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 3613
  • 3613

清乾隆 御製白玉瓜棱式羊首掐絲琺瑯提樑茶壺

估價
20,000,000 - 30,000,000 H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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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 Enamel, Bronze, Jade
exquisitely and skilfully worked from a lustrous and even white stone with a rounded twelve-lobed body resting on a splayed foot of corresponding form, the spout rendered on one side in the form of a ram's head, the beast sensitively depicted with alert eyes and a pair of long curved striated horns above the ears, the mouth-rim of the vessel bordered with three evenly spaced paired lugs to secure the gilt-bronze and cloisonné enamel handle, each side of the handle with a band meticulously detailed with foliate scrolls and accentuated with a cloisonné enamel fish and ruyi terminal, all surmounted by a central floret at the top, the cover of the vessel with sides of similarly lobed form and encircling a central finial with a short waisted stem and stepped globular lobed knop

來源

米莉森.羅傑斯(1902-1953年)收藏
香港佳士得1996年4月28日,編號2

出版

《香港佳士得二十周年回顧中國瓷器及工藝品精選》,香港,2006年,頁368-369

Condition

The teapot and cover are in overall very good condition. There are enamel flakes and characteristic pitting to the fish, ruyi terminals and detachable finial of the gilt-bronze handle. There are minute nicks to the extremities of the jade teapot, as can be expected, especially to the lower lip of the ram sp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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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資料及來源

一片冰心在玉壺
白玉羊首瓜棱式銅鑲琺瑯提梁壺賞析
徐琳

中國古代玉雕藝術發展到清代,無論從玉料的開採還是工藝的雕琢技術上都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加之玉癡皇帝乾隆的推動,乾隆時期中國古代玉雕藝術發展到了歷史的高峰。此期湧現了大量精美絕倫的玉雕作品,尤其是宮廷陳設用玉,直至今日亦無法超越。在這些陳設用玉中,器皿類玉器所佔比例頗高,大量的爐、瓶、盒、壺、碗、洗、香薰等被製作,這些玉器不僅有一定的實用功能,更重要的是其日常陳設作用。在這些玉質器皿中,玉壺又是工藝最為複雜,對玉料要求最高的玉質器皿之一。因此,相比於其它類玉器,清代製作並遺留下來的玉壺並不多,北京故宮博物院目前所藏清代帶柄、帶流的玉執壺不過五十餘件,這其中大多為乾隆時期所作。

乾隆時期的玉壺造型豐富,品類繁多。有仿早期青銅器的玉投壺、貫耳壺;有與瓷器造型相類的長身高柄執壺;而造型變化最多,且紋飾最為精美的是類似茶壺的帶流帶柄玉壺,本文所要介紹的這件白玉羊首瓜棱式銅鑲琺瑯提梁壺就是一件造型獨特的藝術精品(拍品編號3613)。

白玉羊首瓜棱式銅鑲琺瑯提梁壺,以和闐上等白玉雕琢而成,玉質細膩溫潤。器身以十二瓣瓜形為圓腹,壺蓋與足亦均分十二瓣。蓋鈕以多瓣瓜造型層層相疊為寶塔形。最精緻者為壺內及蓋內亦打凹分瓣,與外腹之十二瓣形成呼應,蓋、壺以子母口相合,嚴絲合縫。

玉壺以羊首為流,羊角、耳、眼、鬍鬚、牙齒甚至鼻翼等處均雕琢精細,栩栩如生,陰刻線紋絲不亂,細部打磨拋光亦光滑細膩,處理精當。玉壺以鏨刻花卉紋飾的鎏金銅柄為提梁,在提梁的頂端、梁身及提鉤處均以銅胎掐絲琺瑯裝飾,精美的琺瑯如意雲頭提鉤及梁身鑲嵌的三條琺瑯魚為提梁玉壺增添了動感韻律。

整體看來,提梁玉壺用料上乘,做工精湛,後期打磨拋光亦十分到位,一望而知為清代乾隆時期的宮廷玉雕精品。

這件玉壺最早為美國名媛米莉森.羅傑斯( Millicent Rogers)收藏。米莉森·羅傑斯(1902-1953年)一生傳奇,其祖父是美國著名富豪亨利.羅傑斯(Henry H. Rogers),他與洛克菲勒合夥創建了美國標準石油公司,還是馬克.吐溫的好朋友和贊助人。米莉森本人是出名的社交名媛,她聰明,美貌,精通六國語言,翻譯過不少古老的拉丁語和希臘文詩歌,還會自己設計服裝和珠寶,據說與蔣夫人宋美齡亦是好友。正是從小優渥的家庭背景、奢華的生活和設計審美天賦,使其對藝術品有著極高的鑒賞力,成為一位獨具慧眼的藝術品收藏家,其在器物收藏上的審美眼光與同時代的男性收藏家明顯不同。

