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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相:宗教藝術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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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

北齊武平七年 (公元576年) 砂岩石雕刻銘蓮花座觀音立像
《武平七年正月九日佛弟子郭延受合家等敬造》款

來源

山中商會,京都(1925年以前)
購於五十至六十年代

展覽

《開館特別出品「精品選集」》,九州国立博物館,福岡,2005年,編號29

出版

Osvald Sirén,《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倫敦,1925年,圖版230 A 及 B
松原三郎,《中国仏敎彫刻史研究》,東京,1966年,圖版164 (a)-(c)
松原三郎,《中国仏敎彫刻史論》,東京,1995年,圖版編二,圖版468 a 及 b

相關資料

刻文
武平七年正月九日佛弟子郭延受合家等敬造觀音像一區,上為國王帝主,師僧父母,因緣眷屬,法界眾生,解脫離苦,成元上道,所求如意。

北齊造像典範

康蕊君

此觀音立像,莊嚴端祥,誠北齊佛教造像之典範。北齊年間,藝術風格推陳出新。 石雕藝匠放棄北魏簡素樸拙且透異國情調的形態,洗前朝遺風,另闢蹊徑。綜觀中國石雕藝術歴史,若論創思前瞻,別開生面,能與北齊相提並論的朝代,寥寥可數。

菩薩五觀和均,面相婉柔,盡展北齊造像獨特之美。腰腹微微隆起,弧線流麗優雅,唯妙唯肖。寶冠瓔珞華而不縟,恰到好處,端莊肅穆。

Osvald Sirén 曾在其文章〈Chinese Marble Sculptures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中,詳論從北齊、北周至隋朝,即約公元550-618年,與本品相類之佛教造像的風格嬗變,惟研究僅限大理石雕之屬,見《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第12期,斯德哥爾摩,1940年,頁473-96。筆者在頁473提出,北齊造像風格,須至570年代初,始趨成熟,而最重要之瑰瑋傑作皆出自往後短短十數載。開皇五年(585)以降,造像形態漸見因循守舊,原有之細膩柔美,逐步消退。

山西省博物館藏相近造像,斷為北齊上半葉之作,圖見於松原三郎,《中国仏敎彫刻史論》,東京,1995年,圖版編二,圖版476a(圖一), 同書另刊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像,頭首已失,雕風與本品相類,見圖版476b(圖二)。松原三郎把現藏蘇黎世雷特博爾格博物館之造像與本尊並排對比,瑞士藏像並無紀年,浮雕深淺分明,飾華帶瓔珞(松原三郎,1995年,上述出處,圖版468c,圖三)。該菩薩像也見於是 Osvald Sirén,《Chinese Sculptures in the von der Heydt Collection》,蘇黎世,1959年,圖版26,書中頁92,作者寫其為山西南部流行之佛教塑像的範例,並指京都有鄰館存相類佛像,當中包括據紀年同為576之雕塑,或正為本尊菩薩像,作者另舉斯德哥爾摩瑞典國立博物館藏570年造像作例。

相關菩薩造像,可參考曾為武藤氏及山岡清兵衛收藏之例,皆並無紀年,瓔珞衣褶雕飾略較浮凸,圖錄於松原三郎,1995年,上述出處,圖版437,曾現於倫敦蘇富比1986年12月9日,編號32(圖四),以及紐約佳士得1996年9月19日,編號219。另可比較一尊1964年購於日本之雕像,後售於倫敦蘇富比1993年12月7日,編號34。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造像殘石,觀音菩薩立於三位中央,其身軀同樣微往前傾,衣褶瓔珞浮雕也稍淺,圖刊於松原三郎,1995年,上述出處,圖版415 a。

此風雖盛於北齊,然至隋朝之時已竭。對比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像,形態相類,尺寸較大,據銘製於開皇五年(585), 其輪廓五觀、華衣皺褶、瓔珞寶飾之雕刻皆更明快利落,棱角分明,大異於北齊委婉圓潤之風,圖見松原三郎,1995年,上述出處,圖版497(圖五)。

此類佛廟立像,風格巧思應取材自當時華貴之佛教洞窟。有傳北齊文宣帝(550-559年在位)下令於河北峰峰開鑿響堂山石窟群,共十七洞,至武平三年(572)竣工,乃當時最重要之朝廷開鑿洞窟,大體可分為南北兩組,另有較小之列,謂水浴寺石窟。單是南響堂山已有佛像達四千,主要成於北齊年間,多為皇室顯貴發願供養。響堂山主要造像皆為傳統之一佛二菩薩,侍從相伴,身形高挑修長,魁梧結實。

響堂山之風,顯然見於此尊菩薩造像。試對比北響堂山第二窟坐佛兩側菩薩,其體態衣裳之處理,與本品相類,圖載於 《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卷13,北京,1989年,圖版110-14,或見成於天統元年至承光元年間(565-577)之南響堂山第七窟塑像,錄於 Angela Falco Howard 等,《Chinese Sculpture》,北京,2006年,圖版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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