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良 | 花果籃瓶

款識良（右下）

台北，大未來畫廊
現亞洲重要私人藏家直接購自上述來源

台北，大未來畫廊〈關良百年紀念展〉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九日至五月十四日

〈關良百年紀念展〉（台北，大未來畫廊，二〇〇〇年），67頁
〈關良 1900 – 1986〉CANS藝術新聞編輯團隊編（台北，華藝文化，二〇一二年），154-155頁
〈CANS藝術新聞 二〇一二年四月87號〉鄭乃銘編（台北，華藝文化，二〇一二年），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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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行者 現代藝術之精粹，是一種敢於叛逆、反映時代的進取精神；現代藝術史上，舉凡成就一家之言、開創一己風貌的大師，其創新激情莫不始於對僵化陳規之深痛惡絕，而終以嶄新思想與過人才情，誕生劃時代的作品。這種傳統與現代的激烈衝突，集中爆發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此時，全球社會正值激烈變革，若深究各現代大師之生平，即能發現其個人之奮鬥，莫不呼應其本國之現代化歷程：中國現代先鋒以旅美派系產生最早，其源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清朝在「洋務運動」派遣幼童旅美留學，沿海省份亦掀起華工出洋浪潮，鋪墊起朱沅芷等旅美藝術家之成長背景；與此同時，日本在「明治維新」積極吸收西方精華，奠定現代藝術教育系統，培養出以藤田嗣治為代表的先驅人物，日後繼續出國遊歷、立足異域；甲午戰爭過後，日本成為中國維新變法的取經對象，丁衍庸與關良留學東洋，即乘此浪潮而開展，亦由於日式現代藝術之薰陶，使他們以野獸主義起步，日後結合國畫寫意精神，縱橫於油畫、水墨之間；辛亥革命以還，中國對於西方文明採取更全面而積極的吸納態度，並以二〇年代的「勤工儉學」運動最具標誌意義，派生林風眠、吳大羽、常玉、潘玉良等大師輩出的旅法系統，民國年間以杭州國立藝專為代表的重要藝術院校，亦幾乎全由旅法大師創立，亞洲現代藝術之雛形，經歷上述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至此基本奠定。

亞洲文明源遠流長，其現代藝術之發展，固是向根深蒂固的傳統發起的一場激烈革命；然而，即便是東方藝術家嚮往之殿堂、西方現代藝術的發祥地－歐洲，其現代主義之誕生同樣具有相似軌跡；作為現代藝術之序章，印象主義誕生自十九世紀下半葉，雷諾亞等印象派大師以非官方藝術家的身份，與主宰西方藝術發展長達二百年的官方沙龍展開競爭，最終獲得歷史性的勝利，宣告由王權及教廷左右藝術發展的時代走向終結，背後隱然呼應1870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取代法蘭西第二帝國、以及法國工業革命（約一八二〇至一八六〇年代）產生強大的資本階級的歷史潮流；經歷高更等後期印象主義大師之努力，現代藝術在二十世紀初年，終於由畢加索和達利等大師開啟百花齊放的黃金時代，全球頂尖藝術家雲集巴黎，自二〇年代起更產生「巴黎畫派」的概念，形容當時人材薈萃之盛況；上段提及的一眾亞洲大師，亦大致於此時齊集花都，足見現代藝術實乃東、西方頂尖人物共創之碩果。

從縱向的時代發展上，現代藝術勇於推翻傳統，借用吳冠中先生的名言，即是一種「叛逆的師承」；從橫向的文化交流上，現代藝術則善於跨界創新。由於交通工具的發展，藝術家得以跨國跨洲進行遠遊，古代藝術家遠不能及，而跋涉異國擷取靈感、親炙彼邦負笈留學，亦成為現代藝術蓬勃發展的重要原因；除了亞洲藝術家踴躍西行，西方藝術家亦致力向外探索，如東洋浮世繪對於印象主義的啟發、非洲木雕給予立體主義的靈感、老莊哲學與超現實主義之互動，都是東、西方藝術在交滙中發展的顯例，而法裔的高更前往大溪地、俄裔的康定斯基輾轉德、法，生於俄國的夏加爾游走法、美，更是西方藝術家遠行之經典。

及至二戰結束，東、西藝術交流展開另一波高潮，程度亦從過往的形式與技法層面，深入到精神和哲學境界，如吳冠中在1945年率先考得抗戰勝利之後首輪公費留學，親炙巴黎畫派之餘暉；趙無極、謝景蘭、朱德群等稍後而至，與當地同儕哈同、馬修、波利雅科夫等共同投身抒情抽象主義，將東方書法與道家思想融入行動繪畫，同時並行的則是以布菲為代表的反抽象團體「見證者」；六〇年代，蕭勤、李元佳、霍剛等在米蘭掀起「龐圖國際藝術運動」，將唐宋禪學的「靜觀精神」融入戰後浪潮，獲得西方藝壇廣泛響應，如意大利大師卡斯代拉尼，即同時參與「龐圖國際運動」與「零派」，而在西方成員及發展歷程上，「龐圖」與「零派」更是關係密切；在英國，林壽宇則以中國易學創作幾何抽象，開創孤絕的極簡美學；另一方面，象徵東方藝術的水墨繪畫亦在二十世紀展開大規模革新，並以五、六〇年代由劉國松發起的「現代水墨運動」最富象徵意義，其肇始於台北「五月畫會」，而成熟於劉氏遊歷美國、歐洲之際，七〇年代因藝術家執教於香港中文大學而紮根香港，及至八〇年代開始影響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大陸。

