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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詳情

中國藝術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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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清乾隆 御製碧玉五老圖筆筒

來源

馬格達拉男爵一世羅伯特·內皮爾(1810-1890年)收藏

展覽

《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 英國皇家藝術學院, 倫敦, 1935-36年,編號2794

相關資料

與共朝夕話筆筒-碧玉五老圖筆筒賞析

徐琳博士 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說起筆筒,不免使人想起竹刻家潘西鳳在其竹雕筆筒上的刻銘:

虛其心,堅其節,供我文房,與共朝夕。

筆筒是中國古代不可或缺的文房用具,即使是智慧化辦公日漸興盛的當今社會,一款優雅別致的筆筒也是中國人書案上一道亮麗的風景,與共朝夕,相伴主人。

碧玉五老圖筆筒,高16.5公分、口徑17公分、底徑17公分、足高1.1公分。碧玉質,直圓筒形,五個幾何形卷雲垂足。器身減地浮雕山水人物通景畫。蔥郁靜謐的山林,五位老人姿態各異置身其中:或老人手捧鮮桃走在橋上,後有小童抱杖跟隨,前面聳立高高的平臺,臺上置几,几上置瓶,瓶中牡丹花開綻放,寓意平安富貴;或結伴而行,一人手持靈芝策杖回首,一人捧桃前行,兩人似在交談;或兩老人各自手捧鮮桃和靈芝,後有重簷四角小亭掩映在梧桐樹下。遠處山巒疊嶂,松蘿疊蔓,祥雲繚繞。近處流水潺潺,蒼松翠柏。山石、溪水、藤蘿,亭台,呈現出一幅和諧安然、吉祥瑞意,曲徑通幽的世外桃源景色。

筆筒構圖複雜,採用減地高浮雕、淺浮雕、陰刻及大小管鑽等多種工藝手法,使畫面極具立體感,似一幅卷起來的山水畫卷。其玉料、雕工及構圖風格具有清代中期宮廷用玉特徵。

此件玉洗,曾於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舉辦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上展出,並發表在展覽出版的圖錄中(圖三)[1]。這次展覽,是由英國資深的中國藝術品學者、收藏家大維德(Sir Percival David)爵士發起組織,為謀求「中國藝術品之國際欣賞,藉以增進中英感情」之名舉辦的。展覽得到了民國政府的支持,從故宮博物院及中央研究院、古物陳列所、北平圖書館等機構共選定文物精品1022件,包括了瓷器、書畫、青銅、玉器、琺瑯、緙絲、摺扇、剔紅、家俱、雜件等文物,幾乎涵蓋了中國古代藝術品的各個方面,這其中有735件來自故宮博物院的南遷文物。除中國政府送來的參展文物外,這次展覽還獲得了世界各地公私收藏機構和個人的積極回應,英、美、德、法、日、荷蘭、印度、俄羅斯、瑞典、土耳其等公私收藏單位均借出他們收藏的中國藝術精品,最後共有15個國家和240個公私收藏單位和個人的藏品參展,一共3080件展品。這是中國藝術品第一次全面在國際上亮相,規模空前,也使歐洲人第一次瞭解了中國藝術品的全貌。其中世界各地玉器的選定主要由玉器專家拉斐爾(Oscar Raphael)先生負責[2]。這件玉筆筒和一件六環玉洗均是來自英國本地同一私人藏家家族的藏品。

作為文房用具之一的筆筒,並不像筆的出現那麼早。筆筒一詞最早出現在三國吳人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其中「螟蛉有子: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為其子」[3]。據揚之水先生考證,此處所說筆筒非我們常見之明清時期的筆筒,乃是「筆套也,為秦漢時期常見的兩根竹管連載一起而在其中置一對毛筆的雙筒套」,並認為宋代文獻《傳信適用方》所載:「治喉閉如聖散」一味藥,服藥時用筆筒灌在喉中。」此筆筒應也是筆套。同時,揚之水先生也認為宋代無名氏的《致虛雜俎》中提到的「(王)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鐘」,應也是筆套之屬[4]。

