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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乾隆帝碧玉螭龍鈕御寶 印文:《三希堂》
描述
- 印文:《三希堂》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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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資料及來源
郭福祥
乾隆十一年(1746)歲次丙寅初春,一件堪稱稀世之寶的晉人書法作品擺在乾隆皇帝面前,這就是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比世並美的王珣《伯遠帖》。這對藝術品收藏癡迷有加的乾隆皇帝而言,恐怕再也沒有比這更讓他心動的新春禮了。乾隆皇帝在欣喜之餘,立即將當時處理政務之暇用於休憩的養心殿西暖閣西次間的「溫室」開闢出來,專門用以貯存這三件稀世珍寶,並命名為「三希堂」。從此,作為乾隆皇帝重要的文事活動場所和清代藝術典藏最具典型性的文化景觀的「三希堂」走進人們的視野,直到現在都不曽有絲毫的削弱和淡化。乾隆皇帝對三希堂可謂情有獨鍾,終其一生,在他的授意下,刻製了不下十三方「三希堂」印璽,1而香港蘇富比公司即將拍賣的此方碧玉螭龍鈕「三希堂」璽即是其中之一。
此璽碧玉質,螭龍鈕,印面長3.3公分,寬1.6公分,通高7.5公分。印文為陽文「三希堂」三字。此璽在現藏於北京故宮的《乾隆寶藪》中有明確著錄,經與實物比對,無論是體量大小,還是篆法佈局都與該書中的記載完全相合,可以確定此璽為乾隆皇帝寶璽的真品。
要全面瞭解「三希堂」,認識此方「三希堂」璽,乾隆皇帝所做的《三希堂記》也許是最好的解讀文本。
就在命名「三希堂」的同時,乾隆皇帝特意作了一篇《三希堂記》的文章。在這篇著名的文章中,乾隆皇帝開宗明義交代了三希堂命名最直接的原因:「內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獻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遠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養心殿溫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 三希堂就是專門為了貯存上述三帖,以便於他自己能夠隨時觀摩品鑑。乾隆皇帝接著又說:「夫人生千載之下,而考古論世於千載之上,嘉言善行之觸於目而會於心者,未嘗不慨然增慕,思與其人揖讓進退於其間。羲之清風峻節,固足尚;即獻之亦右軍之令子也。而王珣史稱其整頹振靡,以廉恥自許。彼三人者,同族同時,為江左風流冠冕。今其墨蹟,經數千百年治亂興衰存亡離合之餘,適然薈萃於一堂。雖豐城之劍、合浦之珠,無以逾此。」2 經過千百年的流傳,三件至寶竟奇異般地全部為內府所收藏,冥冥之中有如神助。展閱品鑑神采煥然的墨蹟,心摹手追,就好像在和千年前的三位書家進行著無聲的交流,這對酷愛收藏和鑑賞的乾隆皇帝來說真是難得的至高境界。
三希堂可以說是清宮古代藝術品收藏的聖地。雖然只有四平方米大小,但陳設幽雅、古樸,高雅與精緻始終充溢著這個狹小的空間,散發出濃濃的書卷氣,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乾隆帝古代藝術品收藏所達到的極高品位的代表。三希堂的內部陳設從乾隆朝確定以後,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各朝都從未有過變動,至今仍保持原貌。
乾隆皇帝在《三希堂記》中,還闡發了「三希」的另一種解釋,即「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也就是士人希望成為賢人,賢人希望成為聖人,聖人希望成為知天之人。這句出自宋代大儒周敦頤《通書.志學》中的詞句,被後世學者尊奉為「三希真修」,旨在激勵天下士子立志高遠,不斷進取,而乾隆皇帝以此作為三希堂命名的另一重依據,是事出有因的。按照乾隆皇帝的說法,三希之名實是受到他的老師蔡世遠的書齋「二希堂」的啟發。
蔡世遠,字聞之,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進士。雍正元年(1723),雍正皇帝以其淹通經術,品學兼優,命直上書房,教導皇子。當時還是皇子的弘曆親聆其教誨,受益良多,對老師充滿敬意。蔡世遠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二希堂」,並請弘曆為其作《二希堂記》。他當時向弘曆解釋「二希」的意思是:“不敢希天,故曰二希”。3 但弘曆深知,恩師的所謂「二希」,絕不僅僅是認識到「聖希天」非常人所能企及,故不作非分之想;而是對弘曆寄有更高的期望,將此「聖希天」的人生至高階留給自己的弟子,希望他將來能夠達到登聖知天的境界。因此,此次已經登上皇位的乾隆皇帝命名三希堂時,便進「二希」為「三希」,將其師引而未發的「不敢希天」之深意進一步闡發出來,也使他和恩師間那種令人欣羡的超越身份鴻溝,尊卑之序的高誼得以為人所知,彰顯於世。
