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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
描述
- 常玉
- 花豹
- 一九三一年作
- 油畫畫布
玉 Sanyu 1931(左下)
來源
尚.克勞德.希耶戴舊藏
香港,佳士得,2003年10月26日,拍品編號127
現亞洲重要私人藏者直接購自上述拍賣
展覽
臺北,耿畫廊〈常玉:中國現代主義藝術的先鋒〉二〇一三年
香港,德薩畫廊〈巴黎現代中國藝術的先鋒〉二〇一四年
出版
〈常玉油畫全集〉衣淑凡編(台灣,台北,國巨基金會,大未來畫廊出版,二〇〇一年),圖版213,335頁
〈常玉:身體的語言〉戴浩石編(法國,巴黎,Skira,A.R.A.A.出版,二〇〇四年),圖版69,172頁
〈常玉油畫全集第二冊〉衣淑凡編(台灣,台北,立青文教基金會出版,二〇一一年),圖版213,140頁
〈常玉:中國現代主義藝術的先鋒〉耿桂英編(台灣,台北,耿畫廊出版,二〇一三年),139頁
〈巴黎現代中國藝術的先鋒〉朱青生,吳寧編(香港,德薩畫廊出版,二〇一四年),43頁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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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資料及來源
撲朔迷離,不能自已。
彷彿眼前滿佈千欄;
千欄過後,便再無宇宙。
牠在極小的圓圈中盤桓,
遍復一遍,步伐溫柔而強靭,
彷彿祭獻之舞,
讓被環繞的神明,亦為之傾倒。
萊納.馬利亞.里爾克《豹》,1905年
二十世紀初年,歐洲興起一股探索非洲的熱潮。非洲與歐洲僅一海之隔,人文自然景觀卻迥然不同,勾起了貴族與知識份子的強烈好奇與想像,影響遍及文學、繪畫、設計多方面:立體主義之誕生,與非洲木雕的視覺衝擊關係匪淺;二、三〇年代崛起的裝飾風藝術(Art Deco),常以埃及風格與野生動物為靈感;此時活躍於巴黎的常玉,亦似乎受到啟發,開始動物題材的創作,寄喻他的個性與人生。《花豹》(拍品編號1018)創作於1931年,此乃常玉絕無僅有在畫面正面親題年份的作品,亦是私人收藏中唯一一件超過100公分的花豹繪畫;其靈感來源,可能來自二十世紀初年巴黎植物園豢養的一隻花豹。此隻花豹當年引起不小哄動,不僅引來畫家創作,上文摘錄的德國詩人里爾克的名作,即以此為吟詠對象;《花豹》誕生之初,即被常玉好友、法國著名小說家暨收藏家候謝收藏,並親筆著錄於其手札清單;踏入廿一世紀,本作更多次代表常玉參與重要展覽,包括2004年於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舉行的「常玉:身體的語言」大型回顧展,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為藝術題材,猛獸不僅是客觀的自然生物,也被賦予主觀的象徵意義:獅子之君臨天下、老虎之賁張雄毅,往往成為帝王將帥之喻辭;相較獅虎的至剛至陽,豹則由於其敏銳矯捷、行踨莫測,顯得剛柔相濟,彰表力量之餘,更體現自由、靈巧、慧黠、以至神秘色彩-漢代「豹隱南山」的典故饒富神仙色彩,古埃及出於對貓的虔敬崇拜,更往往借助同屬貓科的豹作為神像的造型基礎。常玉個性率真,不為陳規約束,尤其早年生活優渥,在巴黎更是如魚得水;這種怡然自得的生命狀態,在其動物作品反映得至為透徹,《花豹》即有如一篇自況之辭:本作之中,觀者可見眼前猛獸不但毫無凶狠暴戾之狀,反而正舒適的伸展打滾、自我遊戲,肢體語言甚為放鬆,既無攻擊之態,更無戒備之心,盡情享受當下的自我存在與周遭環境;這一片無何有之鄉,雖然不見點綴,卻是無邊無際,甚至脫離時空,讓花豹在川流不息的意識界內著率性而為、無所拘束,在這超現實場景之中,隱然浮現一種凌駕凡軀的靈性力量。
