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詳情

清乾隆 料胎黃地畫琺瑯鳳舞牡丹包袱瓶《乾隆年製》藍料款
玻璃為胎,形採包袱,束口皺褶,凸飾紅帶繫結,豐腴飽滿。沿邊綴小花瓔珞,隨起伏曲褶而繪,摹擬錦布結集,妙不可言。巧施琺瑯彩,黃地明亮,猶如晨光和煦,祥雲中,天鳳臨,儀態雍容盈萬方。飛鳳頂紅冠,翎毛柔密輕巧,多彩繽紛,描金添飾,細膩入微。曦照下,金翅展,牡丹雛菊叢上飛,翔舞頌昇平。鞓紅魏紫中,一蕾獨含苞,內書「乾隆年製」四字款,佐證御匠神技。
18.2 公分,7 1/8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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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

來源
傳恭親王奕訢(1833-1898年)收藏
亞伯.巴爾(1877-1959年)收藏,上海
保羅.白納德伉儷(Paul and Helen Bernat)收藏,麻薩諸塞州大波士頓地區布魯克蘭
香港蘇富比1988年11月15日,編號75
香港蘇富比2000年10月29日,編號2

展覽
《清翫雅集廿周年慶收藏展:器物》,台北,2012年,編號73

出版
《香港蘇富比二十年》,香港,1993年,圖版430
《香港蘇富比三十年》,香港,2003年,圖版439
耿寶昌,〈雅器天成——清翫雅集珍藏陶瓷器掇英〉,《清翫雅集廿周年慶收藏展:器物》,台北,2012年,頁15,編號73(局部)

錦袱珍翫博君歡
康蕊君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作,設於北京紫禁城中,得帝王直接管轄督造,所創製器物,精美絕倫,尊貴非凡,為中國藝術史之至寶。料胎黃地畫琺瑯鳳舞牡丹包袱瓶,由造辦處玻璃廠製胎,後送至琺瑯作由宮廷畫師以琺瑯彩繪製紋飾,於作坊中燒造而成,無論造形、繪畫、尺寸、製作工藝,均拔萃超群,美善卓絕,乃存世料胎畫琺瑯器中最為重要之例。本品獨一無二,惟有另一相應之器,相同器形與配色,紋飾則相異,應同時所造,遞藏歷史亦同,1980年代入藏香港藝術館(圖一)。

乾隆三年(1738年)正月二十二日,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上交「亮藍玻璃包袱式瓶一件」,乾隆帝傳旨著:「照樣燒玻璃胎琺瑯瓶,燒造幾件」()。與弘曆此諭吻合者,似僅只二器,即本品與香港藝術館藏例。料胎畫琺瑯器燒造,須造辦處各作坊相互合作始成,製程艱澀,困難重重,另例之畫琺瑯燒製雖不及本品完美,仍得以入宮呈上。

以史觀之,此二件料胎畫琺瑯瓶之歷史地位極為崇高,意義重大。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設造辦處琺瑯作,玻璃廠則設立於三十五年(1696年),而最晚至四十四年(1705年)時,已能燒成玻璃胎畫琺瑯,並上交帝王。康熙晚期至乾隆中期,清宮檔案記載上交大量精美銅胎及瓷胎畫琺瑯器,其中許多仍傳承至今,然料胎畫琺瑯器卻寥寥可數。料胎者,多為鼻煙壺,再者為小型花插、筆筒,或案頭水盂等,高度多不超過11公分。簡言之,本品與香港藝術館藏例乃存世僅見大尺寸之料胎畫琺瑯器,且造形繁複勝於他例,彰顯造辦處匠人技藝高超絕倫,盛清工藝之至高巔峰。

台北及北京兩岸故宮博物院,均無類同藏品。近期,台北故宮博物院之玻璃器特展,曾展出四十五件料胎畫琺瑯器,其中三十八件為鼻煙壺(二例無蓋,稱為瓶,但尺寸、器形仍類鼻煙壺),唯兩例尺寸較大,分別為13.4公分、16.3公分,錄於張湘雯編,《若水澄華:院藏玻璃文物特展》,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2017年,編號193-237。北京故宮之玻璃器藏品,據張榮所述,僅見二十例畫琺瑯器,二為小瓶,9.8公分、8.5公分,其他皆為鼻煙壺(張榮編,《光凝秋水:清宮造辦處玻璃器》,北京,2005年,頁20,編號84-93)。

