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人們去記住一幅畫和一張照片，他們之后對照片的複述要遠比對繪畫的複述準確。

呂克·圖伊曼斯



《你好！III》是呂克·圖伊曼斯2012年的作品，基于荷李活電影《月亮與六便士》（1942年）的一幀劇照，電影改編自威廉·薩默賽特·毛姆在1919年受保羅·高更一生的經歷所啟發而創作的同名小說。電影及小說的主角查爾斯·思特克蘭德是一個步入中年的英國股票經紀人，他為了自己的藝術追求，拋妻棄子，跑到了大溪地去尋找新生。在最後一幕，思特克蘭德身故後，他的醫生來到他在大溪地的原始木舍，看到了他的畫作；但片刻之後，思特克蘭德的土著遺孀點火焚燒了一切，連其畫作也化為灰燼。這部1942年的電影在終幕使用了高更畫作的贗品作為道具，此舉在圖伊曼斯看來「極其庸俗」（馬丁·赫伯特引述藝術家，〈呂克·圖伊曼斯：繪畫、電影製作與如何看藝術〉，《藝術評論》，2012年10月）。圖伊曼斯的《你好！》系列作品模仿高更風格和早期的特藝彩色色調，還原黑白電影場景，並藉此批判兩個現象：荷李活將藝術家的形象理想化為浪漫的野蠻人、現代主義癡迷於將發展中的文明視作富有異域情調的「他者」。

圖伊曼斯的《你好！》系列共七幅作品，緣起於2012年倫敦「比利時國王號」的委託創作。比利時國王號是倫敦南岸伊莉莎白女王大廳頂部的船形建築裝置，以約瑟夫·康拉德在1890年於剛果河的遊船命名。此行是其著名小說《黑暗的心》（1899年）的靈感來源，小說又繼而啟發了法蘭斯·哥普拉的越戰電影《現代啟示錄》（1979）。從二戰的毒氣室到比利時動亂的殖民史，圖伊曼斯的創作多聚焦於複雜多樣的政治議題，也正因此，他被選中在比利時國王號裡圍繞後殖民話題進行反思和創作。邀請方的初衷是想讓他基於《黑暗之心》的一個特定場景進行創作，該場景描述的是象牙商人庫爾茨在談論自己的兩幅畫作。然而，圖伊曼斯另闢蹊徑，將創作聚焦於薩默塞特·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的劇終戲幕。當時也有其他的文藝創作者受邀駐船，他們各自依據個人經驗進行創作，最後的成品都會留在船內展出，而圖伊曼斯的《你好！》也正是其中之一。

以該《你好！》為起點，圖伊曼斯發展出一個系列，當中七幅畫作不僅構思巧妙，在美學上亦引人入勝，少見的豐富色彩打破了他以往簡樸的用色習慣。通過其特有的柔和粉筆色調，圖伊曼斯過濾掉了早期的特藝彩色技術在電影最後幾幀中造成的突兀色彩，從而營造出一種如夢似幻、氤氳旖旎的氛圍效果。他大膽粗獷的筆觸讓人不禁想起高更十九世紀末的大溪地畫作，而他所塑造的感性形態籠罩在虹彩光中，令人想到全息影像的影跡。它就像一張褪色照片，能讓觀者回溯內心，同時又一直游走於消失的邊緣，仿佛一次次在記憶完全喚醒之前溜走。醫生的外套和軟呢帽上的普魯士藍，與場景裡富有異域風情的珊瑚紅和黃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畫面中的背景敘事完全融和。《你好！》系列雖然讓人聯想到插圖和動畫，但實際上，每一幅作品裡的重重象徵所強調的，都是創作的媒介和過程。

圖伊曼斯本人的身影在畫面中若隱若現，使作品更加趣味盎然，因為它正好對應圖伊曼斯對著電視播放的電影片段拍照時產生的螢幕反光。顯然，《你好！III》的創作手法不僅限於對一個即時可辨的電影畫面的多層次抽取，它更進一步地使得藝術家和觀者代入彼此、產生牽連。畫家參照了馬奈在《女神遊樂廳的吧台》中的手法，讓觀者面對畫中複雜的內部敘事意識到自己的位置，進而就其中描繪到的西方殖民史反思自己的立場。在電影中，英國畫家的作品幾乎剛一露面，便隨著他的小木屋被其妻子焚毀，或許正是這個情節啟發了圖伊曼斯。在主題的處理上，他採用了非常諷刺的手法，正如阿德里安·希爾勒形容：「這是一個關於現代主義的笑話，討論人們關於新事物、富有異國情調的事物和繽紛多彩的事物的虛假觀點。」（阿德里安·希爾勒撰，〈阿德里安·希爾勒撰遇見……呂克·圖伊曼斯的《你好！》，《衛報》，2012年5月4日，網上來源）。本·伊斯翰則進一步揭示圖伊曼斯作品的內涵——「間接批判了藝術有異化他者文化的傾向」。（本·伊斯翰撰，〈必要的現實主義：訪問呂克·圖伊曼斯〉，《阿波羅雜誌》，2015年8月）

安特衛普紅燈區附近有一家酒吧，幾乎與圖伊曼斯這個作品系列沒什麼關係，但店主所養的一隻會向每位來客喊「你好！」的鸚鵡卻無疑讓我們看到藝術家巧妙的安排。我們可以將該珍禽視為殖民地異國情調殘留的象徵——或許我們也並不意外《你好！III》會和鸚鵡撞色——兩者都有珊瑚紅、藍色和黃色。在圖伊曼斯的藝術實踐中，他善於在視覺上和觀念上運用現成意像來對不同政治題材進行多層次的敘事和批判，並因此備受讚譽——《你好！III》無疑是其中的最佳範例，是圖伊曼斯不可多得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