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白玉御製詩仿古「饕餮」紋斧珮 《乾隆御題》《珠字五十三號》款 「古香」「太璞」印

of archaistic fu form, the exquisitely polished white stone with flared sides intricately worked in low relief with a band of archaistic scrolls, between two bands of concentric circles and cloud patterns, all above a pair of boldly defined taotie masks, pierced with a circular aperture near the top, incised on one side with an imperial poem praising Hetian jade, followed by Qianlong yuti ('Emperor Qianlong's imperial composition') and two seals reading guxiang ('Fragrance of antiquitiy') and taiyu ('Noble jade') respectively, one of the thin sides incised with the phrase zhuzi wushisan hao ('zhu character, no. 53'), the translucent stone of an even white colour mottled with icy-white inclusions

The overall condition is very good with only a few occasional expected nicks to the edges. With some light brown veining and natural inclusion, the actual colour of the jade is slightly more tinged with celadon than suggested in the cat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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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清乾隆御題詩仿古玉斧珮」
郭福祥

無論從哪個方面講，乾隆時期都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玉器歷史上最輝煌的階段。

經過康熙、雍正兩朝發展，乾隆時期（1735-96）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鼎盛階段。社會穩定，財富空前積累，尤其是隨著宮廷財力的增長，皇宮、園囿、行宮等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增建和改建，使得宮廷對室內高檔陳設用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玉器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在當時的宮殿、苑囿內，幾乎到了無一處沒有玉的程度，宮廷成為最集中最宏富的玉器典藏地，皇帝及其家族成為當時玉器最大的佔有者和消費者。尤其是乾隆皇帝對玉器的極度癡迷使得他直接參與到宮廷玉器製作的過程之中，宮廷審美和皇帝個人品味強烈影響著當時宮廷玉器製作和技術的走向，現今存世的乾隆時期宮廷製作的玉器作品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這種關係。¹ 而此次香港蘇富比公司徵集到的乾隆御題詩仿古玉斧珮就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一件。

該斧珮青白玉質地，長18公分，寬7公分，側邊厚0.5公分，最厚的刃部達1公分。器形上寬下窄，上下邊緣渾圓，有單孔，上緣厚鈍未開刃。紋飾集中於斧珮中部，兩面紋飾相同，上部為瞠目、張口、獠牙、戴冠及耳飾的人面紋，下部為兩道圓渦紋，圓渦紋之間刻夔紋。其中一面並陰刻乾隆御題御製詩一首：「和闐玉雖多，如脂亦堅致。茲質實琳琅，無暇葆精粹。相材作斧珮，剛柔協中義。隱現刻夔紋，縟采法古製。邇來俗工輩，時樣翻新意。斲器牟貴賈，呈進率擲棄。斯亦玉之厄，是用五字刺。」末署「乾隆御題」及「古香」、「太璞」二璽。其一側面陰刻楷書「珠字五十三號」。文字方向與紋飾方向相反。此件作品，可以說充分反映出清代乾隆時期宮廷玉器製作的特點，反映出乾隆皇帝對玉器的審美取向，以及他對仿古玉器創作實踐的推動，值得關注。

首先，此件作品折射出乾隆時期宮廷玉器創作的基本取向。

在乾隆皇帝的御製詩中，吟詠仿古玉器的詩作比比皆是。「去俗偏教一仿古」²、「美玉多教仿古為」³、「作器每教仿古式」⁴，這些詩作儘管都是在個體鑒賞過程中形成，具有極強的針對性，但卻與其一貫宣導的宏旨關聯甚密，從中可見他「求師述古」的玉器製作理念和對仿古玉器製作不遺餘力的推動。乾隆帝對仿古玉器的熱衷可以說是晚明以來尚古、好古之風氣的延續和發展，早在乾隆朝初期發交蘇州製作玉器時，就有「仿古款式花紋」酌量製作的指令，甚至將著錄古代器物的《考古圖》交蘇州織造命「尋好玉工勉力照書上圖樣記載之尺寸」製作玉器並燒造顏色。⁵ 終其一生，乾隆帝一直保持對仿古玉器的關注，不遺餘力地加以推動。乾隆皇帝對仿古玉器的關注和推動，既是他博雅慕古心態和情懷的反映，與他一向推崇的師古藝術創作理念一脈相承，也是他矯正當時玉器製作中庸俗傾向的重要舉措。正是在這樣的玉器創作取向之下，宮廷製作的大量仿古玉器應運而生。此件仿古斧珮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製作的，充分折射出那個時代的審美價值取向。