造辦處檔案中關於「包袱式瓶」之製作,可參考林業強,〈乾隆朝造辦處玻璃檔案選〉,當中載錄數以百計玻璃器,僅見另外三例畫琺瑯:一件小水盂及二鼻煙壺(張榮,同上,頁44-55、74-83)。料胎畫琺瑯器如此珍稀,可溯因於製作過程之繁冗,據台北故宮圖錄所述,「在素地玻璃胎體上,以琺瑯色料圖繪紋飾,經分別施色,並依色料所需之不同燒成溫度,數次焙燒,使紋飾與胎體結合。由於玻璃熔點與琺瑯熔點接近,若溫度稍高,則胎體異於軟化變形,若溫度略低,則琺瑯呈色不佳」(張湘雯,前述出處,頁178)。

前述香港藝術館藏包袱式瓶,綴十二螭龍遊翔纏枝花卉紋間,乍看似與本品應為成對,二瓶皆以檸檬黃彩為地,乳白玻璃胎,書年款於紋飾花蕾開光內。細觀之,與鳳紋相應者應為龍紋,非螭龍,且此瓶年款以墨彩書之,落款於瓶背,異於本品之藍彩,年款書於正面。論其紋飾構圖,二瓶差異亦大,龍紋瓶為納十二螭於一器,構圖更見緊密。二器或應出自不同匠人之手(圖三)。

以玻璃製作包袱式瓶,過程繁複,難度極高。本品仿傚錦緞包覆橢圓形瓶身,瓶口巾褶層疊豐厚,瓶頸粉紅袱繫柔軟飄逸,整體渾然天成,自然逼真。

以織物包覆器皿,現今以日本傳統「風呂敷」最廣為人知,然舊時中國亦常見以巾帛包裹珍貴器物。如《胤禛行樂圖冊》中〈圍爐觀書頁〉,見帝王身側書架上,數軸書畫以包袱繫之;〈乘槎成仙頁〉,世宗安坐仙槎,旁置書籍,及素絹包袱珍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2009年,編號 I-58、I-76)。

摹傚以織品包裝器物的裝飾風格常見於日本漆器,尤其深得雍正青睞。世宗珍藏日本漆器中,可見數例以巾帛包覆為裝飾主題,布褶作立體浮雕,以錦繩繫之,或作風呂敷式結,或作錦囊式,以絲帶繫束(《清宮蒔繪:院藏日本漆器特展》,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2002年,編號01、50、51、61、64)。清宮造辦處各作坊,皆致力於以各式媒材傚擬此類裝飾風格,如漆器()、檀香木雕(《清代宮廷包裝藝術》,故宮博物院,北京,1999年,編號64、65)。

造辦處琺瑯作亦創燒包袱式銅胎畫琺瑯器,例見一小型蓋罐()及一件鼻煙壺,書雍正年款(台北,2009年,前述出處,編號 II-90、II-91);另見瓷作,如巴黎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藏琺瑯彩瓶(Xavier Besse,《La Chine des porcelaines》,巴黎,2004年,圖版54)()。相類紋飾,同見於景德鎮御窰廠燒造御瓷,如一對粉彩粉地包袱式四繫蓋罐,2016年10月5日售於香港蘇富比,編號3611。上述作例之包袱式繫結均以平面描繪,而本品及香港藝術館藏例則以繪畫搭配浮雕展現繫結,更顯立體如真。

瓶身鳳舞牡丹紋,鳳羽設色繽紛,豐潤耀眼,更以描金細綴,光彩輝映。如此融合多彩之複雜技法,應始於郎世寧(1688-1766年)筆下鳥禽繪畫,後得多位西洋傳教士宮廷畫師運用。然以紋飾、風格觀之,本品應純屬中式。玻璃廠、琺瑯作均以西洋匠師為首,雍正帝曾評其所製之器雖好,卻流於洋風。