明以前的考古墓葬出土品中,目前確實還不見如明清以來的桶形筆筒,但細長的筆套確實出土過。故而桶形筆筒最早何時出現還有待考古進一步證實。

明代中期以後,隨著竹木刻筆筒的出現,常見的桶形筆筒造型蔚然成風,筆筒材質開始多樣化。到了清代,筆筒製作更多,材質則更為豐富,最多的當屬竹刻及木雕筆筒,其次是瓷質筆筒,還有漆筆筒、玉質筆筒、牙骨雕筆筒、玻璃筆筒、琺瑯筆筒、銅筆筒等等。故宮博物院收藏有明清筆筒一千五百餘件,材質多達十餘種,體現了宮廷用器的豐富多彩。

筆筒之流行和文人賦予其禮儀內涵有關。明代文人朱彝尊《筆筒銘》曰:

筆之在案,或側或頗,猶人之無儀,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閑彼放心,歸無邪。[5]

將筆筒比作文房用具中的禮儀之器,筒以束之,如人之有禮。此語道出了筆筒在文房用器中的儀禮內涵,也成為文人使用筆筒的理論依據。

在各類筆筒中,材料價值最高的當是玉質筆筒。筆筒的製作不僅要求玉料要相對大、完整,且不能有大綹裂和太多雜質。材料的珍貴性使得玉質筆筒的數量比竹木筆筒、瓷筆筒等少的多,且大多集中在宮廷和富豪權貴之家。

目前看到最早的玉質筆筒是明代的,但整個明代及清代早期玉質筆筒均不太多。乾隆中期以後,隨著貢玉制度的形成,大量的和田玉源源不斷的輸入宮廷,玉質筆筒增多,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代中期的玉筆筒大約有200件左右,大多為乾隆中期以後的作品,其中有清宮造辦處製作,也有蘇州織造、兩淮鹽政等地方機構承做,亦有地方官員的進貢。而且越到乾隆晚期,數量越多。如造辦處檔案記載,僅乾隆五十九年和乾隆六十年兩年裡,各地做好和進貢的玉筆筒就達十件以上。如

乾隆五十九年

三月二十五日,江蘇巡撫奇豐額差把總喬宏駿進貢:……玉筆筒一件……。

三月二十八日,長蘆鹽政征瑞進貢:……玉大筆筒一件……。

十二月二十六日,署兩淮鹽政全德差貢:……碧玉筆筒成件……[6]。

乾隆六十年

廣木作,十二月十一日,員外郎大達塞,庫掌舒與、祝林,催長恒善,筆帖式延祥來說:太監卾魯裡交碧玉筆筒一件(隨銅座)。傳旨:另配木座、銅座。欽此。

乾隆中期以後的筆筒,因玉料的充足,可以充分滿足乾隆帝對玉質文房用具的要求。清宮舊藏的玉質筆筒多種多樣。從玉料看,有青玉、青白玉、白玉、碧玉、黃玉幾個大類,還有水晶、瑪瑙等彩石類筆筒。從器型看,有圓筒形、方筒形、樹樁形、竹節形等多種,但主要以圓筒形為多。從紋飾看,有光素、竹梅、花鳥、山水人物圖等。其中山水人物圖筆筒是乾隆帝最為看重,並最能體現其藝術欣賞品味的一類,也是乾隆帝為之賦詩、刻款最多的一類。