《花豹》的造型,體現了明確的道家思想。古今藝術作品中,花豹一直被著力渲染其捕獵之能耐,常玉卻一反常規,讓猛獸展現靈巧溫柔、甚至憨態可掬的一面,不禁讓人想起《莊子.逍遙遊》中一段莊子對惠施所講的寓言:「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獵豹不為殺戳而生,所謂獵豹善獵,不過是人類畏懼猛獸,於是先入為主之臆想,卻不反映花豹本質。故此,藝術家於本作讓花豹反璞歸真,將之抽離於任何敍述性場景,剝除人為解讀。若細心留意,花豹之眼神作青白眼,此一藝術語言,最早源自《晉書》對名士阮籍之記載,復與明末清初八大山人的花鳥作品如出一轍,以示白眼看流俗,青眼看出塵。常玉少時於四川師從國畫名家趙熙,對此自當了然於胸,然而他能運用於現代創作,實屬神來之筆;配合饒富墨意的玄色油彩,以排筆反覆左右乾刷,形成具有速度與時間性的「飛白」背景,書法意蘊更躍然畫上。
常玉畢生追求簡練的藝術語言,然而簡練不代表索然乏味,反而力求以簡馭繁,以少見多。常玉曾經為《陶潛詩集》創作銅版畫,陶淵明「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蘇東坡語)的藝術特質,亦深切見諸常玉繪畫之中。就在《花豹》誕生稍前,常玉摯友候謝即在其日記提及:「到常玉家吃午餐……他給我看了一些新作品,在塗滿油彩的畫布上刮出圖案。」(《候謝日記》1930年4月7日,星期一)候謝的審美觸覺敏銳,他的記載明顯發現了這種「以減為加」的創作手法之獨有魅力,而《花豹》即是其典例:與層層疊加的油彩塗抹不同,刮剔油彩必須一氣呵成,否則中途出錯,必須重頭再來;若審視本作,可見常玉以畫刀或畫筆末端刮出變化有致的線條,如有呼吸、如蘊脈搏,不止讓花豹的肢體氣韻生動,其身上的花斑錢紋,亦似大珠小珠落玉盤,體現藝術家酣暢淋漓的創作狀態。
在二十世紀初的西方,花豹的形象不止適用於男性,亦常用以歌頌女性魅力,最為著名的例子,即是法國珠寶品牌卡地亞以美洲豹作為設計概念,強調現代女性的野性奔放、性感誘人與靈巧高傲。此一創意,最初出現在畫家巴比爾1914年為卡地亞繪製的海報《獵豹與美人》;1933年,綽號「美洲豹」的著名女設計師杜桑出任卡地亞創意總監,美洲豹自此定為卡地亞珠寶之標誌;1952年,英國溫莎公爵(即遜位之英王愛德華八世)邀請杜桑為愛妻訂造一條豹形縞瑪瑙鑲鑽手鏈,象徵他倆的愛情傳奇,此條手鏈在2010年倫敦蘇富比「溫莎公爵夫人」專場創下四百五十萬英鎊的驚人成績,刷新當時卡地亞珠寶的拍賣記錄;同樣處身花都巴黎,常玉於1931年創作《花豹》,可謂同領時代風騷。若細品本作,不禁讓人感到陣陣情愛氣息:常玉二、三〇年代的動物作品,一直洋溢戀愛與婚姻的隱喻。他在1928至1931年在法國與瑪素結為夫妻,期間繪畫常常以「馬」為主題,取其對妻子暱稱「瑪」之諧音;常玉在其名作《八尾金魚》,更直指夫妻魚水之歡、相濡以沫;花豹形象剛柔相濟,解讀空間甚為寛廣,其身體坦然張開,以胸腹甚至私密之處示人,已屬動物吸引異性之舉動;從其張開的雙腿,亦反映了花豹實為雌性,情慾暗示尤為明確,若與常玉的裸女油畫對照,更能體現花豹與裸女之間具有相同的肢體語言,足見常玉以情色為幽默之創意,也顯示了他極可能以豹為喻,曲筆向妻子表白迷戀與愛慕。
《花豹》乃常玉的動物主題巨作,由於創作年份明確,成為研究常玉早期(三〇至四〇年代初)與晚期(五〇年代以後)油畫風格轉變之重要範本。若以本作與台北歷史博物館典藏的五〇年代動物作品比較,可發現兩者雖然同屬大尺幅油畫,彼此構圖卻殊為不同:本作以花豹佔據整個畫面,讓觀者注意力全然集中在花豹本身;史博館典藏則不然,畫中動物佔據畫面比例極小,無論奔馬、大象抑或花豹,都在荒漠之中踽踽行走,如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可以推想常玉因早年諸事順心,自我形象豐碩,對於生命與身體的敍述都顯得飽滿;經歷了四〇年代的戰亂與個人顛沛,其晚年感悟天地之悠悠,作品更著重於個體(動物)與宇宙(原野)之關係,反映了生命觀、宇宙觀之重大轉變。常玉近年在拍賣場上炙手可熱,其尺幅超越一米的作品之成交價格,自2014年來已經穩然突破7000萬港元,甚至衝擊億元大關;作為市場孤品,《花豹》在今秋於蘇富比晚拍隆重釋出,誠為難得之珍藏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