牡丹紋以粉紅、藕荷二色為主,柔美富麗,得自清初六大家之一惲壽平(1633-1690年)所創花卉畫派。綜上紋飾之琳瑯設色、檸檬黃彩地,皆為數十載前,西洋傳教士傳入宮廷方得。

書乾隆年款於牡丹花苞,彷若花開自得,似範製年款於葫蘆瓜身之匏藝,僅現於此二件料胎包袱瓶。雍正朝銅胎畫琺瑯器,則可見相類年款,書於器底之仙果或其他造形開光內,或如一件料胎畫琺瑯鼻煙壺,底部繪靈芝形開光,內書年款(台北,2009年,前述出處,編號 II-23)。此亦近類題字落款於繪畫瓜果或珍物之中,如乾隆三年書畫冊頁,與包袱瓶同年所作(台北,2009年,前述出處,編號 II-101)。

內頁亦見書詩文於方箋,綴折枝花卉,一如此包袱瓶身側所繪紫菀花叢(同上)。此類紋飾,用於填補畫面中主要紋飾外之空間,並符合題材的自然意趣,亦是西洋畫師傳入技法,可參考郎世寧所作駿犬圖(《郎世寧作品專輯》,台北,1983年,圖版022-031)。

鳳舞牡丹包袱瓶,美善無瑕,明豔動人,乃紫禁城內各作坊匠師通力而成之結晶。造於乾隆初年,仍帶有雍朝遺風,如彩地,源自銅胎畫琺瑯,雍正一朝應用於瓷上,乾窰則甚少類例。此紋飾設計,不僅華美奪目,且寓意祥瑞。耿寶昌述「包袱」音同「包福」(前述出處,頁15)。鳳舞牡丹紋,祝意富貴吉祥,彩雲漫天,難能可貴,更是盛世吉兆。

鳳紋包袱瓶與相對應之螭龍紋瓶,專為乾隆帝而造,深藏宮闈直至晚清,傳予恭親王奕訢(1833-1898年,圖七),道光皇帝六子,亦是咸豐皇帝之異母弟。道光三十年,封為恭親王,為愛新覺羅氏二位王儲之一。咸豐二年(1850年),賜恭親王府,此處曾屬乾隆權相和珅府邸,後為郡王府。1860年,咸豐帝任命奕訢為欽差大臣,負責與英、法、俄之談判,並簽訂條約。帝王宮眷至熱河避難時,奕訢掌握軍政大權,設總理衙門,主管國際事務。同治帝五歲即位,奕訢任議政王大臣,與東、西皇太后共治天下。同治十一年(1872年),受封「鐵帽子親王」,爵位世襲罔替。奕訢之政治影響力甚為深遠,延續至光緒一朝(1875-1908年)。

亞伯.巴爾(1877-1959年,又名巴爾祿,圖八),中德混血,生於中國,長住上海直至1910年,從商任職皇家亞洲學會北中國支會秘書。1905年,開始投入中國藝術收藏,其後成為骨董商,於滿清末年,蒐羅甚多皇族舊藏藝術品。1908年,巴爾於上海舉辦展覽會,展出超過三千件中國瓷器與工藝品,1911年出版展覽圖錄。巴爾骨董收藏曾於1922年紐約 American Art Galleries 曾舉辦大型拍賣會;1926年,紐約 Anderson Galleries 亦舉行另一場拍賣會,之後續辦數場。巴氏曾借展多幅繪畫,展於倫敦皇家藝術學院1935-6年中國藝術大展。巴爾收藏中國書畫及藝術品,經由捐贈或買賣,已入藏許多知名博物館,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芝加哥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倫敦大英博物館。

保羅.白納德(1902-1987年,圖九)為織品製造商,與妻海倫居住於波士頓地區,其兄尤金收藏早期與明代瓷器,保羅則專注於建構其清代御瓷珍藏,藏品包括數件琺瑯彩瓷,與本品及螭龍紋包袱瓶,均造於清宮造辦處琺瑯作,師出同源。白納德伉儷捐贈許多藏品予波士頓美術館,保羅離世後,其珍藏多數,包含二件包袱瓶,於香港蘇富比售出。