乾隆中晚期極力宣導將繪畫入玉雕,他認為紙壽千年,但作為天地精華的玉石則永不敗毀。所以,這一時期,許多和繪畫、書法同題材的玉雕作品出現,這些玉雕作品要麼是以繪畫為藍本畫樣而來,要麼就是書畫作品在玉器上的完全再現,就如石刻碑帖一樣將書法、繪畫作品保留下來,如玉雕的「三希堂法帖」、玉雕的「蘭亭集序」等,均是完全按照書法作品摹勒刻在玉上。但是更多的則是以同題材的繪畫作品做為玉雕樣稿製器。最著名的當屬 「大禹治水圖玉山」,此玉山以清宮舊藏宋人所繪《大禹治水圖》為粉本,乾隆四十六年畫出紙樣四張,賈銓照圖在玉上臨畫,同年撥蠟樣,兩淮鹽政以此再刻成木樣琢製。乾隆五十二年八月,歷經兩任兩淮鹽政圖明阿、徵瑞才得以完成。送回京城後安放在樂壽堂內。乾隆五十三年,命朱永泰刻字,所刻長篇文字即為乾隆帝所作《題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圖》詩文。在詩中,乾隆帝明確表達「畫圖歲久或湮滅,重器千秋難敗毀」的觀點,這也是他將大量繪畫作品變成玉雕作品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文房用具中的筆筒已然成為繪畫作品的重要載體。筒身似一幅圍起來的畫軸,面積較大,又規矩周正,十分適合書畫題材的雕琢,在竹木雕的筆筒中已經常見此類題材作品。清代乾隆時期,這一形式被借用到玉質筆筒上。君子高士、山林隱逸等山水人物題材畫意的設計大量出現,工匠們把各式各樣的玉雕工具變成手中之筆,通過各種高浮雕、淺浮雕、減地、鏤雕、陰刻、管鑽等技法將一幅幅文人畫作品搬到玉質筆筒上,不僅使之成為一幅卷起來的玉圖畫,而且還是有立體感的玉圖畫,詩情畫意,成為文房用具中最能表現文人情懷的實用器。

最常見的玉雕筆筒上的山水人物圖就有「商山四皓、雎陽五老、竹溪六逸、竹林七賢、飲中八仙、會昌九老、西園雅集、樊桐仙侶、李白春夜宴桃李園」等以歷史人物故事為題材的作品(圖四、圖五)[7],還有「雲瀑飛欞、歲寒三友」這樣的常見繪畫題材。這些筆筒中,許多圖畫較為忠實的反映了歷史故事及書畫作品原貌,但也有相當一部分經過了加工和創新,且越到乾隆晚期越是如此。以此件碧玉五老圖筆筒為例,就是以雎陽五老為原型的創新之作。

雎陽五老,乃是北宋時期的朝中重臣,有丞相祁國公杜衍、禮部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駕部郎中馮平、兵部郎中朱貫五人,辭官後即隱居在今河南省商丘市雎陽頤養天年。五人常常在一起聚會賦詩,時稱雎陽五老會。這五位均是長壽老人,年至耄耋。杜衍80歲、馮平87歲,朱貫88歲、王渙90歲,畢世長年紀最大,去世時已94歲。如此耆壽高年且德高位尊之人必然讓世人尊敬和豔羨。以此為題材的老人畫作也流行開來。乾隆晚期,對長壽的渴望,使得玉雕中出現了許多以老人為主題,且有福壽如意祥瑞內涵的作品。這件筆筒雖然描繪的是山林隱逸的故事,但每位老人手中捧著壽桃如意的道具明顯透露出使用者對長壽的嚮往。當然,製作筆筒者也可能特意為之以討上面歡喜。

清中期的筆筒在材料顏色的選擇上,也會十分貼切山水人物的風景。在清宮舊藏的筆筒中,可以發現,凡是碧玉製作的筆筒,大多都是山水人物題材的,這使得玉質的顏色和大自然樹林的顏色十分一致,雕琢出來的山水人物更顯得山林靜謐,清幽。其實乾隆帝對玉色的解讀一向很准,在其選擇玉雕山子原料時,常常會用青綠色的青玉和碧玉,即使玉中有綹裂或者雜質也無所謂,乾隆帝認為,這反而可以更好的表現自然景色。如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丹台春曉圖大玉山,原名叫「南山積翠圖」,乾隆四十六年( 1781年)製成後,乾隆帝曾賦詩一首《詠和闐玉丹台春曉圖》,其中就有:「青質白章如設色,鏤峰刻樹自成形」之語。玉雕巧妙的利用了玉料的青色和白色,雕琢自然界的青山綠水,碧樹巒峰,將玉色和玉雕作品巧妙的結合在一起,而不是一味的只崇尚白玉,對於今天的玉雕界,也是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的。