其次，此件作品體現出乾隆時期宮廷仿古玉器創作的靈活性。

由於玉材的限制，每件玉材的形狀、大小、顏色、品質都各不相同，這就決定了玉器的仿古製作不可能像陶瓷、織繡、琺瑯等類器物製作那樣，依據一張樣稿即可以生產出很多相同的產品。正式由於這樣的特性，玉器的仿古極少出現與模仿物件一模一樣的作品，而是追仿形制、紋飾的神韻，並根據玉材的情況做權宜性的增減或更改，仿古而不泥于古，具有相當的靈活性。乾隆中後期的仿古玉器，追求的是「以古為師」的創新，而非簡單的「以假亂真」，因此並不隨意做舊染色，而是保留玉質原有的潔淨，這也成為乾隆宮廷仿古玉器的特色之一。⁶ 此件仿古玉斧珮應該說是對這種靈活的仿古創作實踐的極好注腳。在造型和紋飾上此斧珮系仿自新石器時代的「人面紋圭」上的人面紋飾，二者具有明顯的傳承性。但在紋飾具體的表現手法、線條刻畫上，二者又存在顯著的區別，有些是做了明顯的改變。如用大小形態不同的雲紋取代了原作複雜多變的線條，用圓渦紋取代了漩渦紋。作品寫實性減弱，裝飾性卻大大增強，自有一種獨特的韻致。在玉材上，充分保持玉質原貌，不做任何染色處理。這些都顯示出乾隆時期宮廷仿古玉器靈活創作的特色。

最後，此件作品反映出乾隆皇帝本人對仿古玉器實踐的參與和推動。

此件斧珮上共刻有兩組題銘，一組是刻於側面的千字文編號「珠字五十三號」，另一組是刻於正面上部的乾隆皇帝的御題詩。從「珠字五十三號」的編號可知，此件斧珮是乾隆帝授意製作的系列仿古玉斧珮中的一件。這些玉斧珮多以新石器時代的玉圭為模仿物件，加以適當的裁減而成。早在乾隆十幾年，乾隆皇帝已經有了連續製作仿古玉斧珮並將其進行統一排序編號的想法，而且將這一工作持續了幾十年，很可能持續到他去世前夕。據文獻記載，這系列仿古玉斧珮中的第一件「天字一號」白玉陽文斧珮便由宮中著名玉工姚宗仁設計雕刻，現知這一系列的仿古玉斧珮編號有「恭字一百五十三號」者，可見製作量是相當大的。而在這眾多系列仿古玉斧珮中，此件斧珮又以其上刻有乾隆皇帝的御題詩而顯得與眾不同。此件斧珮所刻乾隆御題詩載于《清高宗御製詩四集》卷94中，作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原詩題目即〈和闐玉斧珮〉，可知這是乾隆皇帝特別為某一件用和田玉新做的斧珮寫的詩。當時正是被乾隆帝稱為「玉厄」的新樣玉器甚囂塵上的時候，乾隆皇帝的題詩具有極強的針對性。通過題詩，可知乾隆皇帝吟誦的物件可能正是這件作品，一代天驕為糾正當時庸俗新樣玉器製作風氣而特別對仿古玉器的推動和關照之情躍然其上。

純淨溫潤的玉材、深存意蘊的造型、法古細膩的紋飾、天章宸賞的題句，諸多文化元素完美地結合在一件作品當中，無不透露出乾隆皇帝對仿古玉器著力推動的歷史情境，值得細細品味。

¹ 郭福祥，〈乾隆帝與蘇州玉器雕刻〉，《故宮學刊》，總第六輯，北京，2010年。
² 弘曆，《御製詩五集》，卷13，〈和闐玉龍尾觥〉。
³ 弘曆，《御製詩五集》，卷48，〈詠和闐玉仿周召夫方彝〉。
⁴ 弘曆，《御製詩餘集》，卷15，〈詠和闐玉斧珮〉。
⁵〈乾隆八年正月「記事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卷11，北京，2005年，頁484。
⁶ 張麗端，〈從「玉厄」論清乾隆中晚期盛行的玉器類型與帝王品味〉，《故宮學術季刊》，卷18，第2期，台北，2000，頁6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