香港藝術館藏螭龍紋包袱瓶,與本品同為恭親王奕訢、巴爾、白納德伉儷遞藏,1988年11月15日售於香港蘇富比,編號77,屢錄於文獻,如莫士撝,《御製》,1976年,圖版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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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鳳來儀
乾隆款玻璃胎畫琺瑯鳳舞牡丹袱繫瓶

兼論清代御製康雍乾玻璃胎畫琺瑯器
張榮
寫於紫禁城壽安宮

琺瑯,是外來語的音譯詞,其基本成分為石英、長石、硼砂和氟化物,與陶瓷、琉璃、玻璃同屬矽酸鹽類。琺瑯器是以琺瑯為材料製成的器物,依據其加工工藝的不同,琺瑯器分為掐絲琺瑯、鏨胎琺瑯、內填琺瑯、畫琺瑯和透明琺瑯五大類別。其中畫琺瑯在清代康熙年間出現,宮廷造辦處、廣東和北京均有製作。畫琺瑯有金、銀、銅、紫砂、瓷和玻璃六種胎質。在博物館內,畫琺瑯是專門指銅胎,而銀胎稱為銀燒藍,瓷胎、玻璃胎稱為琺瑯彩。在清宮檔案中畫琺瑯分為金胎畫琺瑯、銀琺瑯、銅胎畫琺瑯、宜興胎畫琺瑯、瓷胎畫琺瑯和玻璃胎畫琺瑯。本文專門探討和論述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不包括在內。

清代造辦處是製造皇家御用品的專門機構。康熙年間建於養心殿,又名養心殿造辦處。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玻璃廠成立。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清檔》),如實記錄了各類宮廷製品的名稱、來源、時間、規格、用料、開銷、工序、去處以及皇帝的旨意,為清代工藝製作研究和文物鑑別提供了最直接可靠的依據。《清檔》始於雍正元年(1723年),迄於宣統三年(1911年)。玻璃胎畫琺瑯是造辦處玻璃廠與琺瑯作共同參與完成的新「玩意」。通過查閱檔案、研究實物得知,宮廷玻璃胎畫琺瑯僅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燒造。

康雍乾三朝玻璃胎畫琺瑯,基本收藏在境內外博物館和私人機構,據不完全統計,北京故宮二件、台北故宮七件、大維德基金會九件(現大英博物館95號展廳展出)、香港藝術館一件、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二件、荷蘭海牙博物館一件、香港李先生一件。某拍賣行曾拍賣兩件乾隆玻璃胎畫琺瑯筆筒。

康熙朝玻璃胎畫琺瑯,經過多年搜集與調研,目前所知傳世作品僅有三件,一是台北故宮收藏的玻璃胎畫琺瑯藍地牡丹膽瓶(圖十),高12.7公分。2 二是荷蘭海牙博物館收藏的康熙御製款玻璃胎畫琺瑯黃地牡丹花盒(圖十一),3 三是香港李景勳先生收藏的康熙御製款玻璃胎畫琺瑯開光四季花卉紋盃(圖十二)。4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收藏《琺瑯玻璃宜興瓷胎陳設檔案——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圖十三)記錄,「康熙款玻璃胎琺瑯牡丹藍地膽瓶一件。」5 此為唯一一件陳設檔記錄的康熙玻璃胎畫琺瑯。膽瓶裝在楠木盒內,盒為上下插蓋式,高16.5公分。蓋面陰刻填藍楷書「康熙年製玻璃胎畫琺瑯牡丹藍地膽瓶一件」,此楠木匣為清高宗弘曆下旨配製盛裝。匣蓋上的名稱為當時定名,雖無款識,乾隆弘曆鑑定它是康熙朝器物。玻璃胎畫琺瑯是康熙朝首創的新工藝品,康熙皇帝不僅自己把玩,也賞給外官內臣,以示恩寵和炫耀。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賞賜羅馬教皇特使一件「畫琺瑯玻璃瓶」。6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將「御製琺瑯五彩紅玻璃鼻煙壺」賞賜給廣西巡撫陳元龍。7 從這完整的三件器物可以看出,康熙朝玻璃胎畫琺瑯的燒造技術已經成熟,且造型、紋樣、款識具有康熙朝文物的特徵。

