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有梦 ——浪漫写实主义大师陈逸飞

1946年陈逸飞出生于宁波，距离抗战结束后仅七个月，他尚在襁褓时就举家移居上海。他是家中长子，有一弟一妹，父亲是化学工程师，母亲曾当过一段时间修女，她对天主教的虔诚深刻影响了年幼的陈逸飞。成长期间，他定期参与教会活动，培养出对宗教艺术和仪式的兴趣，教会也成为他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契机。

学校很早就发现陈逸飞甚具艺术天赋，让他在中国少先队得到特殊的发挥机会。陈逸飞自小沉浸于流行图书的写实叙事形式，闲暇里不是在画画就是到旧书店看图书。长大后，他不理父亲劝阻，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接受在现今看来还是相当国际化的艺术教育。他得到深谙欧洲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的老师言传身教，又不时参观俄罗斯艺术的展览，哥萨克写实主义历史画家瓦西里・苏里科夫（Vasily Surikov）和罗马尼亚肖像画家哥尼利・巴巴（Corneliu Baba）是他最喜欢的画家。陈逸飞尤爱唐诗宋词，他后来绘画的不少作品都以古代诗词的典雅意象命名。 1964年，他因腿部骨折需要休养两个月，期间观看了大量俄罗斯和波兰电影，这些电影画面对他的影响也在之后的绘画作品愈发显见。

不久后，中国进入政治动荡的年代。虽然陈逸飞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但他凭着超卓画技，屡次派送到北京承接重大公共创作项目，例如为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绘制大型肖像。由于要配合社会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当时油画作品都要遵循此一观点，运用恢宏尺幅展现理想化画面，以满脸红光的英雄人物诉说爱国豪情和荣耀事迹。对要接受绘画任务的陈逸飞而言，这段时期是让他身心承受巨大压力的艰难岁月。

后来，陈逸飞获延揽入上海画院的油画雕塑创作室工作，担任油画组负责人，他曾亲身游走黄河流域各地，寻找创作题材。批评者对他的意见颇为矛盾，既指责他「堕落地」运用非自然写实的色彩，又痛斥他以超级写实的求真手法描绘战乱场景。不过，陈逸飞一路走来，赢得的是更多支持他的人。 1972年，他入选了文革以来首个全国美展，许多他的史诗巨作也诞生于参加美展之后，例如1973年的《南来北往》、1974年的《写于长夜—鲁迅》、1976年的《刑场上的婚礼》（现藏北京中国美术馆）、1977年的《占领总统府》（现藏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等。

七十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中国逐步对外敞开大门，面对西方影响。陈逸飞从在中国流通的西方艺术期刊上读到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威廉・德库宁的作品，对他充满力量的意象表现甚为欣赏。 1978年，上海举办法国巴比松画派巡回大展，其中一位参展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就以描绘农民和乡村的淳朴风景，颠覆当时学院派崇尚的古典画风。

与此同时，陈逸飞逐渐名扬海外：1979年，他的作品入选中国艺术大展，并巡回至日本、香港、德国、法国展出。另外，纽约的《艺术新闻》（现为 ARTnews）发表报道，探讨他反思中国近代史的油画《踱步》（1979年作），盛赞他「能直接切中要点、呈现具心理深度的写实主义和清晰鲜爽的绘画风格。」

其实陈逸飞的心是静不下来，总想「亲眼看看只曾从复本所见的艺术原作。」1980年，他的人生出现巨变，他终于凑足买机票的钱飞往纽约留学。在纽约，他沉醉于参观当时近在咫尺的各类艺术展览，而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毕加索回顾展更令他倾心不已。他考获奖学金后到纽约大学亨特学院深造，《艺术新闻》形容他是「首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学习的艺术家」。除上学外，他还花了一年时间在油画修复室工作，得以近距离接触到约翰・辛格・萨根、毕加索、罗伯特・马瑟韦尔等人的画作，激发他更执意追求所重视的绘画技法。他又在曼哈顿结识了其他旅美华人，包括电影导演张艺谋和作曲家谭盾。他一直渴望见识更多，1982年夏天，他靠睡火车和长椅省钱，遍游欧洲各地。

1983年，陈逸飞在纽约哈默画廊举行了在西方的首场个展，展览大获好评，作品深得市场青睐。远离故土的陈逸飞，开始将创作重心移到再现儿时回忆中的中国：江南水乡的石桥橹影和青瓦白墙。

陈逸飞的画作很快就成为志念东西情谊的官方象征。美国实业家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是帮助陈逸飞踏上国际舞台的伯乐，1985年他访问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时，就以所购下描绘周庄双桥的《家乡的回忆—双桥》作为礼物相赠，成就国际外交的佳话。同年，陈逸飞另一幅水乡油画《桥》获联合国用作首日封设计。

八十年代，陈逸飞在哈默画廊再举办另外四场个展。 《纽约时报》在1984年对他大赞有加：「陈逸飞的工作室空空荡荡，但他不是陷入绝境，而是去年创作的画作几乎全部卖光。」陈逸飞的艺术风格给《纽约时报》和《艺术新闻》归类为「浪漫写实主义」，并深得外国人推崇，1983年，他入选分别由布鲁克林博物馆和康涅狄格的新英格兰当代艺术中心举行的两个大型中国艺术展。 1985年，他首次在纽约市以外举办个展，地点是华盛顿特区的科科伦艺术馆。

