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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 掐絲琺瑯開光蓮紋帶蓋僧帽壺 |
估價
20,000,000 - 30,000,000 HKD
招標截止
描述
- 22.5 公分，8 7/8 英寸
Condition
品相極佳，有細微剝落經填補，細小局部經潤飾。
我們很高興為您提供上述拍品狀況報告。由於敝公司非專業修復人員，在此敦促您向其他專業修復人員索取諮詢，以獲得更詳盡、專業之報告。
準買家應該檢查每款拍品以確認其狀況，蘇富比所作的任何陳述均為專業主觀看法而非事實陳述。準買家應參考有關該拍賣的重要通知（見圖錄）。
雖然本狀況報告或有針對某拍品之討論，但所有拍賣品均根據印於圖錄內之業務規則以拍賣時狀況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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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資料及來源
僧帽彩壺奉神明
康蕊君 藏傳佛教相信色彩的神聖，認為得道高僧涅槃時肉身虹化，轉五蘊為五色光耀成就，藍、白、紅、綠、黃，各含佛理。永樂年間（1403-1424年），明成袓專崇藏傳佛教，力興其寺，任命國內巧工藝匠參與修建裝潢，艷色華彩，金碧輝煌。觀存世西藏唐卡與其他佛教作品，或繪、或織、或繡，從中可設想當時佛寺的絢爛，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大威德怖畏金剛刺繡（屈志仁及 Denise Patry Leidy，《Defining Yongle. Imperial Art i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China》，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2005年，圖版35及頁60；圖一）。相比之下，明初許多其他材質的工藝作品均採淡雅靜穆之風，唯獨是如此壺之掐絲琺瑯器，艷色繽紛，與佛寺的麗彩金飾相互呼應。
早於蒙元一朝（1279-1368年），中國帝皇已對弘揚藏傳佛教之事不遺餘力，及至明初，更有多名藏僧留住京師，宣佛弘教。永樂帝經靖難之變篡國登極，篤信佛教，修復南京執恩寺，並以亡妻之命建造琉璃寶塔，又屢邀高僧住京，冀藉此屏除誹議、鞏固君權。成祖嘗邀格魯派（又稱黃帽派）創始人宗喀巴（Tsongkhapa，1357-1419年）往赴南京，然屢試不果，祖師僅派遣膝下弟子面聖。然及至永樂五年（1407年），終邀得西藏噶舉派第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Deshin Shekpa，又稱哈立麻，1384-1415年，圖二）前赴南京覲見，並為成祖往生父母作普渡大齋，行各種聖蹟，如五色圓光、彩雲滿天，成祖遂命宮廷畫師繪圖作記，以垂千古（柯律格及霍吉淑，《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圖208，頁240始）。
如此盛大法事，必須贈禮供奉，是以成祖特命御作巧製各式瓷器、漆雕、織品及掐絲琺瑯，促使作坊大興其製，開啟工藝盛世，風延宣德，造就許多十五世紀初佳作絕品，當中更有不少佛器，專為法事而造，彰顯虔敬誠心。然惜永樂年製掐絲琺瑯器極罕，與此器類同之僧帽壺僅另見一例，現存西藏拉薩。如此精緻繽紛之器，御賜佛教高僧作賜賚器，尤為宜適。
中國掐絲琺瑯工藝的起源，至今仍存爭議，但普遍相信技術在元朝抵華，或從拜占庭傳入。礙於資料匱乏，就傳入初期的嬗變所知有限，但相較之下，有關十五世紀初掐絲琺瑯技藝的研究甚豐，涵蓋署款及無款器。無款之掐絲琺瑯器，可依永宣年間其他材質藝品之風格斷代，此壺正為一例，其器形、紋飾、琺瑯質素，均與同代所製吻合。