雍正朝玻璃胎畫琺瑯存世品,僅見台北故宮收藏的雍正年製款玻璃胎畫琺瑯竹節式鼻煙壺(圖十四)。《清檔》記載,「雍正六年,雜活作,二月十五日做得玻璃胎琺瑯節節雙喜鼻煙壺一件。」除此之外,見於雍正朝造辦處活計檔記錄的玻璃胎畫琺瑯僅有五件,遺憾的是未見到實物。8

如「雍正二年,琺瑯作,二月初四日怡親王交呆黃玻璃瓶一件,奉旨,此樣甚好,嗣後燒琺瑯瓶玻璃等俱照此樣燒些欽此。」9

「雍正三年,琺瑯作,九月初十日,海望交玻璃琺瑯雞鼓水注一件,隨象牙嵌紅座,郎中海望呈進。」10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郎中海望傳做(入琺瑯作)雨過天晴玻璃畫泥金番花包袱式花插一件。記此。」11

「雍正七年,四月十七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入琺瑯作),夲月初三日郎中海望持出呆白玻璃半地瓶一件。傳旨,此玻璃瓶顏色甚好,底子不要渾楞砣平,其瓶身上畫琺瑯緑竹,寫黑琺瑯字,酌量落款,章法畫樣呈覧過燒造。再著玻璃作照此樣瓶燒些。照此瓶顏色用別樣好款式的亦燒些,上面或畫綠竹或畫紅花或如何落款之處酌量配合燒造。欽此。」12

「雍正十三年,養心殿造辦處收儲清冊,玻璃燒琺瑯盌一件。」13

乾隆朝玻璃胎畫琺瑯,從《清檔》記錄看,比雍正朝製作的數量多,保存至今的實物比康熙雍正朝稍多。道光十五年陳設檔記錄的三件玻璃胎畫琺瑯,均在台北故宮收藏。除此之外,台北故宮還有兩件重要收藏,即玻璃胎畫琺瑯五福捧壽八棱瓶和西洋仕女圖渣斗。14 大維德基金會重要的作品是,玻璃胎畫琺瑯盃兩件,人物圖筆筒一件,牧羊女圖小罐一件等。15 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收藏兩件詩句花卉紋瓶。

玻璃胎畫琺瑯之所以珍貴,傳世量少,是與它高難度的製作工藝分不開。在六個材質的畫琺瑯器中,玻璃胎是難度最大的。一個當代製作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的演出者告訴我,「琺瑯彩的燒製溫度一般在八百五十度左右,這時候壺體與琺瑯顏色均已接近熔點,只有這樣才能夠讓壺體與顏色更好地結合,但是此時溫度的掌控也是很難的,溫度稍低,顏色不能完全融化,達不到理想的效果,溫度稍高,壺體就會因為承受不住而變形,那麼,前面所有的工作就前功盡棄了,而這樣的高溫燒製要經歷不少於五次,每一次都是一種考驗,燒製過程中還要在上面皴染出顏色的變化來,這就如同工筆劃中的皴染,每皴染一次, 就要進行燒製一次,通過層層皴染,一件完美的小藝術品就誕生了,猶如一個可愛的小精靈,滿載著作者的期望呈現在眾人面前。」之所以燒製四到五次,是因為每一個顏色琺瑯的呈色溫度不同,要從高溫開始,到低溫結束。當時焙燒的燃料是木炭,又沒有儀器測量溫度,完全憑工匠日積月累的經驗,故玻璃胎畫琺瑯以小件的鼻煙壺為主,而立體的器物,難度更大,故傳世品甚少。《清檔》中也有燒造失敗的記錄。

