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側面半身像（書寫的女子）》乃畢加索描繪「金髮繆思」瑪莉·德雷莎·沃特的肖像傑作，來自其藝術生涯中的關鍵時刻一九三二年，他同年通過作品宣布瑪莉·德雷莎在自己的生活和藝術中佔據了重要地位。此系列作品飽含藝術家對年輕戀人的濃濃愛意以及二人相戀之初展現的激情與樂觀，在畢加索藝術生涯中顯得與眾不同，不僅反映了藝術家這一重要時期的生活狀態，作品中創新的視覺表達方式更將畢加索推上二十世紀藝術之巔峰。

畢加索於一九二七年在巴黎街上「發現」了瑪莉·德雷莎，當時她年僅十七歲，而他正和妻子歐嘉·庫克洛娃在不幸福的婚姻中糾纏浮沉。「我那時是個天真的女孩」，多年後沃特回想道。「無論是生活，還是畢加索都一無所知……我那時要去老佛爺百貨買東西，畢加索看到我走出地鐵站。他直接抓住我的手臂，對我說『我是畢加索！你和我將一起成就偉大的事情。』」（引自《畢加索與哭泣的女子》（展覽圖錄），洛杉磯郡立藝術館，洛杉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1994年，143頁）

他們很快便墜入愛河，瑪莉·德雷莎與眾不同的輪廓五官不久後便開始出現在其作品中。由於二人年齡差異，以及畢加索當時仍未與歐嘉離婚，他們的關係一直未公諸於世，哪怕畢加索最親密的朋友也不知情。他筆下的瑪莉·德雷莎常常獨自一人——讀書、寫字或是小憩——彷彿在強調他們戀情中的親密無間。弗蘭索娃·吉洛後來寫道，沃特是「燦爛的青春之夢，總是隱藏於背景之中但又觸手可及，滋養著他的作品……那時他還與歐嘉住在一起，瑪莉·德雷莎對他十分重要，因為她是與現實截然不同的夢想（引自《畢加索1932年》（展覽圖錄），泰特現代藝術館，倫敦，2018年，18頁）。一九三二年，畢加索在喬治·帕蒂畫廊舉辦畫作回顧展後情況有了轉變。他不僅展示了自己藝術生涯早期的作品，亦展出了他在當年頭幾個月以瑪莉·德雷莎為靈感而創作的一系列油畫。

畢加索的傳記作者約翰·理查德森爵士將一九三二年稱為藝術家的「奇蹟之年」，創於該年的作品標誌著畢加索描繪瑪莉·德雷莎的巔峰。他滿腔「瘋狂的愛」，在她給予的靈感澆灌之下，繪出激情四溢的作品，在她不在身邊時尤甚，一九三二年的作品如同日記般記錄了他們不斷進展的關係，這些作品備受讚譽，在畢加索藝術生涯中佔據重要地位，從泰特現代藝術館現正舉辦的展覽可見一斑，此展的唯一主題，便是畢加索的一九三二年。

《女子側面半身像（書寫的女子）》是畢加索於一九三二年春天所作，那時他於一九三零年買下的十八世紀大宅布瓦熱盧城堡內工作。布瓦熱盧對於藝術家來說十分重要；他在那裡實驗多種全新創作方式，裝置了一台印刷機，並以瑪莉·德雷莎為靈感創作一系列大型雕塑頭像。一九三二年頭幾個月內，畢加索輾轉於自己位於巴黎波艾蒂街的工作室和布瓦熱盧之間。約翰·理查德森寫道：「畢加索春天大部分時間都呆在布瓦熱盧。星期一至五妻子歐嘉在巴黎照顧兒子保羅，情人則搬入城堡，週末她回到自己位於梅松·阿爾弗特的家，妻子則來到城堡。（……）畢加索以自嘲的方式緩和自己鄉村紳士的形象。他喜歡扮演這個角色，煞有介事地穿著花呢西裝（……）。在公開場合，畢加索的一舉一動配合自己的穿著。那時週末拍下的照片中可以清楚看到，若是有保姆或女家庭教師在場，或是友人前來拜訪，畢加索將布瓦熱盧的家庭生活偽裝在平靜而傳統的表象之下。而他的畫作則講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J·理查德森，《畢加索傳》，倫敦，2007年，第III冊，471-472頁）

這些畫作中以細膩複雜的筆觸描繪畢加索對年輕繆思的綿綿情意，講述了一個與照片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九三二年三月初，藝術家專注於描繪瑪莉·德雷莎的感性特徵，而在《女子側面半身像（書寫的女子）》一作中，畢加索嘗試捕捉戀人的另外一面。作品紀錄她的天真無邪與青春年少，洋溢溫柔親密之意。畢加索想像瑪莉·德雷莎正在安靜書寫，眼眸低垂，專注於面前的書頁。