在二十世紀上半個世紀,美國的大收藏家大多收藏有學術研究性的中國高古玉器,而米莉森的收藏則只關乎自己的審美和情趣。據說米莉森偏愛白色,在其收藏的中國器物中,清代白色玉雕及白釉瓷器佔了絕大部分。這件白玉提梁壺即是其喜愛的白色玉雕件之一,此壺於1996年在香港佳士得春季拍賣會上拍出,一直被藏家珍藏至今。那次拍賣會同時上拍的另外兩件米莉森收藏的中國宮廷玉器,白玉四蝶耳如意紋活環蓋爐和白玉鵝式蓋盒也均為上等的和闐白玉。此三件玉器無論是玉爐的穩重典雅、玉壺的造型優美、獨特,還是玉鵝的生動活潑、栩栩如生均體現了米莉森對中國玉器的收藏是以優美、高雅和精工為標準的,其高水準的審美要求也使得米莉森的玉器收藏有著明顯的乾隆宮廷玉器標籤。

白玉提梁壺造型獨特、典雅,玉壺在設計時就預設以銅提梁為柄,故在玉壺製作時就在近口沿處事先雕琢出銅提梁與玉結合的鉚釘穿繫,如此的匠心獨運估計也深得皇帝的喜愛,一做再做,故此壺並非孤例,同樣造型的提梁壺還有兩件,一件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另一件為著名職業電影製片人,奧斯卡獲獎者約翰.伍夫爵士(Sir John Woolf)舊藏。

故宮所藏的白玉羊首瓜棱式銅鑲琺瑯提梁壺為清宮舊藏,現為一甲文物(圖一)。據故宮物品點查報告,此物在故宮博物院成立點查時,放於養心殿後殿西側的燕喜堂,記載為「嘉慶款琺瑯玉壺」一件。此壺與米莉舊藏玉壺相較,大小、寬窄略有不同,但其琺瑯提梁及玉壺造型基本一致,唯有故宮玉壺之壺底有陰刻「嘉慶御用」四字雙行隸書款。

同樣刻有「嘉慶御用」隸書款的類似提梁壺還有英國大收藏家約翰.伍夫爵士收藏的那件(圖二、)。伍夫先生是一位熱心的中國玉器收藏家,其收藏的中國玉器主要是軟玉和翡翠,1956年開始並延續四十餘年直至他1999年過世。

伍夫提梁玉壺最早曾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被倫敦的古董商購得,此後被奧地利、紐約的藏家先後收藏,1963年紐約蘇富比公司將其賣給了古董商 John Sparks 的公司,遂被伍夫爵士收藏。伍夫收藏後,將其發表於韓斯福(S. Howard Hansford)主編的《中國玉雕》(Chinese Carved Jades)一書中,2013年又收入《伍夫收藏中國玉器》一書,此書將伍夫收藏的玉器精粹全部收錄,大部分以清代乾隆玉器為主。1999年以後,伍夫的收藏品一直由伍夫慈善信託基金(Woolf Charitable Trust)妥善保管,大多數陳列於倫敦的貝爾格萊維亞區(Belgravia)的展示空間,並以預約方式向公眾開放。

在清代宮廷用玉中,常有造型、紋飾一致的玉雕作品出現,這和皇帝的喜好有很大關係,檔案中常有皇帝命工匠照以前式樣或畫樣再做或一次做幾件的旨意,擺於不同地點,故這三件琺瑯提梁玉壺有著同樣的造型、紋飾不足為奇。

如果看細節,三把玉壺還是有所區別的,除了尺寸上三者略有大小、寬窄的不同外,此次拍賣之玉壺,相比於其它兩把,似乎在製作時間上稍早一些,其流口稍高於壺口沿,銅提梁與玉壺連接的合頁處沒有釘帽,而另兩把玉壺流口與壺口沿平齊,合頁處有銅釘帽。從玉料完整性看,此次拍賣之玉壺的壺蓋鈕與蓋身完全是一塊料整體雕琢,而故宮玉壺,雖也是同一塊玉料,但可能因為玉料的高度不夠,其蓋鈕是另外製作並粘接於壺蓋之上的。另外,伍夫玉壺身與壺流處有典型乾隆時期的染色現象,這種染黃色的技術常常是為了遮髒避綹,被乾隆要求造辦處用在稍有玉料瑕疵的玉器之上。總之,三把玉壺造型相似,又各有特色,設計完美,精工巧製,堪稱玉壺中的精品佳作。