以傳統孔雀藍為地，添綴五主色：土黃、碧綠、靛藍、赭紅、乳白，其琺瑯質高色麗，表面細碎砂眼，展現早期掐絲琺瑯器的特徵。所填琺瑯，與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所藏斷代明初或更早的蓋盒與香爐極為相近（Béatrice Quette 編，《Cloisonné: Chinese Enamels from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巴德研究生中心，紐約，2011年，頁x；頁34，圖3.6；頁97，圖5.28，編號9及14），該爐上更有個別銅絲框格填綴雙色，如蓮葉沿邊呈紅或黃色，工藝手法與此接近。
除了常見主色，此壺飾有以紅白調配而成的罕見粉紅料，Quette 稱之為「明代粉紅」（或「元代粉紅」）以免與十八世紀由傳教士引入的玫瑰粉紅混淆（前述出處，頁9及35）。在此壺上，粉紅料僅用於柄上香草龍鼻吻下方，更顯龍紋獨特，猶若點晴，極為巧妙。香草龍鼻吻的表現向來不拘一格，如圖一唐卡之香草龍鼻吻下則是紅白相間。這種獨特的粉紅料也用於上述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所藏的蓋盒，卻限於底部蓮束上一株小花（Quette，前述出處，圖6.13及編號9）。
此壺以番蓮為主要紋飾。番蓮較一般蓮花更富裝飾性，其枝莖卷延、葉姿不一，飾於當朝藝品，變化萬千，佛教供器上尤為常見。柄上香草龍，又稱䕫龍，雙足矯健，龍尾蜷曲，口銜蓮枝，造型與佛像兩側彩獸呼應，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唐卡大威德怖畏金剛旁邊靈獸（圖一）。至於壺身的仰覆蓮瓣，源則可溯至佛教造像之蓮座。壺底有十字交杵紋，與鎏金銅佛教造像座底所見類同。除上述明初佛教經典圖案外，此壺頸上另添三花，造型簡約流麗，分別乃山茶、牡丹及石榴花，配合蓮花，便湊成四季花卉，合符中國傳統韻味。
僧帽壺造型，起源可追溯至藏傳佛教法會所用之金屬或木製執壺。早在元朝，已見有相關之青白瓷執壺，壺口雖呈僧帽之形，其壁斜直，並無束頸（見屈志仁編，《The World of Khubilai Khan. Chinese Art in the Yuan Dynasty》，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2010年，圖123）。此壺所採束頸鼓腹之式，出現年代似乎也早於明朝。北京海淀區元代墓葬出土一白瓷雛例，器形與此更為接近，僅比例上存小異，現藏北京首都博物館，其尖流開敞，形巧與器蓋呼應，誠當朝最別出心裁之式（屈志仁，前述出處，圖298）。
究竟是哪種僧帽讓藝匠引巧思、發奇想，終製得如此雅致執壺，至今仍未可知。然而，細觀傳世圖像，藏僧如德新謝巴，以及代表宗喀巴進宮面見成祖之釋迦也失（Shakya Yeshe，1354-1435年）多頭戴黑帽，帽沿輪廓與壺邊凸棱極為接近（見圖一右上坐僧細部、圖二；或柯律格及霍吉淑，前述出處，圖209）。
合上蓋子，即可把流口封住，如此天衣無縫設計，或為盛載如藏族酥油茶一類之溫熱液體而作。參見一幅年代略晚的西藏布本彩繪，描畫觀音諸神，佛壇上擺設供果及花瓶，前置三玉壺春瓶，旁邊正有一僧帽壺，詳見屈志仁及 Leidy，前述出處，圖版36（圖三）。
唯一與此相近之壺，現為拉薩西藏博物館所蓄，其特製紅漆描金木套尚存（《明永樂宣德文物特展》，故宮博物院，北京，2010年，編號141；圖四）。拉薩僧帽壺與此大同小異，除體型略較嬌小外，細節上有些微差別，或因作坊隨年月對局部設計的修改而成，這種做法在宣德御製仿永樂瓷器上也有跡可尋。
