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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詳情

藝海觀濤:坂本五郎珍藏中國藝術 – 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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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

唐 三彩貼花雙繫繩柄壺

來源

倫敦佳士得1970年10月12日,編號95

出版

長谷部樂爾及林屋晴三,《中國古陶磁》,上冊,東京,1971年,圖版45
Anthony du Boulay,《Christie's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倫敦,1984年,頁21,圖3

相關資料

三彩花時繁似錦
康蕊君

本品三彩貼花雙繫繩柄壺,瑰麗華美,光秀斑斕,薈異國之風,集盛唐之氣,見證中國史上輝煌一頁。此例獨一無二,不論其工藝、造型、裝飾與釉色,皆顯盛唐陶器之偉大成就。

唐代絲綢之路通達西域,沿塔克拉瑪干沙漠之長途險要,自長安都城及至中亞與中東,聯繫外邦文化重鎮,促成繁盛商貿,引領思想交流。長安城其時威名遠播,日臻繁榮,幅員廣大,為世上之最,人口高達百萬,聚眾更來自亞洲各地。外商於市集出售異國貨品,使節向朝廷上呈海外珍寶。因此,唐代藝匠接觸之款式及技術愈見豐富,面對競爭環境,自當因時制宜,博採眾長。

富裕貴族卓識善鑑,對精品需求與日俱增,藝匠為此竭盡所能,更令盛唐工藝技術愈見精良。縱觀中國悠久歷史,唯有唐代匠工最精陶器,取素土為胎,塑成名器,其技藝之精湛,從本品足可窺見一斑。此壺設計精煉,造工嚴謹,對後世影響深遠。器身流麗灑脫,造形起伏順暢,配以貼花葉飾、繩紋手柄,巧施三彩釉色,皆盡精製華飾,足見匠心獨運。

陶瓷貼花手法,意源寶石、珍珠鑲飾。參考一件唐代鑲寶石舍利金盒,陝西省臨潼縣慶山寺遺址出土,載《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第10冊,北京,1987年,圖版76,另見《隋唐文化》,香港,1990年,頁275,圖版5。此技法自北齊始,盛行於陶器之上, 當時中亞風格始對中國工藝帶來強烈影響,Suzanne G. Valenstein曾就此提及一早期同款紋飾青釉瓶,藏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Oriental Art》,第VLIII冊,編號4,1997-1998年,頁2-13)

蔓藤花紋,仿如佛教造像佩戴寶飾,參考一西安出土著名石雕觀音菩薩殘像,載《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卷四,北京,1988年,圖版53(圖一)

壺身花飾,多見唐初藝品,媒材不同,效果各異,款例包括一唐代陶馬裝飾,河南鞏縣出土,同上,圖版156;另見一唐代木鎮俑甲飾,公元688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展於《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2004-2005年,編號180;再有一銅鎮俑裝飾,陝西寶雞出土,同上,編號230;另參考兩款絲織品,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其一為六世紀末/七世紀初,另一出自公元778年古墓,同上,編號235及242;一件繡花絲韉,出自青海都蘭熱水,同上,編號247;另一唐代銅鏡,出自陝西岐山,展《長安瑰寶:絲綢之都》,香港藝術館,1993-1994年,編號33。

如本壺器形及裝飾者,今未見有二,但有存世三彩鳳首壺例者數,形意頗近,固當歸至一類,獨本品不作鳳首之式,而於肩部置一鳥喙,借取其意,與壺柄相對,互作平衡,相得益彰,配與錦飾,整體觀之,華美奪目,雅致分明。

參考五件相類例,球形壺口,作鳳首狀。其中一例,同飾大片四葉及花蕾貼飾,東京國立博物館館藏,載佐藤雅彥及長谷部楽爾,《世界陶磁全集:隋、唐》,卷十一,東京,1976年,彩圖版200(圖。另一同款花蕾貼飾,配團飾圖案,Aso收藏,同上,圖版199。再有三例,貼飾不同,壺肩飾一環蓮花,其一藏神戶白鶴美術館,同上,彩圖版35;其二先後屬巴黎L. Wannieck收藏、比利時Jan Pincket收藏及日本私人收藏,同上,圖版117,另載《Inaugural Exhibition: Early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Eskenazi,倫敦,1972年,編號32,封面,近期售於倫敦蘇富比2015年5月13日,編號104(成交價2,725,000英鎊)(圖;其三載水野清一,《陶器全集:唐三彩》,卷二十五,東京,1961年,彩圖版1。鳳首壺之喙飾,或作壺口出水,或僅作裝飾,盛於六朝時期,其重要意義尚待深入考究。

此壺製工複雜,裝飾精緻,三彩均勻飽滿,亮麗出眾,流釉至足,平整規細,並非一般唐器可比。河南鞏義市黄冶鞏縣窰址,著名唐三彩窰口之一,曾出土大量三彩陶例,亦有作貼飾者,然鮮有與本品比肩之作。相類貼葉紋飾之三彩殘器,見《黄冶唐三彩窰》,北京,2000年,載於書中各處及彩圖版54: 4。

藝海觀濤:坂本五郎珍藏中國藝術 – 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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