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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書鴻
描述
- Chang Shuhong
- 重慶大轟炸
- 約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二年作
- 油畫畫布
Su-hong 書鴻
《Artist's Family after the Bombing in Chunking》,Dzang Su-hong,常書鴻(作品背面)
來源
展覽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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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資料及來源
常書鴻《重慶大轟炸》
在中國美術史上,常書鴻是一位兼具繪畫、考古、保育等多方面成就的傑出人物。作為旅法先驅,常書鴻自二○年代起便加入由豐子愷組織之西湖畫會,並於1927至36年間遠赴里昂及巴黎留學,進入法蘭西藝術院士、新古典主義大師勞朗斯(Paul Albert Laurens)畫室學習。常氏嚴謹的寫實技巧,不但為他帶來里昂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展覽一等獎」與「勞朗斯畫室第一名」的榮耀,更先後在里昂及巴黎沙龍獲得三枚金獎及兩枚銀獎,作品至今仍藏於龐畢度中心及里昂美術專科學校。
除了鑽研西方繪畫,常書鴻在巴黎亦受到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出版之敦煌石窟圖錄啟發,歸國後與張大千、梁思誠、徐悲鴻等籌辦敦煌藝術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並自1944年起擔任所長;此後四、五十年,常氏矢志保護及研究石窟遺跡,使「敦煌學」在國際大放異彩,獲得「敦煌守護神」之尊稱;其晚年多次遠赴日本,擔任東京藝術大學客座教授、為東京棗寺及奈良法隆寺創作宗教繪畫,並於1990年獲頒創價大學名譽博士、以及1992年獲頒富士美術館最高榮譽獎和名譽館長;他的個人回憶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更是中國現代藝術及敦煌研究的重要資料。由於長期投身考古及保育工作,常書鴻的存世油畫數量珍稀,本次上拍的《重慶大轟炸》(拍品編號1004)即是其早年傑作,在抗戰期間曾經代表中國展出於紐約現代美術館,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
「敦煌守護神」的生命烙印
《重慶大轟炸》約創作於1938至42年間,介乎常書鴻歸國之後與赴任敦煌之前,因規避戰火而身處陪都重慶的時期。此時,中日戰爭處於膠著狀態,中國雖然失去半壁江山,但日本亦耗盡了自身兵力與資源。為了迫使中國投降,日本對重慶發動了長達五年半的高空轟炸,相比1940至41年德軍發動之「倫敦大轟炸」(The Blitz),規模猶有過之。藝術家親睹兵凶戰危,遂以繪畫紀錄此番切身經歷。本作呈現常書鴻本人,以及夫人陳芝秀、女兒常沙娜、兒子常嘉陵,一家四口在轟炸中倉皇逃生的情景:妻子因家園被毀而痛哭不已,作為丈夫的畫家則力保懷中小兒安全;女兒年紀雖小,卻因為戰火洗禮而顯得早熟,鎮定地侍立在側,並看守著家中僅餘的一點財產。藝術家毫不掩飾自己的平凡與狼狽,反而亟欲透過自身經歷,揭露戰爭之殘酷、侵略者之醜惡、平民之無助,以真誠打動觀者,彰顯人道精神;為了突顯命懸一線之危急,本作風格甚至一反藝術家慣常之典雅細膩,若與龐畢度中心收藏之《沙娜畫像》相比,其不但以粗獷率性的筆觸,宣洩劫後餘生之波動情緒,更輔以潑灑、滴流之技巧,強化畫面之凌亂感,以配合轟炸過後漫天硝煙的狼藉景象;與此同時,藝術家亦巧妙透過背景牆上之標語,疾呼「是誰毀了我們的家園」,直接道出主旨,有如國畫常見之題詞、題款,以收畫龍點睛之效。
「抗戰中國」:為二戰藝術鑄碑
中國的現代藝術發展路途艱鉅,自清末民初以來,內憂外患儘管從未間斷,卻無阻一眾先驅的創作與革新;然而1937年爆發的抗日戰爭,卻為此方興之事業帶來沉重打擊,許多第一代油畫家如林風眠、吳大羽的早年傑作,俱在兵燹中遭遇損毀,至今只能透過零星資料流傳;而《重慶大轟炸》卻是少數得以倖存的作品。1941年12月8日,美國正式參加二次大戰,中國作為盟軍亞洲代表,在美國境內多次進行抗戰宣傳;1942年11月11至27日,紐約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MoMA)舉行了一場名為「抗戰中國的藝術」(Fighting China)的全國巡迴展覽。此次展覽由美國總統羅斯福派遣代表威爾基(Wendell Lewis Willkie)到訪重慶,透過全國文藝協會理事長張道藩之推薦,挑選當時由中國藝術家創作之85件作品赴美參展;是次展覽的開幕嘉賓,除了威爾基伉儷,還包括當時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夫人張樂怡、中國駐紐約大使于梭吉(Tsune-chi Yu)、駐美軍事使節團團長朱世明、蘇聯駐美大使費道舜、以及美國援華聯合會(United China Relief)會長麥康尼(James L. McConaughy )及副主席赫羅(W.R. Herod),外交意義不言而喻;當中以「現代美術館信託人」及「美國援華聯合會董事局成員」 (Board of China Relief and Trustee of Museum of Modern Art)身份出席的魯斯(Henry R. Luce),更是創辦《時代》雜誌的傳媒鉅子。魯斯父親為來華傳教士,其於山東出生、在中國北方成長,歸國以後成為中美關係的重要推手,亦是美國援華聯合會的創辦人,此一展覽在戰時舉行,實經過中美官方與民間錯綜複雜的穿針引線。
從現存的展品清單可知,「抗戰中國的藝術」的作品大部份為版畫和水彩,油畫僅佔6幅,而常書鴻的《重慶大轟炸》則清楚見於展品第四號 (CH’ANG SHU-HUNG:Artist’s Family after the Bombing in Chungking. Oil),與畫背上的款識吻合;按清單拼音推測,同場參展的尚有呂斯百、吳作人、張安治等人之作品。此次展覽獲得廣泛的媒體關注與重視,博物館至今仍存有《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及《紐約世界電訊》(New York World Telegrams)之檔案紀錄。
滙流二十世紀國際反戰浪潮
三、四○年代,現代藝術被視為國家和社會邁向自由之象徵,除了中國的抗日戰爭,英法兩國的反納粹戰爭、三○年代之西班牙內戰、以及德國的反納粹作品,幾乎都於此時在紐約現代藝術館頻繁展出。這種因二戰而出現的國際反戰藝術浪潮,至今已成學術研究的獨立篇章。1937年,西班牙內戰之「格爾尼卡轟炸」造成大量平民傷亡,旅居巴黎的畢加索為了遣責法西斯惡行,創作出巨幅油畫《格爾尼卡》(Guernica);1938年底,張善孖、張大千兄弟,在美、法兩國舉辦畫展募款抗日;1941年,從印度歸國之徐悲鴻,亦在南洋義賣作品;《重慶大轟炸》以畫家個人經歷出發,喚醒觀眾對於戰爭的切膚之痛,其無分國界的感染力,至今依然撼動人心,足見東、西方的反戰與人道精神,彼此遙相呼應,亦證明本作除了富於民族意義,在世界藝術史上,同樣有其不可磨滅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