明初重要掐絲琺瑯佛教供器，除僧帽壺和香爐外，現知尚有數例傳世。蘇富比曾先後拍出一對纏枝蓮八吉祥藏草瓶，器腹綴以彩蓮朵朵，上下伴飾花瓣片片。其中一件藏草瓶經 J.M. Hanbury 夫人、Mariquita Sedgwick 及烏德瑞（Dr Pierre Uldry）遞藏，圖載於 Helmut Brinker 及 Albert Lutz，《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倫敦，1989年，彩圖9，初售於倫敦佳士得1964年10月26日，編號61，1968年7月2日再經倫敦蘇富比拍出，編號48。另一藏草瓶則原屬史博曼所藏，售於香港蘇富比2018年4月3日，編號3428，現為樂從堂寶蓄，收錄在《禮律寶藍：樂從堂藏重要掐絲琺瑯器》，香港蘇富比，2018年，編號2，同見三件明初賁巴壺，編號3-5。Kitson 典藏另有一明初掐絲琺瑯賁巴壺，1960年10月18日經倫敦蘇富比拍出，編號104，圖見迦納爵士，《Chinese and Japanese Cloisonné Enamels》，倫敦，1962年，圖版16，爵士後將該壺惠贈大英博物館。
永宣年間，相對掐絲琺瑯，瓷質僧帽壺製作略為簡易，且可大量生產。明代御窰廠第五層永樂廢品堆中出土逾五十甜白僧帽壺，約製於永樂五年（1407年），有素面、錐花兩種，錐花者又有鐫藏文之例，詳見《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宣德官窰瓷器展覽》，香港藝術館，香港，1989年，頁21始（中文），頁59，圖4 及頁62（英文），及編號8。參考徐展堂典藏甜白釉僧帽壺，頸上纏枝花紋內蘊永樂年款，尤為珍罕，見康蕊君，〈The T.T. Tsui Collection of Chinese Ceramics〉，《Orientations》，1989年12月，頁39，圖14及14a。拉薩西藏博物館另藏無款甜白釉刻花及宣德署款青花八寶藏文僧帽壺各一，與館藏掐絲琺瑯壺一同收入展覽《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華》，上海博物館，上海，2001年，編號88-90。
為胤禛（登基後年號雍正，1723-1735年在位）而製的《十二美人圖》其中一屏所畫多寶格上置放紅釉僧帽壺，或為現藏台北故宮的無款例，該壺後獲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賞識，鐫御製詩（圖見馮明珠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台北，2009年，頁126，編號I-62；或《明代宣德官窰菁華特展圖錄》，台北，1998年，編號29，圖五）。宣德一朝，始嘗燒製各式五彩瓷器，但成品極罕，試驗雛例似乎僅限於盤、盌及高足盌，未見有更為複雜的器形（《雪域藏珍》，前述出處，編號94）。
康蕊君 藏傳佛教相信色彩的神聖，認為得道高僧涅槃時肉身虹化，轉五蘊為五色光耀成就，藍、白、紅、綠、黃，各含佛理。永樂年間（1403-1424年），明成袓專崇藏傳佛教，力興其寺，任命國內巧工藝匠參與修建裝潢，艷色華彩，金碧輝煌。觀存世西藏唐卡與其他佛教作品，或繪、或織、或繡，從中可設想當時佛寺的絢爛，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大威德怖畏金剛刺繡（屈志仁及 Denise Patry Leidy，《Defining Yongle. Imperial Art i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China》，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2005年，圖版35及頁60；圖一）。相比之下，明初許多其他材質的工藝作品均採淡雅靜穆之風，唯獨是如此壺之掐絲琺瑯器，艷色繽紛，與佛寺的麗彩金飾相互呼應。
