，成为中国了解西方的重要途径，同时是西方致赠中国以建立外交关系的珍贵礼物。不过，钟表并非唯一博取中国帝王欢心的西洋技术，欧洲传教士画家将西方绘画技法和珐琅工艺带进宫廷，也甚得皇家珍爱。
Passport to Forbidden City: 5 exquisite Qing Dynasty clocks bridging East and West
清宮技藝交流
康熙皇帝玄烨（1662年至1722年在位）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具备过人的政治智慧和见识，对西方科学兴趣浓厚，总是孜孜不倦学习天文、数学和科学。他也对欧洲匠师带来的创意和技艺抱持开放态度，在紫荆城内设立各类作坊制作各类工艺品，对清宫艺术产生深远影响。
清廷在江西景德镇设御窑烧制素净白瓷，再将白瓷胎运送至北京宫中作坊，在引入西方技艺的传教士匠师监督下，宫廷画工在白地瓷胎施彩入窑复烧，方成御用彩瓷。画工所施彩料即为珐琅彩。珐琅彩的字面意思为「洋彩」，这种彩料由西方引入，本来是施于玻璃和铜器上的彩釉，传入中国后在御瓷烧制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珐琅彩料色彩浓丽缤纷，为中国彩瓷带来革新的风格和技术，早期珐琅彩瓷采用欧洲进口的珐琅原料，后来御窑厂亦研发出国产彩料，御窑彩瓷烧造更得以进一步发展。
例如，在今季中国艺术珍品亮相的清康熙珐琅彩胭脂紫地开光花卉纹碗，传承清晰、来源可靠，曾入藏匹兹堡卡内基艺术博物馆。有学者认为此碗或为清宫第一批成功试烧出「卡希乌斯紫」（Purple of Cassius）的珐琅彩瓷 - 标志这胭脂紫地珐琅彩瓷的诞生。
欧洲传教士供职清宫内廷作坊，也对中国宫廷画发展大有裨益。意大利传教士朱塞佩・卡斯蒂留内（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擅长绘事，由教廷派往中国后取汉名「郎世宁」，其后获召入宫，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画家。郎世宁将欧洲绘画风格结合中国题材和审美品味，又教授宫中画家西方技法，清宫绘画逐渐受到西方技法和画风影响。他侍奉乾隆皇帝三十载，技艺超卓，深得器重。乾隆皇帝热爱艺术，并沿袭祖父和父亲支持文艺发展的做法，在全国延访和招募技艺超群的画家和工匠入宫，奠定中国艺术迈向顶峰的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