本文隆重介紹的玻璃胎畫琺瑯鳳舞牡丹袱繫瓶,高18.2公分。瓶體呈包袱狀,口邊為規律美觀的褶皺紋,實際上是工匠按照包袱做成瓶的式樣。頸部裝飾粉紅色立體袱繫紋。通體在不透明乳白色玻璃上先燒一遍黃色琺瑯,瓶體畫兩條俯身下飛的鳳,鸚鵡嘴,丹鳳眼,細頸,振翅,羽毛狀的尾部向著天空方向飛舞,兩支細長的腿甩向左前方。鳳的下方為盛開的牡丹花和一枝雛菊,鳳的上方為彩色流雲,天女散花般的鳳尾在雲中飛舞,鳳的身上還運用了描金工藝。在綠色樹枝處做桃心形開光,內書藍色琺瑯「乾隆年製」。瓶底為溫潤的乳白色玻璃。整個花紋使用深淺不一的綠色、紅色、藕荷色、藍色繪製而成,再加上富貴的黃色,格外亮麗奪目。無獨有偶,香港藝術博物館收藏一件與此幾乎一模一樣的包袱瓶(頁26,圖一),瓶的造型、黃顏色的地色,特別是署款方式都一樣,只是紋樣不同,裝飾螭龍紋和花卉。這是一對同時製作的精品,也是目前所見尺寸最大的瓶。僅瓶的成型也有一定的難度,瓶身具有楞狀,需要有模吹製,而瓶口的褶皺,則需要工匠手快、眼快,技術好,因玻璃在瞬間就凝固了,至少在成型時需要反復幾次,才能製作出漂亮美觀的器形。

《清檔》記錄,「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郎中海望傳做(入琺瑯作)雨過天晴玻璃畫泥金番花包袱式花插一件記此。」16

「乾隆三年,玻璃作,元月二十二日催總白世秀來説太監毛團胡世傑髙玉交,亮藍玻璃包袱式瓶一件,傳旨,著照樣燒玻璃胎法瑯瓶燒造幾件。欽此。於本月二十四日副司庫石美玉將原樣亮藍玻璃包袱式瓶一件持去做樣訖。」17

「乾隆五年,記事錄,三月初三日栢唐阿盛德來説太監魏珠催總鄧八格奉旨,著玻璃厰人進六所燒造玻璃小式活計欽此。於本年五月初二日首領吳書將玻璃琺瑯花插一對,玻璃燒琺瑯桃式水盛二件,玻璃燒琺瑯葫蘆一件持進交太監高玉呈進訖。」18

這是筆者在《清檔》中搜集到的與這件琺瑯瓶相關的資料。透過寥寥幾句的描述,我們不難看出,雍正五年(1727年)便開始製作玻璃畫泥金包袱式花插,雨過天晴是指仿柴窰瓷器的顏色,檔案中屢有記載。乾隆三年(1737年)檔案的記錄,沒有明確具體燒造幾件,也沒有是否燒造成功的記錄。而乾隆五年(1739年)明確說明燒造成功「玻璃琺瑯花插一對」,乾隆五年的「玻璃琺瑯花插一對」,也許就是乾隆三年下令製作的包袱瓶。在檔案中經常會看到「瓶」或「花插」,其功能均是陳設或插花,如何區別,界限不清。檔案中有很多記錄均是模糊不清或模棱兩可,令今人難以分辨。我們不妨大膽假設,雍正皇帝在位僅僅十三年,雍正駕崩後,工匠可以繼續為乾隆效勞,雍正五年能夠製作包袱式瓶的工匠與乾隆三年、五年製作包袱式瓶或花插的也許是同一位工匠。不管是乾隆三年還是五年,玻璃胎畫琺瑯鳳舞牡丹紋袱繫瓶是乾隆早期的作品,從包袱瓶流雲的畫法,以及使用桃形開光寫款的方式,都有雍正的遺韻。

