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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丙寅年(1746年) 御書《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兩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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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丙寅年(1746年) 御書《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兩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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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

清乾隆丙寅年(1746年) 御書《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兩冊全
高宗弘曆寫本 每半開四行 經折裝 萬壽字織錦面 附原配織錦經函

題識:
乾隆歲在丙寅正月燕九日書起至二月花朝竟

印文:
欽文之璽


稽古右文之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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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Bernard Quaritch Ltd.,倫敦
Henry Yates Thompson (1838-1928) 收藏,1882年購於上述處
James R. Herbert Boone (1899-1983) 收藏
紐約蘇富比1988年10月19日,編號23

相關資料

御筆虔書
康蕊君

滿清天子篤奉密宗佛教,非乾隆帝首開。入主中原前,滿洲貴冑同達賴喇嘛已有淵源。一朝即位,清代帝君則竭力宣揚與密教之交,以獲西藏、蒙古擁戴,蓋因藏、蒙佛教於文治有益。清天子或訪密教聖地,或邀達賴喇嘛及高僧大德晉京面聖,捐資於宮苑內外廣築佛剎,遍及國土,又造設機構,刊印經卷。皇家亦藏前朝御製佛典,更詔人重修散軼文本,以保佛法圓滿。

及至乾隆一朝,舉國已頗具佛教氣候,然高宗皇帝信受奉行,實乃錚錚佼佼。乾隆心虔志誠,於之,供養密教已非僅作治國之策。因被尊作轉世喇嘛,乾隆命人為己造像,屢屢化身文殊菩薩見於唐卡;該菩薩名號或譯「滿祖室哩」,據信,清室皇族之「滿」可溯源至此。乾隆施助漢傳佛寺,然為社稷及己身,仍主奉藏傳佛教(圖一),廣建格魯派寺廟之餘,又欽書碑匾。御藏古代經卷,亦多鈐其印。

乾隆御筆抄經,乃合乎情理。抄經者,功德也,積福累善,既為先祖,也為自身,天子行之,更可澤被天下。乾隆勤學苦練,工於書法,觀其宸翰之美,誠然傑作。卷下末頁跋語有言,乾隆寫抄此經,前後近月餘。自明永樂或更早,已有奉詔恭書之佛經善本,垂範後世,乾隆年間而入皇家庋藏者,不啻一二;詳見蘇富比所售宣德《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十卷之文章,香港蘇富比2018年4月3日,編號101。

佛教經典承載佛陀教化,由天竺傳至中土,翻譯而成。《圓覺經》,即《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流傳甚廣,福澤深遠,然其緣起尚存疑議。

唐代文獻記載《圓覺經》由罽賓(今克什米爾)沙門佛陀多羅譯,本品二卷亦註明為其譯本。相傳,佛陀多羅乃天竺沙門,傳佛教經典入大唐並譯之。更有文本詳細註明佛陀多羅於693年洛陽白馬寺譯畢此經。而早於八世紀初,已有關於此經來源之辯,時至今日,學術界則多認為其實源於漢。Peter N. Gregory 稱,武周治下,此經受禪宗奉行,流傳於洛陽一帶;又言此經雖疑為漢撰,然取天竺佛教奧義而入中土文化氣脈,之於佛典漢化,意義非凡(見《Tsung-Mi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檀香山,2002年[1991年],頁54起)。禪宗尤受此經之惠;華嚴五祖,宗密禪師,於唐代佛教威望極高,亦讚之不亞於《華嚴經》,謂「將欲弘闡法門,簡其要妙圓通了義,莫尚《華嚴》……然且部帙浩瀚,義理縱橫,初心之流造次難入……以投頓悟初機,即不如《圓覺》。」(引自 Gregory,頁54)

此本《圓覺經》,天子御書,必作內廷恭造之式。乾隆御筆,字跡儼然,寫於黃箋。白描佛陀及韋馱,筆觸纖巧,以半身像繪就,更顯偉岸,殊為珍罕。開卷即見佛陀,衣袍寬綽,面容慈藹,右手二指拈蓮花,與耳齊高,象徵宣弘佛法;天神護法韋馱,攜持寶劍,置於經冊之末,護衛佛陀教化,面容篤定泰然。每冊背面又以硃砂書藏語三字禱文,表示此經已被開光。八吉祥圖,以八尊蓮華寶座各擎一徽,又結緞帶,繁美富麗,足見乾隆御製之精工巧藝。

細觀此經,各處細節均見御作之式。所用寫經紙,宮廷御製,意仿北宋著名紙品金粟山藏經紙。據載北宋年間,浙江金粟寺製紙寫經,其紙可久存而不朽,經歲月荏苒而墨色如初,故備受後世推崇,又因存世極少,歷來皆被奉為至珍。此經兩冊共由四十二張寫經紙折成尺寸相同冊頁,後粘接而成,每張紙長度不一,故所折頁數亦不相等,從一至九,九為極數。每冊背面其中一張紙上角處可見一方黃籤,分別墨書「九」及「五」字,恰好與其紙張所折頁數相符。此經每開均見九道豎格,利工整,以便天子書寫。豎格繪製嚴求精準,每開皆扎出極小針孔定位四角,繼扎出縱向對孔,再以墨線連接成格。

經冊裝裱亦不遺餘力,函套、書衣皆擇錦面,金地彩織五爪龍紋及「萬」、「壽」字樣,象牙別子雕龍染茜。除此本外,目前至少已知另外還有一本乾隆御筆《圓覺經》,亦為兩冊,寫於乾隆二十一年,錄《密殿珠林》,載《密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冊3,上海,2011年,頁29(下)。

乾隆寫抄之經,另可參考兩例,其錦面、題簽制式皆與此函如出一轍:《法華經》,書於乾隆三十年,貯故宮博物院,北京,及《心經》,書於三十三年,圖繪類此,同鈐帝印,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前例見展覽圖錄《清代宮廷包裝藝術》,故宮博物院,北京,2000年,編號80,或見《故宮經典:清宮包裝圖典》,北京,2007年,頁134-135;後例曾展於《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2013年,編號I-2.5(圖二及三)。

上述《法華經》抄本乃乾隆祝頌生母崇慶皇太后壽誕所書,故製萬壽錦面,或可推知,此函《圓覺經》亦為乾隆所獻慶賀之禮,然提筆早近二十年。

西方遞藏此函由來已久,可溯至德國書商 Bernard Quaritch(1819-1899);1847年,Bernard Quaritch 於倫敦開設書店,專營古籍孤本,未久已譽滿四海,其百年招牌仍駐倫敦,經營迄今。

英國報業大亨 Henry Yates Thompson(1838-1928)專注收藏古籍手稿,1919年後視力衰退,曾交托蘇富比釋出部分寶蓄,謝世後,另有部分捐獻大英博物館,該批舊藏現存大英圖書館。此件函套內有其藏書舊標,署明「Ex Musaeo Henrici Yates Thompson(Henry Yates Thompson 館藏所出)」。

美國巴爾的摩藏家 James R. Herbert Boone(1899-1983)雅藏西方繪畫、雕塑以及中國及日本藝術品,其所藏遺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後,由該校於1988年經蘇富比釋出,以資治學。其私人鑑藏書標精美巧緻,亦附於經函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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