早於蒙元一朝（1279-1368年），中國帝皇已對弘揚藏傳佛教之事不遺餘力，及至明初，更有多名藏僧留住京師，宣佛弘教。永樂帝經靖難之變篡國登極，篤信佛教，修復南京執恩寺，並以亡妻之命建造琉璃寶塔，又屢邀高僧住京，冀藉此屏除誹議、鞏固君權。成祖嘗邀格魯派（又稱黃帽派）創始人宗喀巴（Tsongkhapa，1357-1419年）往赴南京，然屢試不果，祖師僅派遣膝下弟子面聖。然及至永樂五年（1407年），終邀得西藏噶舉派第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Deshin Shekpa，又稱哈立麻，1384-1415年，圖二）前赴南京覲見，並為成祖往生父母作普渡大齋，行各種聖蹟，如五色圓光、彩雲滿天，成祖遂命宮廷畫師繪圖作記，以垂千古（柯律格及霍吉淑，《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圖208，頁240始）。
如此盛大法事，必須贈禮供奉，是以成祖特命御作巧製各式瓷器、漆雕、織品及掐絲琺瑯，促使作坊大興其製，開啟工藝盛世，風延宣德，造就許多十五世紀初佳作絕品，當中更有不少佛器，專為法事而造，彰顯虔敬誠心。然惜永樂年製掐絲琺瑯器極罕，與此器類同之僧帽壺僅另見一例，現存西藏拉薩。如此精緻繽紛之器，御賜佛教高僧作賜賚器，尤為宜適。
中國掐絲琺瑯工藝的起源，至今仍存爭議，但普遍相信技術在元朝抵華，或從拜占庭傳入。礙於資料匱乏，就傳入初期的嬗變所知有限，但相較之下，有關十五世紀初掐絲琺瑯技藝的研究甚豐，涵蓋署款及無款器。無款之掐絲琺瑯器，可依永宣年間其他材質藝品之風格斷代，此壺正為一例，其器形、紋飾、琺瑯質素，均與同代所製吻合。
以傳統孔雀藍為地，添綴五主色：土黃、碧綠、靛藍、赭紅、乳白，其琺瑯質高色麗，表面細碎砂眼，展現早期掐絲琺瑯器的特徵。所填琺瑯，與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所藏斷代明初或更早的蓋盒與香爐極為相近（Béatrice Quette 編，《Cloisonné: Chinese Enamels from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巴德研究生中心，紐約，2011年，頁x；頁34，圖3.6；頁97，圖5.28，編號9及14），該爐上更有個別銅絲框格填綴雙色，如蓮葉沿邊呈紅或黃色，工藝手法與此接近。
除了常見主色，此壺飾有以紅白調配而成的罕見粉紅料，Quette 稱之為「明代粉紅」（或「元代粉紅」）以免與十八世紀由傳教士引入的玫瑰粉紅混淆（前述出處，頁9及35）。在此壺上，粉紅料僅用於柄上香草龍鼻吻下方，更顯龍紋獨特，猶若點晴，極為巧妙。香草龍鼻吻的表現向來不拘一格，如圖一唐卡之香草龍鼻吻下則是紅白相間。這種獨特的粉紅料也用於上述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所藏的蓋盒，卻限於底部蓮束上一株小花（Quette，前述出處，圖6.13及編號9）。
此壺以番蓮為主要紋飾。番蓮較一般蓮花更富裝飾性，其枝莖卷延、葉姿不一，飾於當朝藝品，變化萬千，佛教供器上尤為常見。柄上香草龍，又稱䕫龍，雙足矯健，龍尾蜷曲，口銜蓮枝，造型與佛像兩側彩獸呼應，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唐卡大威德怖畏金剛旁邊靈獸（圖一）。至於壺身的仰覆蓮瓣，源則可溯至佛教造像之蓮座。壺底有十字交杵紋，與鎏金銅佛教造像座底所見類同。除上述明初佛教經典圖案外，此壺頸上另添三花，造型簡約流麗，分別乃山茶、牡丹及石榴花，配合蓮花，便湊成四季花卉，合符中國傳統韻味。
僧帽壺造型，起源可追溯至藏傳佛教法會所用之金屬或木製執壺。早在元朝，已見有相關之青白瓷執壺，壺口雖呈僧帽之形，其壁斜直，並無束頸（見屈志仁編，《The World of Khubilai Khan. Chinese Art in the Yuan Dynasty》，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2010年，圖123）。此壺所採束頸鼓腹之式，出現年代似乎也早於明朝。北京海淀區元代墓葬出土一白瓷雛例，器形與此更為接近，僅比例上存小異，現藏北京首都博物館，其尖流開敞，形巧與器蓋呼應，誠當朝最別出心裁之式（屈志仁，前述出處，圖298）。
