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沅芷 | 自由之路

款識Yun Gee（左下）

周念慈收藏
香港，蘇富比，2007年4月7日，拍品編號30
現亞洲重要私人藏家直接購自上述拍賣

紐約，華美協進社〈朱沅芷畫展〉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至九月十五日
紐約，Gudenzi畫廊〈朱沅芷油畫展〉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至十七日

〈朱沅芷油畫〉（紐約，Gudenzi畫廊，一九六二年）（展覽冊頁）
〈朱沅芷〉顧躍編（北京，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一四年），126至1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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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時局，現代主義之入世 1932年，朱沅芷作出《田中奏折，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夢》（拍品編號1023），道破日本軍國主義的政治侵略野心，堪稱預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先知。他在一九四四年未公開發表之手稿「東西方在巴黎邂逅」中曾說：「每一個真心創作的畫家，都應該試圖充分表達其所處的時代，表現人們對事物的看法，和人們所觀察的內容。」在朱沅芷看來，藝術作品需要「入世」，換言之，藝術家需要全情投入周圍社會、政治、藝術環境，將不同視界融合為一，進以回應和反思社會現實，傳遞社會意識。15年後，日軍投降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兩年，藝術家旋即創作出本幅《自由之路》（拍品編號1024）。彼時，人類社會正努力從戰亂廢墟中重建文明，全球政治經濟版圖正在被重寫，在這位美籍華裔藝術家看來，世間一切均被不確定的陰霾所籠罩。在此茫然之時，作出《自由之路》，可説是朱沅芷對國家、對世界未來走向的願景。

1939年，法國及英國向德國宣戰，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朱沅芷也因此被迫從巴黎返回紐約，而那些在巴黎的日子，在朱沅芷的藝術生涯留下了深遠影響。巴黎這座城市，不僅是西方藝術新潮之鮮沃土壤，更是西方古典藝術和美學傳統之珍奇寶藏。《自由之路》滿載西方古典象徵符號，是朱沅芷超越時空藩籬重返古典主題之作。畫面正中央，一名西洋著裝男子騎於馬背，其著裝相貌極其神似美國一戰時政府《I Want You For U.S. Army》招兵海報中的山姆大叔。同時，這還讓人聯想到大衛的經典名作《拿破侖鎮靜駕馭烈馬橫越阿爾卑斯山》。而不同於前畫中拿破崙不畏艱險的英姿，此畫中男子回頭顧盼，神情機警，似乎在確認後方是否有敵人追隨；左手握劍，表情凝重，做出隨時應戰之準備；右手勒馬，驟停於山間岔路，仿佛在遲疑何方為正確之選。兩條岔路之差別，朱沅芷在畫中分別用符號和意象做出了詮釋。寶馬面向畫面左下方的「死亡之崖」，黑暗混沌，一具骷髏橫尸其間，伴隨脫落的士兵頭盔以及寶劍。骷髏是藝術史中標誌性的「死亡象徵」，反映中世紀基督教中「人固有一死」的警示。頭盔象徵戰爭與侵略，掉落的寶劍則化身正義與權力的落幕。尸骨對面一隻禿鷲振翅欲飛，緊盯來人，等待即將入口的美食。與此同時，一株蘭花樹立其旁，這一筆朱沅芷特意加入的東方意象，不禁讓人聯想到鄭思肖筆下之經典《墨蘭圖》，它無根無土，預示著國破家亡，無言地傳達一種「地為人奪去，汝猶不知耶？」的苦痛憂國之情感。在此危急之刻，男子身後的天使及時現身，為其指出前方另一條「光明之道」，代表真理與美好的基督教堂坐落道路盡頭，山巒遠處日半初升，光明即將普照四方，乃群眾之所向。寶馬前蹄懸空欲落，而鞍上男子似乎聽聞天使的指引，已及時懸崖勒馬，帶領正在覺醒的國家與社會，調頭步入光明未來。

鑽石主義，現代主義之語言

結合舊金山時期所習得共色主義特徵與巴黎超現實主義風格，朱沅芷於三〇年代開創代表其個人風格的鑽石主義理論，即結合物理性、心性與腦性三大因素，從物理特徵入手（物理性），反映豐富的社會觀察及心理情感（心性），傳達更深層次的哲學思考及精神內容（腦性），從而使得畫作由淺入深，環環相扣。而此理論在《自由之路》中得以完美呈現：色彩與構圖上，整體色調濃重，光線幽暗陰鬱，與表面大量覆蓋的藍綠色三角形色塊相互交疊，營造出如夢囈般的視覺效果，巧妙傳達其內心複雜壓抑之情緒；與此同時，朱沅芷以超現實主義手法運用大量象徵符號及意象，結合時代背景創造出虛實難辨的神秘敘事，從中亦可窺見表現主義風格及佛洛依德對夢的解讀理論的深遠影響。《自由之路》所詮釋的夢境可以說是朱沅芷心理意識的解放，他毫不畏懼地對社會時事發表自身看法，提出警示，傳遞希望，大膽抒發憂國憂民之宏大抱負，實乃滿載其精神哲理之傳世佳作。

多重身份，現代主義之傳承

朱沅芷一生漂泊，受到東西方多種藝術流派及風格的洗禮。作品風格經歷「舊金山時期」、「巴黎時期」及「紐約時期」的沉澱，融合共色主義、立體派、超現實主義、未來主義等之特徵，最終孕育出獨特的「鑽石主義」理論，在繪畫的風格上，突破西方藝術思潮對自身文化辨識的限制，以創新的手法建立自身文化的主體意識，擺脫取捨兩難之處境，呈現全新東西融合美學視角。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藝術史教授，喬伊斯·波德斯基，在為2008年《旅行生涯，朱沅芷與朱禮銀之繪畫》展所作導論中，將朱沅芷稱作「處於中介地帶的跨國者」 。他身在美國，眼觀美國時事，同時心繫祖國母親，肩負「中國人、美國人、現代主義畫家」三重身份，對種族、文化與藝術的自我認知和定位可谓是這位旅美藝術家窮其一生從未放棄的探索和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