那麼,這種造型的提梁玉壺的形制淵源來自於哪裏呢?如此,有必要追溯一下玉壺的歷史。

提到玉壺,我們會不約而同的想到唐代大詩人王昌齡的《芙蓉樓送辛漸》:「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玉壺在唐詩中常常出現,但唯有這句「一片冰心在玉壺」傳頌至廣,玉壺冰心也成為人們形容清廉正直,品行清白高潔的常用詞。

中國古代所說的壺,其實大致分兩類:第一類是大腹斂口壺,也是中國出現最早的壺,相傳黃帝時的陶正,也就是傳說中製陶業的發明者昆吾製作了壺,故《說文解字》中有「壺,昆吾圜器也」的定義。 壺字為象形字,有圓壺、方壺等造型,並無流和執柄,常見者如商周時期的青銅壺,多為酒器、禮器。 此類壺從史前就開始出現,一直流行到明清,以商周時期的青銅壺最為興盛,其壺的造型也成為後期其它類型壺的淵源。

大腹斂口壺發展到魏晉,為了傾倒方便,出現了一種加上流和柄的執壺,以後逐漸流行,從隋唐到明清越來越興盛,魏晉以後的陶瓷器尤其常見。

但對於玉質壺來說,無論是無流壺還是有流壺,隋唐以前均不見,這可能和玉壺製作需要玉料較大,且口小腹大,掏膛工藝比一般的爐、碗、洗、杯、盤等要複雜許多,更不如青銅或陶瓷可反復試驗、燒製、鑄造,故即使發展到明清,玉壺的數量相比其他器皿件還是算少的。 以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例,明清時期,有流壺與無流壺加起來才有240餘件,其中有流的執壺僅110件,明清又大約各佔一半。這些數位也說明壺的製作比其它玉器皿件要複雜的多。

目前看到最早的玉質壺,是1956年出於河南洛陽的一件唐代盤口圓腹壺,無執柄,屬於第一種大腹斂口壺,這類玉壺唐宋均不多見,元代開始有所增多,明清時期數量明顯多於前代,但乾隆時期此類壺多為仿青銅器的仿古壺()。

第二類則是有流、有柄的玉質執壺,從開始出現就是仿陶瓷的執壺而來,其出現要晚於無流壺,目前所見最早的是宋代的傳世品。唐詩中的玉壺其實指的是第一類無流壺。

明清時期,玉質執壺的數量突然增多。明代,高大且執柄常常位於腹部之上的執壺所佔比例較多,但也開始多見矮小大腹、執柄下移的執壺,此類造型更接近於茶壺,估計也是受到陶瓷茶壺的影響,且造型變化多樣,有蓮花形,花瓣形、方壺、圓壺、六角形壺等等,有些壺身會淺浮雕陽文詩句或開光雕琢山水人物及各類花卉紋等等,只是明代玉壺整體來說,玉質均不好,工藝相比清代也粗糙許多。 說明明代和闐地區的玉料開採雖然比以前增多,但是品質並不太好,優質玉料的數量比清代少很多。

清代,玉執壺的造型可謂是豐富多彩,玉質也明顯優於前朝各個時期,從材質看,有白玉、青玉、碧玉等多種,但白玉壺、青白玉壺的數量明顯多於其他顏色玉壺,且盡可能選取上好的白玉製作(圖五)。

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案》中,玉壺的製作從雍正元年就已有,但大多數是收拾前朝留下的舊壺,雍正元年關於玉壺的記載還稍多,但是雍正二年以後直至十一年則很少做壺。 整個雍正朝總共收拾前朝壺和自作壺也就二十七把左右,這其中還包括了前面兩類壺,並以第一類壺較多,真正的玉提梁壺僅在雍正元年的活計檔中有所記載:

「二月初十日,怡親王交玉杏葉壺一件(隨紫檀木座),‧‧‧‧‧‧ 玉茶壺一件、玉蒜頭壺一件、玉提梁壺一件,‧‧‧‧‧‧ 王諭收拾見新,遵此。‧‧‧‧‧‧ 九月十六日,收拾得玉茶壺一件、玉提梁壺一件,怡親王呈進訖。 」