這一場景的靈感源自現實生活，而畢加索顯然也被這一構圖深深吸引，此作完成三天後，他便以幾乎一樣的構圖創作了另一幅較小型畫作。在此畫中，我們看到的場景更為寬闊——瑪莉·德雷莎坐在布瓦熱盧城堡一個房間桌前，身旁陪伴著另外一位女子，可能是其胞妹，並再次沉醉於書寫之中。書寫對畢加索和瑪莉·德雷莎來講意義非凡；他們的關係中，分離的時光漫長，一日三秋，因此當畢加索思念瑪莉·德雷莎時，常常將其描繪成等待的狀態——一邊等候，一邊讀書或寫字。藉此藝術家宣告他不但擁有其身，更擁有其心。

作品背景亦具有重要意義。約翰·理查德森認為，畢加索藉背景來奠定畫作基調：「馬蒂斯將圖案用作裝飾，畢加索可能是從他那裡借鑒了圖案背景，卻以戲劇性的手法來為作品奠定基調氛圍，塑造畫中女子形象（同上，467頁）。那年春天巴黎系列畫作中的內部裝飾均為繁複的牆紙，令人想起藝術家與瑪莉·德雷莎的秘密關係。相比之下，此畫中明亮的光線以及淺淡溫柔的藍綠色調，則帶來更為輕鬆活潑的氣氛。對畢加索來說，布瓦熱盧比起巴黎，是自由的象徵，因為歐嘉一直在巴黎，而瑪莉·德雷莎更是自由和青春的代表，這一意象在此作中尤其明顯。

此作不僅讓人能夠一窺畢加索對瑪莉·德雷莎的情意，更展現藝術家不斷進行的創作實驗軌跡，他探索革新視覺表達方式，並探討物與人實際外形對比自己藝術視角間的關係。正如阿齊姆·博查特-休謨所言：「物理外形、對外部現實的內心體驗，以及兩者在藝術上的投射所形成的三角關係，正是畢加索最擅長的手法（A·博查特-休謨，《畢加索1932年》（展覽圖錄），泰特現代藝術館，倫敦，2018年，19頁）。畫中人一頭金髮，白皙的皮膚透出淺紫色調，一眼便知是瑪莉·德雷莎，與畢加索當年描繪她的多幅重要畫作一脈相承。然而畢加索將純粹具象玩弄於股掌之間；組成女子身體的渦卷曲線尤其令人回想起他一九三一年在布瓦熱盧創造的雕塑。描繪畫中女子體態時，畢加索也運用了雕塑半身像的形態，這一手法可謂在一九三二年其他作品中辨別瑪莉·德雷莎的方式。

瑪莉·德雷莎獨坐於窗前，她獨特的輪廓透過春日的淡淡朝暉映入房中，此時畢加索一定回想起了馬蒂斯的創作手法。一九三〇年代，二位現代藝術巨匠間的競爭變得如火如荼；馬蒂斯個人回顧展早於畢加索一年，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行，畢加索於六月舉行的回顧展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對前者的回應。馬蒂斯常常在女子肖像畫作中以窗格來構圖，有時亦在作品中使用強烈的直線來對應描繪的人物。

與別不同的是，畢加索在此作中將構圖推向極致；在《女子側面半身像（書寫的女子）》中，窗框既可見於女子身後，亦穿過其身軀，圖像深度因而變得不再絕對。這一扭曲空間的創作手法令人憶起他的立體派藝術實驗，而他有意將窗格方方正正的線條與女子玲瓏曼妙的曲線並置，並藉此凸顯後者。藝術家的立體派畫作嘗試從多個視角描繪現實，因此觀者在此能夠同時欣賞到女子形象，以及其身後的窗戶；畢加索擴展了空間，為其繆思賦予生命，甚至藉其精心描繪的形狀與線條，成功捕捉到時光流逝、以及陽光透過窗戶映入屋內的微妙氣氛。

畢加索的藝術作品中，創於一九三二年的畫作備受讚譽。對藝術家而言是極為重要的關鍵一年，代表著他對瑪莉·德雷莎的愛戀達到巔峰，也成就了其藝術生涯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女子側面半身像（書寫的女子）》為畢加索的故事添加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藝術家與其繆思的關係也因此在觀者眼中更加細膩，一探藝術史上最傳奇的浪漫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