本次春拍，蘇富比於晚拍及日拍完整呈獻亞洲現代及戰後大師經典作品，同時薈萃多位西方印象派及現代大師精品，藉此建構東、西方宏大史詩，當中更有來自米蘭罷起家族及博洛尼亞傳奇裁縫收藏家貴都．博時的重要亞歐藝術珍藏、以及來自單一重要私人珍藏的「零派」健將奧伯廷的重要作品，藉以樹立屬於亞洲的現代藝術視界與歷史坐標，專輯名為「現代行者」，取意現代大師不由官方豢養，具備精神自由、人格獨立之共同特徵，是故得以在激變的時代裡龍遊四方、自求我道。茲為序。

蘇富比現代藝術部
二〇一九年三月

同治、光緒以還，隨著清朝對外開放門戶，中國藝術遇上步向現代的歷史機遇，尤其沿海地區，更成為東、西方文明頻繁碰撞的交滙地帶，從京津、滬杭、台灣以至粵港，形成一條中國現代藝術的黃金紐帶；廣州由於自雍正、乾隆年間即作為大清帝國獨口通商的唯一門戶，使得嶺南地區即便處於中國整體上最閉關自守的時期，依然保持高度開放、勇於闖蕩的社會風氣，華人現代先鋒當中，粵籍人士表現殊為矚目，如最早在北美學習西方油畫的李鐵夫（廣東鶴山人）、馮鋼百（廣東新會人），以過人天才於二〇年代驚艷美國西岸的朱沅芷（廣東開平人）、以及戰後東渡台灣的李仲生（廣東韶關人）等；而論對中國本土影響最大而成就最高的，更當數旅法系統的林風眠（廣東梅縣人）及旅日系統的丁衍庸（廣東茂名人）及關良（廣東番禺人）。這三位被後世稱為「廣東三傑」的現代大師，不僅兼善油畫和水墨，更與全國從北到南最重要的藝術院校密切相關，包括北平藝專（今中央美術學院）、上海美專、上海藝大、中華藝大、杭州國立藝專、廣東省立藝專、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等，讓現代主義種籽在風高浪急的二十世紀廣被中華，對中國現代油畫的發展與傳統水墨的革新，都堪稱里程碑式人物。本次晚拍難得齊集三位大師的頂尖作品，讓藏家可以飽覽其同中見異、異中有同的藝術風采，而關良的部份更延續去年秋季「關良：赤子」的傳奇佳績，繼續呈獻來源相同的關良油畫、彩墨、水彩、素描共二十八幅，題材涵蓋靜物、風景、人物與戲劇，在晚拍與日拍穿梭於同期東、西方大師作品，成為結合兩者的宏大橋樑。

《花果籃瓶》：筆少意多，稚拙妙趣

靜物是西方藝術的經典題材，其旨在固定的空間和物象中發現美之所在，同時表現藝術家的品味情趣，與國畫傳統的「清供圖」、「博古圖」頗見相通。現存最早的一幅關良油畫，即是1927年誕生的靜物《清供》。從畫中不難看出，當時他仍受到日本學院派的影響，色彩、光影、構圖都基於現實觀察；及至藝術家創作《花果籃瓶》（拍品編號1001）之時，即可見其風格趨於成熟，主觀成份更強：其用色大膽卻見分寸，隨性而富奇想，花果顏色豐富而飽滿，明艷而脫俗；整體畫面勾線簡單，傳神而有質感，充分反映「筆少意多」之作畫哲理；右側置入一隻青花花石圖瓶，看似漫不經意，卻巧妙形成「畫中畫」效果，寥寥幾筆，意到輒止，甚是妙趣。可見此時良公不再拘泥於現實限制，雖畫靜物，卻非臨摹，而更多從想像出發，摸索出中國油畫寫意之路。

《構圖》：平面尋藝術，借古以開今

緊接《花果籃瓶》而來的《構圖》（拍品編號1002）更是良公孤品：畫面右方佛首側立，與左方的鮮魚鮮肉形成空間與意義上的對比，意象奇幻，殊為矚目，讓人想起意大利超現實主義畫家德．基里科的經典靜物。本作完成於1948年，乃關良油畫當中唯一置入佛教元素之作，其誕生背景或與1942年關良前往西北考察有關：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裡，藝術家周遊中原、峨眉、樂山，再沿嘉陵江經廣元出劍門關北上，最終折返洛陽，途中親炙雲岡、龍門石窟、樂山大佛等古代瑰寶，因而對古代佛教藝術產生強烈興趣，並深入研究，包括創作《廣元千佛像》水粉、重慶大足石刻的彩墨和油畫等，如實反映考察成果，亦是良公在作品引入佛教元素之始；與上述作品不同的是，良公在《構圖》刻意置入佛首，其用意固不只是表現物象之美，更強調畫中靜物在象徵意義上的對比：從構圖來看，關良刻意將空間平面化，平塗營造大面積幾何色塊，將畫面橫向分割，顯然參酌立體主義佈局之法。同時，他忽略客觀的光影、空間與量感，將畫中紅色肉塊平面化，並變形成方塊，讓人虛實難分，不由得駐足觀察，深入考究，由此進一步拉遠藝術與現實的距離，加強畫面對觀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此外，他在左方帘幔加入隨性的線條，頗見野獸派之靈感，亦見國畫寫意筆觸。佛陀之形象讓人神寧心安，「魚」諧音「餘」，亦象徵富裕和豐收，可見關良藉著本作傳遞福祉綿延的吉祥祝福。縱觀關良主要出版與拍賣紀錄，帶有「佛首」元素且構思如此妙趣的作品，僅此一張，彌足珍貴。



註：畫背貼有大未來畫廊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