道光年間記錄的宮中陳設檔案,即《琺瑯玻璃宜興瓷胎陳設檔案——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玻璃胎畫琺瑯僅有四件,康熙一件,乾隆三件。乾隆三件是,玻璃胎畫琺瑯花卉三喜梅瓶,玻璃胎畫琺瑯葫蘆花插,玻璃胎琺瑯八棱瓶。三件均在台北故宮。19 本文所言玻璃胎畫琺瑯包袱瓶,亦是乾隆朝玻璃重器,為何不在陳設檔中記載呢?故宮藏陳設檔是道光十五年所立,陳設檔內容僅僅包括當年在紫禁城內陳設的器物。而北京郊區的三山五園或瀋陽故宮、避暑山莊亦有清宮物品陳設。就目前出版的頤和園和靜明園陳設檔案中亦沒有查到包袱瓶陳設的記錄。還有一種情況是當年孝敬或賞賜給身邊的皇親國戚。從牡丹鳳紋判斷,只有乾隆的母親或后妃有資格享用,也許是乾隆皇帝為其生母孝聖憲皇后準備的五十大壽的禮物。20 從據蘇富比提供的資料看,最早記錄是曾在恭親王處收藏。

包袱,比喻為「包福」,具有吉祥美好之意。做為裝飾紋樣,在雍正年間流行,故宮博物院收藏黑漆描金包袱式盒一件(頁29,圖四),雖無款識,但通過檔案梳理為雍正朝所造。雍正款瓷器也有包袱紋瓶。乾隆朝亦有包袱式瓶或盒,故宮博物院收藏有紫檀包袱式盒,而包袱作為紋飾比較多見,如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的洋彩包袱繫紋瓶,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白瓷包袱繫紋瓶、銅胎畫琺瑯包袱繫紋罐、透明琺瑯包袱繫紋瓶(圖十五)、掐絲琺瑯包袱繫紋雙連瓶等。可見包袱形或包袱紋因寓意美好深受皇家喜歡。而鳳舞牡丹紋更是喜聞樂見的吉祥圖案。鳳是女性的象徵,鳳作為裝飾紋樣,在歷代文物中均有表現,更多的是與象徵帝王的龍紋同時出現,即常見的「龍飛鳳舞」。故宮博物院藏嘉靖款戧金彩漆中即有鳳穿牡丹紋菊瓣式盤,乾隆年製款紅漆鳳穿牡丹紋盌(圖十六)和乾隆香色鳳銜牡丹妝花稠女棉袍(圖十七),這些栩栩如生的鳳紋形象給人們帶來了美的享受和視覺衝擊力。

有鳳來儀,乃中華成語。出自《尚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鳳為傳說中的百鳥之王,以此寓意吉祥美好的成語作為該文題目,即是對這件絕世佳品的讚美,也是祝福天下有緣人能看到它或擁有它。

1 張榮,〈清康熙朝御製玻璃〉,《明清論叢.第二輯》,北京,2001年。
2 嵇若昕,〈康熙朝玻璃工藝與琺瑯工藝結合的極致——玻璃胎牡丹藍地膽瓶〉,《故宮文物月刊》,2011年,第11期,頁32-38。
3 上海視覺藝術大學副教授薛呂老師提供資料。
4 許建勳、林業強合著,黎淑儀編,《虹影窰輝——李景勳藏清代玻璃》,香港,2000年。
5《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2013年。
6 庫爾提斯,〈清朝的玻璃製造與耶穌會士在蠶池口的作坊〉,《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1期,頁62-71
7 張臨生,《故宮鼻煙壺》,北京,1991年;《宮中檔案康熙朝奏摺》,第六輯,台北,1976年,頁602-603。
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2005年,第3冊,頁357。
9 同上註,第1冊,頁358。
10 同上註,第1冊,頁672。
11 同上註,第2冊,頁574。
12 同上註,第3冊,頁521。
13 同上註,第6冊,頁762。
14《若水澄華:院藏玻璃文物特展》,台北,2017年。
15 大英博物館95號展廳。
16 同註8,第2冊,頁574。
17 同上註,第8冊,頁147。
18 同上註,第9冊,頁521。
19 嵇若昕,〈康熙朝玻璃工藝與琺瑯工藝結合的極致〉,出處同註2;嵇老師說,兩件在台北故宮,筆者認為台北故宮藏乾隆年製款玻璃胎畫琺瑯嬰戲圖葫蘆花插即陳設檔中所言玻璃胎畫琺瑯葫蘆花插。故陳設檔中記錄的乾隆三件玻璃胎畫琺瑯,均在台北故宮收藏。
20 孝聖憲皇后,1692年11月5日至1777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