究竟是哪種僧帽讓藝匠引巧思、發奇想，終製得如此雅致執壺，至今仍未可知。然而，細觀傳世圖像，藏僧如德新謝巴，以及代表宗喀巴進宮面見成祖之釋迦也失（Shakya Yeshe，1354-1435年）多頭戴黑帽，帽沿輪廓與壺邊凸棱極為接近（見圖一右上坐僧細部、圖二；或柯律格及霍吉淑，前述出處，圖209）。
合上蓋子，即可把流口封住，如此天衣無縫設計，或為盛載如藏族酥油茶一類之溫熱液體而作。參見一幅年代略晚的西藏布本彩繪，描畫觀音諸神，佛壇上擺設供果及花瓶，前置三玉壺春瓶，旁邊正有一僧帽壺，詳見屈志仁及 Leidy，前述出處，圖版36（圖三）。
唯一與此相近之壺，現為拉薩西藏博物館所蓄，其特製紅漆描金木套尚存（《明永樂宣德文物特展》，故宮博物院，北京，2010年，編號141；圖四）。拉薩僧帽壺與此大同小異，除體型略較嬌小外，細節上有些微差別，或因作坊隨年月對局部設計的修改而成，這種做法在宣德御製仿永樂瓷器上也有跡可尋。
明初重要掐絲琺瑯佛教供器，除僧帽壺和香爐外，現知尚有數例傳世。蘇富比曾先後拍出一對纏枝蓮八吉祥藏草瓶，器腹綴以彩蓮朵朵，上下伴飾花瓣片片。其中一件藏草瓶經 J.M. Hanbury 夫人、Mariquita Sedgwick 及烏德瑞（Dr Pierre Uldry）遞藏，圖載於 Helmut Brinker 及 Albert Lutz，《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倫敦，1989年，彩圖9，初售於倫敦佳士得1964年10月26日，編號61，1968年7月2日再經倫敦蘇富比拍出，編號48。另一藏草瓶則原屬史博曼所藏，售於香港蘇富比2018年4月3日，編號3428，現為樂從堂寶蓄，收錄在《禮律寶藍：樂從堂藏重要掐絲琺瑯器》，香港蘇富比，2018年，編號2，同見三件明初賁巴壺，編號3-5。Kitson 典藏另有一明初掐絲琺瑯賁巴壺，1960年10月18日經倫敦蘇富比拍出，編號104，圖見迦納爵士，《Chinese and Japanese Cloisonné Enamels》，倫敦，1962年，圖版16，爵士後將該壺惠贈大英博物館。
永宣年間，相對掐絲琺瑯，瓷質僧帽壺製作略為簡易，且可大量生產。明代御窰廠第五層永樂廢品堆中出土逾五十甜白僧帽壺，約製於永樂五年（1407年），有素面、錐花兩種，錐花者又有鐫藏文之例，詳見《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宣德官窰瓷器展覽》，香港藝術館，香港，1989年，頁21始（中文），頁59，圖4 及頁62（英文），及編號8。參考徐展堂典藏甜白釉僧帽壺，頸上纏枝花紋內蘊永樂年款，尤為珍罕，見康蕊君，〈The T.T. Tsui Collection of Chinese Ceramics〉，《Orientations》，1989年12月，頁39，圖14及14a。拉薩西藏博物館另藏無款甜白釉刻花及宣德署款青花八寶藏文僧帽壺各一，與館藏掐絲琺瑯壺一同收入展覽《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華》，上海博物館，上海，2001年，編號88-90。
為胤禛（登基後年號雍正，1723-1735年在位）而製的《十二美人圖》其中一屏所畫多寶格上置放紅釉僧帽壺，或為現藏台北故宮的無款例，該壺後獲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賞識，鐫御製詩（圖見馮明珠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台北，2009年，頁126，編號I-62；或《明代宣德官窰菁華特展圖錄》，台北，1998年，編號29，圖五）。宣德一朝，始嘗燒製各式五彩瓷器，但成品極罕，試驗雛例似乎僅限於盤、盌及高足盌，未見有更為複雜的器形（《雪域藏珍》，前述出處，編號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