陈逸飞的创作风格很快就受外地生活影响，对不同元素兼容并蓄。他反思道：「我想让眼睛不只看到一种风格，而是尽览所有事物，连电影和戏剧也不例外，这真的让人兴奋。我的风格会变，但不是我刻意改用新风格，而是从内心深处慢慢显现的改变。」

陈逸飞的作品渐渐浮现出一种电影感。他在八十年代开展的西洋音乐家系列深得当代观众欢心，为了探讨人性的内心世界，他采用卡拉瓦乔惯用的暗色调技法，以单向光线投射，让强光落在正吹奏长笛和拉小提琴的优美女性身姿上，并结合西洋古典油画的形象和摄影写实主义直面观众的临场感，画面饶富震撼力。

自九十年代起，陈逸飞透过呈现东方女性让人无法触摸和难以了解的形象，重新审视三十年代上海经历的「黄金十年」。他的中国古典仕女身穿绚丽多彩的刺绣丝绸长袍，头戴华丽珠宝冠饰，她们仪态万千，或以慵懒姿态凝视远方，或含羞对镜自照，或以纤纤玉指轻握团扇，或拨弄琵琶，或沉郁地观赏笼中小鸟，眼神若有所思。此时，陈逸飞凭借在不同艺术传统上的深厚造诣，创作出唯美而精致的经典巨作《夜宴》（1991年作），蔚为他成名以来的巅峰创举。在宛若电影镜头下的画面中，五位美人乐手吹管奏笛，直接呼应南唐画家顾闳中描画大臣韩熙载设夜宴娱宾行乐的长卷《韩熙载夜宴图》（980年作）。此幅美人群像最终在2022年经香港苏富比以5,450万港元成交。

大约同一时间，陈逸飞也积极开拓晋身电影导演之路。随着他的野心由画布延展至银幕，画作的尺幅也愈来愈大，让观众沉醉于他笔下海派生活的浮华世界。他首次执导的电影《海上旧梦》（1992年）于1993年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片名与他的绘画系列同名，电影没有对白，只用他故乡的女子和建筑勾勒出无言的乡愁。他的第二部电影《人约黄昏》（1995年）是充满黑色浪漫的悬疑电影，以三十年代上海为背景，1995年获康城影展选入「一种关注」的单元，备受瞩目。

1988年，陈逸飞首次到西藏采风，藏民生活的质朴灵性和这片土地的「纯净」深深吸引着他。自1990年起，他花更多时间留在中国和亚洲创作。西藏题材让陈逸飞的画风焕然一新，他从描画上海美人时富有层次的流丽笔触，渐渐过渡至运用印象派画家厚涂颜料的技法，多重上色后再用砂纸反覆打磨，制造朦胧温煦的效果。他表示：「当地人民的情感非常强烈，充满力量，他们的肤色和衣着是如此鲜明独特。我尝试在画作中用构图、形态、上色技法去呼应那种力量。」从他描绘的藏民可见，饱历风霜的皮肤，皱起的眉头下是抵抗青藏高原上无情烈日的双眼，他每年都花数周远赴西藏与藏民相处，观察他们的起居生活。在当地，他记录了晨祷时藏民之间的团结一致（《晨祷》，1996年作）；他捕捉到母亲用头巾蒙脸抵御刺骨寒风时透出的紧张目光（《红衣母亲》，1999年作）；他也收获了佛寺前两名小孩遇到陌生人时露出的疑惑神情（《小孩与佛寺》，1999年作）。

「西藏系列」在1996年上海举行的陈逸飞返乡回顾展首度亮相。 1997年，威尼斯双年展首设中国馆，陈逸飞在中国馆展出八幅描绘西藏的油画巨制。 《文汇读书周报》报道：「评论界认为是他画风又一次向雄壮粗犷的转变。陈逸飞自己仍认为，在内涵上他要表达的仍与以前一脉相承，即力度、雕塑感、现代感。」

陈逸飞称自己为「视觉艺术工作者」，认为生活与美是不可分割的。他对「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的概念十分着迷，在中国提出「大美术」的文化观。弟弟陈逸鸣解释道：

在创作生涯后期，陈逸飞倾注精力，实现将美融入现代生活的所有层面中。九十年代，他创立个人服装品牌Layefe（命名取其名字谐音），之后创办杂志《青年视觉Vision》，探讨当代中国美学如何从艺术、时尚和科技领域构建高品质生活体验。 2000年，他开创设计师家居品牌Layefe Home。他担任城市规划和设计的特别顾问以来，在一生中最爱的上海市留下不少深刻印记，从整顿泰康路艺术街区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前期策划，都见到他积极参与的身影。陈逸飞与法国建筑师夏邦杰（Jean-Marie Charpentier）合作设计的大型不锈钢雕塑《东方之光—日晷》（2000年作），至今仍矗立于浦东新区世纪大道与杨高路的交汇处。 2005年，他赶拍第四部电影期间突发胃出血，骤然病逝，享年五十八岁。

陈逸飞的传奇人生和创作历程因致命疾病戛然而止，却实实在在横跨了二十世纪中国史上变化急剧的转型时期，从社会写实主义到浪漫写实主义，从文化纪实到将绘画美学融入电影实践，为中华文化与西方世界构筑全新的沟通桥梁。陈逸飞留下的创作充满动人张力，至今影响犹深，他的作品既能跨越文化疆界，又深植于自己的文化根源，见证着真挚的艺术表达确实可以带来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