乾隆時期的活計檔中,玉壺的製作數量比雍正時期增加很多,亦有玉提梁壺的記載,只是因為記載的特徵模糊,實在無法和現有實物一一對應。

現存清中期的玉提梁壺有兩種,一種為本文重點介紹的銅鑲琺瑯提梁玉壺(拍品編號3613),提梁為鏨銅並鑲掐絲琺瑯。 一種是全玉質提梁壺,即提梁亦為玉質,此種提梁壺目前僅見一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其壺身造型與前者如出一轍,羊首流,瓜瓣形壺身,只是瓜瓣上再淺浮雕層層花瓣,更為複雜精緻。 最重要者為提梁亦用玉做,以三條絞絲形的玉條,連接於半圓形蓮蓬紋玉片上,形成提梁柄,與壺身相連處為荷葉形裝飾。 整體來看,其所費玉料更多,此壺原藏永壽宮。

製作玉壺對原材料的需求很大,玉質要求也很高。從康熙到乾隆朝前期,出產美玉的和闐、葉爾羌地區被準噶爾部佔領,西北交通不暢,玉路不通,宮廷用玉或為改製前朝舊玉,或靠進貢與走私玉料,故製作的並不太多。雍正十年還命大臣:「將好玉材料尋些送來」,說明宮廷玉料不夠使用。 乾隆二十四年,清軍徹底擊潰了準噶爾部,鞏固了西北邊疆的統治,設置官府,將新疆地區納入中央政府的統一管轄。

從乾隆二十五年開始,四部玉貢進京,形成正式的貢玉制度,年例供玉分春秋兩季向清廷貢玉,每年四千斤,其實最盛時清廷每年收進三十萬斤玉料,乾隆五十六年,一次進京就有五千五百八十五塊玉料。

大批玉料進宮,為乾隆朝玉器的繁盛局面提供了堅實的原料基礎,所以乾隆二十四年以後,從檔案看所做的玉壺比以往多了許多。

乾隆三十三年(1756年),駐葉爾羌辦事大臣呈貢了一對青玉花式盤,這是乾隆皇帝第一次看到來自莫臥兒帝國的玉器。 好學的乾隆帝隨即考證來源,認為來自回部過蔥嶺的拔達克山西南,與北印度交界的痕都斯坦地區,並撰詩文《題痕都斯坦雙玉盤》。從此,乾隆皇帝把這類來自異域的玉器統稱之為痕都斯坦玉器。如今看來,當年乾隆皇帝稱之為痕都斯坦玉器的器物,主要是來自現在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作品,並非限於僅包括北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內的「痕都斯坦」這一個地方,但「痕都斯坦玉器」這一名稱已成為大家對這類玉器約定俗成的稱呼。

目前看來,這些來自異域的玉器中,以莫臥兒帝國(1526-1857年)製作的玉器最為精美,其對自然界動植物,尤其是各類花卉植物充滿生機的描繪,使得這些玉器得到了乾隆帝深深的讚賞和喜愛,在其以後的詩文中,僅所做的關於痕都斯坦玉器的詩文就有七十餘首。

皇帝的喜愛,也帶動了中國玉工的模仿、借鑒。前文介紹的提梁壺,在最初曾被認為是痕都斯坦玉器。誠然,玉壺的羊首、瓜瓣形的造型,以及壺內分瓣的現象,與莫臥兒帝國的羊首劍柄、瓜瓣杯的造型元素十分相似,確實有莫臥兒玉雕的影子。但是,琺瑯提梁柄以及光素的底足,還有羊首的細陰刻線紋飾,則非常中國化。如果深究治玉工藝,早在中國明代,就可以製作內外均分瓣的瓜棱壺,這種工藝在清代依然使用。另外,中國明代玉壺,也常常將壺流做成獸首吞口狀,清代,壺流有吞口,亦有獸口、龍口。而乾隆時期的琺瑯工藝,又以造辦處最好。如此,中國工匠製作這類琺瑯提梁玉壺在工藝上完全沒有問題,此類作品應是受到痕都斯坦玉雕的設計影響,並完美融入中國本土元素的玉雕精品。

總之,從玉料和造型看,連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共四件提梁玉壺製作的時間當相差不遠,且都受到痕都斯坦玉器的影響,其製作時間可能在乾隆三十三年以後。另外,雖然故宮玉壺及伍夫玉壺底足鐫刻了「嘉慶御用」款,但並不表明為嘉慶年製,恰恰可能是乾隆時期所做,嘉慶帝使用,所以會在自己親用的玉壺上刻上御用款,這種現象在故宮藏品中還有多件,不足為奇。 綜合看來,這四件提梁玉壺更可能是乾隆三十三年以後到嘉慶親政以前的作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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