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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简情意在——作家的信札
金庸、倪匡
前 文〈文学家的手稿〉说到「一个时代的结束」，我记得随后不久李欧梵教授就转入了张爱玲研究，大作《上海摩登》先后在哈佛和牛津出英文及中文版。不知道这是否与他感受到的世纪末悲哀有关，但他的确一而再引用张爱玲的名言，「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这种时代仓促造成的破坏，对文物手迹收藏者来说，一样触目惊心。董桥先生陆羽茶叙，有时会说一些报界前辈的趣事，趣事听在收藏家耳朵里，别有一种思绪。「金庸写社评，看文笔我们当然都能看出来」，董先生还说你们也不难分别，他的社评标题，字体比别人写的大一号。「查先生坐在社长室里吸烟，一支接一支，烟雾缭绕，总是夜深才动笔。排字房工人赶住收工，在社长房外探头探脑，甚至大声吆喝『快啲写啦』」。
排字房排字时，「先把查先生的手稿，剪成一行一条，一条一条的⋯⋯」董先生绘形绘色说到这时，哎呀，我们都叫了出来。张爱玲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虽然如此，能略略感受一下旧时香港报馆的情境，也是好的。记得半个世纪前，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分几十次寄来香港报刊连载，曹聚仁每次都请人先誊抄一遍，七百多页的手稿，遂得以完整保存至今。报纸社论、专栏，日日新，已顾不上保存手稿矣。幸好文人毕竟是文人，他们就算在同一办公楼里办公，他们写信交谈。这封查良镛写给董桥的信，一个电话可以交代的事，见诸文字，情事隐隐约约，几十年了保存了下来，不妨引录如下：
桥兄： 各稿未细阅，大致无问题，惟似觉得枯燥，但也无可奈何。希望别的文章能配合得轻松些，以资平衡。（本期多用外国通讯，甚好。） 整个设想是好的，可巩固「明月」的权威地位。 以后各稿不必交我看了，你办事，应可放心。查。
又：「明月小窗」你写的稿可随便用个笔名，并应付稿费。
倪匡的便笺也有意思，一、自用笺印有四方朱印，一方名章，三枚闲章，二、500字原稿纸，四边所留空间极为宽大，他预先为自己留着很大的补充余地。信写的是：
桥兄： 「金瓶梅」我没有用处，在我这里，废纸而已，大可不必还我，真的。 上电视，真没面子，亏你还说潇洒。 草草不恭，乞谅。 弟倪匡。六﹒十五。 （醉得连名字也写不像了）
排字工人为了便于工作，刀剪手稿，当然可惜。与此同时，文人彼此之间，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几年前苏富比「董桥书房剪影」，初次看到金庸、余英时，这次又看到罗孚、倪匡的书信，言简意在笺外，一通信札牵连着多少往事，剪不断理还乱，保存手札，更多的是珍惜，是一种责任之所在。
徐吁，徐复观，黄少谷，风轻云淡，那一代渐渐的也许都愈行愈远了。可能只有刘以鬯董桥他们还记得《风萧萧》，还记得「一九四三年徐吁年」。
「八十老叟」董桥去年写《文林回想录》，一下笔，写的不是共事十几年的查良镛，也不是交情几十年的余英时，而是，一九六零年代徐吁先生在中环七重天餐厅的下午茶茶叙。
几年前，刘以鬯先生还在，接受记者采访，谈百年文坛往事，他说他和徐吁是三十年代在重庆认识的，但此前就有渊源。「在战时的重庆，当我为《国民公报》编副刊时，徐吁不但常有稿件交给我发表，还常常介绍中央大学学生的稿件给我。我进入重庆《扫荡报》时，徐吁的《风萧萧》就在《扫荡》副刊连载。」
刘以鬯说的《扫荡报》，社长是黄少谷。在座的刘太太怕年轻记者太后生，特别补充说，黄少谷后来当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
说徐吁引导刘以鬯董桥他们走上文学道路，那是文学界的传承故事，至于1960年代徐复观同钱穆、唐君毅，在香港成立新亚书院，则是学术界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丰功伟绩。
虽然现在一般人说到徐复观，更乐于议论他在国民党内曾经担任的情报和机要工作，还有他和蒋介石关系。再加上罗孚先生统战徐复观的故事，为他们那个时代，又增添了引人入胜的神秘色彩。
根据罗孚的回忆，1971年曹聚仁介绍他结识徐复观。对身负文化界统战使命的罗孚来说，能结识徐，难免有一种意外之喜，他的上级更是如获至宝。罗孚后来说，他与徐接近，「的确是有统战的用意」。他说：「我不是去接近一位学者，更不是去接近一位儒学大师，而是去接近一位为蒋介石主持过联合情报处的人。说得不好听，是一位可以称得上特务头子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这恐怕是另一个戴笠。」
至于罗孚写给董桥的这封信，表面看来只是随稿附上的一封短简，不够三行，然而信中披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父亲在1986年2月到1987年10月以笔名程雪野在《明报月刊》发表了二十篇文章」（罗海雷），这二十篇文章，后来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为《燕山诗话》。罗孚诗话的人物，都是当代史上著名的文人：胡乔木、夏衍、俞平伯、冯雪峰、聂绀弩、王力、冯友兰、周作人、吴世昌、吴祖光、刘宾雁、邵燕祥、黄苗子、郑超麟。这封罗孚给董桥的信说，笔名「程雪野」是罗孚请《明报月刊》主编董桥（木乔）随意起的笔名：
桥兄：续稿也是匆匆草成⋯⋯作者名随意取一个可也⋯⋯
有说国家不幸诗家幸，我们有幸能在苏富比一次过看到巴金、刘以鬯、余英时、董桥、罗孚、徐吁、徐复观等人的手稿和亲笔信札。所谓「得之于偶然，得之于发现，得之于积累」，笺短情意在，字里行间，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又能牵引出多少联想和发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