應該說,乾隆皇帝對三希堂的命名充分顯示出這位元儒雅之君的情懷和抱負。養心殿正殿是他日常處理政務,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地方,而與之緊緊相連的三希堂則成為他理政餘暇品鑑古代藝術珍品,揮毫染翰之所,是彰顯盛世的宏大收藏的彙集之地。從此,三希堂中的品題鑑賞成為乾隆皇帝常規化的藝事活動,終其一生不曾停止。而十三方大小不等,質地各異的「三希堂」印璽也使三希堂成為乾隆時期所有宮廷建築中刻製宮殿璽最多的地方,從中可以想見乾隆皇帝對三希堂的重視程度。
如前所述,三希堂是乾隆時期製作宮殿璽最多的宮殿,達十三方之多。而這十三方「三希堂」璽又分別製作於乾隆皇帝的不同階段。那麼,蘇富比公司即將拍賣的這方碧玉「三希堂」璽到底製作於何時呢?我們可以從《乾隆寶藪》和清宮造辦處活計檔中找到相關線索。
在《乾隆寶藪》中,有兩組印璽曾經引起我的注意。這兩組印璽所選印文相同,就連印文的篆法佈局都幾乎一模一樣,可知兩組印璽在刻製時所使用的是同一個設計底稿。兩組印璽每組各有六方,各裝為一匣,每組實際上是由兩組以「三希堂」璽為引首章的三方一組的組璽構成,分別是「三希堂」、「惟精惟一」、「乾隆宸翰」和「三希堂」、「孔顏樂處誰尋得」、「羲皇上人我不為」(圖一)。其最大的區別即在於兩組印璽的質地。其中一組全部是石質,另外一組三方為白玉、三方為碧玉。這樣的組合在乾隆印璽中是不多見的,也為我們從檔案中檢視其製作情況提供了線索。
據《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內開,本月十三日太監胡世傑交:……凍石圖章六方,傳旨:著啟祥宮挑選白玉、碧玉……照凍石圖章大小一樣,配做白玉圖章三方、碧玉圖章三方,欽此。於本日挑得頭等白玉石子一塊、白玉回殘二塊、碧玉一塊,畫得圖章六方、……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俱照樣准做……,圖章刻深,交蘇州織造薩載處成造。……於三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將送到白玉圖章三方、碧玉圖章三方,呈進留下訖。」4 六方玉璽由蘇州製作完成後,呈給乾隆皇帝御覽,乾隆很快提出了修改意見。《活計檔》記載:乾隆三十五年正月「白玉圖章三方、碧玉圖章三方,……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隨交出白玉圖章一方,奉旨:陽文字碧玉圖章二方,刻的淺,著仍發往蘇州,照交出白玉圖章陽文字一樣往深裏另刻……。於本年七月十一日將蘇州送到碧玉圖章二方,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呈進訖。」5 此處檔案中記載的三方白玉璽、三方碧玉璽無疑就是包括此方碧玉「三希堂」璽在內的六方玉璽。
據此可知此方碧玉「三希堂」璽製作於完成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而且我們還知道,由於這方印璽是以原來的石印為樣本,可能印面文字刻的比較淺,因此蘇州製作完成送京驗收時,經乾隆皇帝審查,又重新發回蘇州,並帶去另一方刻好的白玉陽文印,指示蘇州方面按照白玉璽陽文的深淺將此璽印文重新往深裏刻。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方碧玉「三希堂」璽的樣子。至於乾隆皇帝為什麼將其早期的璽印在二十幾年後選取玉材重新刻製,我們不得而知。
此方碧玉「三希堂」璽是在乾隆皇帝的直接授意下製作的,從動議、選材、取樣到驗收的整個過程乾隆皇帝一直身在其中,是乾隆中期御用璽印製作很典型的例子。其所用之玉為溫潤通靈的和田碧玉,印形規整。螭龍印鈕的設計具有很強的裝飾意味,頂部的動物是龍和螭的混合體,形態自然生動,螭龍的眼、鼻、嘴、須雕刻細膩,角、腿、尾、爪奔放而恰到好處。鈕下面的印體四周雕刻水波紋,線條流暢,與上面的螭龍相互呼應。印文雕刻筆劃均勻,字口深峻。顯示出蘇州玉工高超的玉器雕琢技藝。
「三希堂」的命名和其內收藏的充實,是乾隆皇帝構建宮廷收藏以彰顯盛世輝煌的重要舉措。從此方碧玉「三希堂」璽的解讀中,我們似乎看到了那個政治和文化盛世的清晰而真實的影子。
1 郭福祥,《明清帝后璽印》,北京,2003年,頁154。
2(清)弘曆,《御制文初集》,卷4,《三希堂記》。
3(清)弘曆:《樂善堂全集定本》,卷8,《二希堂記》。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2005年,第31冊,頁751-752,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行文」。
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2005年,第33冊,頁450,乾隆三十五年正月「記事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