[1]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Royal Academy of Arts, London, 1935-6, 圖片2794。

[2] 胡健:《斐西瓦樂·大維德與1935年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文物世界》,2009年第6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劉楠楠選輯:《北平故宮博物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史料選輯》,《民國檔案》,2010年3月。

[3] 吳陸璣撰:《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四庫全書》經部,詩類,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

[4] 揚之水、郭學雷:《筆筒、詩筒、香筒》,《收藏家》,2006年第3期。

[5]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一,《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55冊,貢檔、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人民出版社,2005年。

[7] 張廣文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下冊,圖168、169,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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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碧玉五老圖筆筒

康蕊君

如本品飾仙人山水紋飾之碧玉筆筒屬乾隆年間清宮造辦處出品典型,部份作例帶清高宗御詩。乾隆年間,筆筒材質以白玉或碧玉最受推崇, 同期金銀、瓷、漆、掐絲或銅器作例則甚為罕見。筆筒,通用於宮廷各處,亦用於御賜高官重臣、或上奉皇帝,器型多樣,碧玉山水筆筒尤受歡迎。此類筆筒傳世作例甚少,而玉材每塊均屬唯一,故此製成之筆筒亦無完全相同者,每品紋飾設計獨一無二。

本筆筒圓柱渾圓無瑕,紋飾環繞筒身而繪,環筒觀賞,猶如捲軸徐徐展開。玉,乃天然材質,如此紋飾手法,必需精挑上乘玉材,紋飾方可如此絲絲入扣,而原玉形狀,則無從稽考。如若環繞筆筒拍攝全景照片,則可更仔細觀賞紋飾構圖之精美絕倫。比較一例,何東爵士收藏,該筆筒紋飾之全景照圖載於 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展覽圖錄,大英博物館,倫敦,1995年,頁99,圖95;頁416,圖3,編號29: 18。

本品紋飾刻劃五位仙人手持壽桃,其中一位身伴童子,山巒起伏,木林青蔥,並刻香椿、梧桐及壽松三樹,寓意祥瑞。

比較數例,仙人山水紋飾相近,現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及北京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收藏之例缺筒足,載於《宮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畫意玉器特展圖錄》,台北,1997年,編號58;北京故宮收藏三例,其一筒型較細長,載於《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三)》,香港,1995年,圖版168-170;再比一無筒足例,載於《中國玉器全集》,卷6:清:石家莊,1991年,圖版278。

此外尚可比較一例,山水紋飾相近,曾展於東方陶瓷學會展覽《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倫敦,1975年,編號415,同書並載一例,曾屬E.L. Paget、J. Buchanan-Jardine爵士、Bernard Eckstein爵士及Jonathan Woolf爵士收藏,編號413,後者曾展於《伍夫收藏中國玉器》,蘇富比,倫敦,2013年,編號45。另比一例,亦帶御詩,曾屬P. Ayers收藏,後轉入Thompson-Schwab雅蓄,兩度售於倫敦蘇富比,先後為1961年1月31日,編號177及2016年11月9日,編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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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一碧玉雕筆筒例,飾睢陽五老圖,出自A. Knight收藏,售於倫敦佳士得1966年3月21日,編號152,後易手於巴黎蘇富比2017年6月22日,編號9。另比兩例,尺寸較小,無筒足,其一飾高士山水,刻乾隆御詩,斷代乙卯年(即1795年)夏,出自George H. Taber收藏,售於紐約蘇富比2012年3月20日,編號208;另一例刻人物及瑞獸紋飾,兩度售於倫敦蘇富比,先後為1951年4月3日,編號189及1959年5月5日,編號164,後易手與香港蘇富比2011年10月5日,編號19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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