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詳情

明宣德 御製《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十卷 磁青紙本 泥金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十三函 – 六十一卷之六十五卷
第六十一:初分.讚大乘品第十六之六、初分.隨順品第十七、初分.無所得品第十八之一
第六十二:初分.無所得品第十八之二
第六十三:初分.無所得品第十八之三
第六十四:初分.無所得品第十八之四
第六十五:初分.無所得品第十八之五

四六函 – 二百二十六之二百三十卷
第二百二十六:初分.難信解品第三十四之四十五
第二百二十七:初分.難信解品第三十四之四十六
第二百二十八:初分.難信解品第三十四之四十七
第二百二十九:初分.難信解品第三十四之四十八
第二百三十:初分.難信解品第三十四之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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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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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頁 40.5 x 14.5 公分,16 x 5 3/4 英寸
六十一卷之六十五卷函套 19 x 16.5 x 42 公分,7½ x 6½ x 16½ 英寸
二百二十六之二百三十卷函套 16.5 x 16.2 x 42 公分,6½ x 6⅜ x 16½ 英寸

來源
京都貴族收藏,1917年
Fujio Fujii 收藏,東京,1944-1955年
Thomas Phillips 三世上校收藏,美國,自1955年始
美國家族收藏,1980年代初得自前藏家遺孀
瑞士私人收藏,約2005年

展覽
《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圖錄頁218,圖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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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御製 功德無量
康蕊君

為弘佛法,寫抄經書,類同建寺供像,於功德有益,既為父母先祖,也為自身福德。若有為君者,發願寫經,必採國之珍材、任絕世藝匠,祈以誠心製經,種功積德。現十冊宣德御製《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便為當中絕例,當製於宣德五年(1430年),所繪佛圖媲美明初御瓷漆器佳作,在十五世紀初御製品中出類拔萃,誠中國古籍重冊。

漢文佛教經典,承載佛陀教化,原取天竺(今印度),從梵文翻譯而成,抄寫弘揚,乃做功德之法門。永樂一朝(1403-1424年),皇帝篤信藏傳佛教,對弘佛宣教之事不遺餘力,宣德帝(1426-1435年在位)延其祖父之業,續種善因。是以永宣年間,御製佛教重器輩出,唐卡聖像、鎏金銅像、瓷質供器,當中不乏鉅作絕品,足見二帝虔敬之心。

據晚明僧人太汝明河(1588-1640/41年)所纂《補續高僧傳》,華嚴宗祖師慧進(1355-1436年)諳通佛學,眾所欽服。宣德年間,皇帝奉慧進為大國師,邀其進京開講佛經教義,且率一眾僧俗,泥金對寫《大寶積經》、《聖大般涅槃經》、《大方廣佛華嚴經》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四部佛教經典(後三經下簡稱為《大涅槃經》、《華嚴經》及《大般若經》,另請參見後頁劉國威專文)。

這四部御製佛經,其中《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以及《聖大般涅槃經》四十卷並《大般涅槃經後分》兩卷,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見展覽圖錄《唵嘛呢叭咪吽:院藏藏傳佛教文物》,台北,2015年,編號III-1及III-8(及二)。台北故宮所藏兩部,前皆具宣德皇帝御製寫經序,紀年大明宣德五年(1430年)。有清一朝(1644-1911年),康熙皇帝奉祖母之命,結集藏譯佛教法典,詔命僧俗泥金抄寫,終於康熙八年(1669年)修成《藏文龍藏經》,《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兩部經皆收錄在內。二經又收錄在修成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之《欽定秘殿珠林續編》中,載為「羊腦箋本」。

無論書風、佛圖、泥金、箋紙,此《大般若經》均與台北故宮所藏《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二部同。《大般若經》乃宣德帝詔命慧進率眾抄寫四大部經之一,原共六百卷,現僅存十卷,其餘命或與《華嚴經》同,盡皆佚失。

《藏文龍藏經》所納經卷,有康熙抄本《大般若經》與《華嚴經》,卻非如《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一樣收錄宣德年間抄本(出處同上,編號II-2及II-4),而清乾隆五十八年《欽定秘殿珠林續編》雖錄清宮所藏歷代羊腦箋本寫經九部,卻缺宣德抄本《大般若經》及《華嚴經》,綜上推斷二經清初以前已不存宮中,是以此十冊,有別於故宮藏經,不具乾隆鈐印。

華嚴宗高僧班丹札釋(dPal ldan bkra shis,1377-1452年後),與慧進友好,永樂年間甘肅建寺駐錫,該寺在宣德四年(1429年)御製重修後更名大崇教寺。史料有記,大崇教寺藥師殿中,供有華嚴宗重要典籍《華嚴經》,或正為慧進率眾抄寫四經之一,頒賜供奉於殿,該處卻曾兩度失火,《華嚴經》或隨之付諸一炬。

現見十冊《大般若經》,經折裝,磁青紙本,表以羊腦及頂煙墨製,漆黑亮滑,猶如明鏡,是為羊腦箋,色澤含蓄靜謐,配以泥金書寫、製圖,歷久彌堅,是以為宮廷御製佛經專屬。磁青紙本泥金經文,以台閣體書寫,字體工整端莊,清朗秀逸。台閣體,乃明代盛行書體,書法家沈度(1357-1434年)尤擅此體,例見宣德三年(1428年)沈度寫本《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收錄在《唵嘛呢叭咪吽》,前述出處,編號IV-9。宣德帝也有書此體,參考元年御旨,載於大英博物館明代大展目錄,前述出處,頁170-71,圖146。此冊內經牌贊與佛說法圖等,有別於泥金經文,乃是羊腦箋上淺刻勾勒,再細筆填金,彷如戧金漆金,細緻入微。

是經整體鋪排與台北故宮藏二部同,且均以永樂年間佛經為依據。參見永樂十六年(1418年)羊腦箋金書《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或十五年(1417年)御製內府刊本《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之佛說法圖,同為台北故宮所藏,出處同上,編號III-7及圖版IV-5。另可比較永樂十七年(1419年)之《大方廣佛華嚴經》,見於大英博物館展覽《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頁217,圖187(圖三)。

此十冊《大般若經》之首冊前有勾勒填金經牌贊,上有「御製」兩字,下書字八十,為國祈願,四周飾以五爪遊龍,江崖海水之上,逐珠穿雲而行。此類明初經冊,或原置經盒之內。參考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朱漆戧金經盒,上綴相類逐珠雲龍,然相較於此經冊,尺寸略小,斷代永樂,圖見屈志仁及 Denise Patry Leidy,《Defining Yongle. Imperial Art i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China》,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2005年,圖版21()。此經牌贊與台北故宮藏紀年宣德五年之經冊所見,如出一轍,卻有別於前述永樂年製例。此經牌贊上綴蓮花,彷彿天降瑞蓮,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綾幡所見相類,曲雖異,工卻同(出處同上,圖版33及封面)。

首冊經牌贊後,續有佛說法圖,共繪神明四十身,佈局見巧思,細節知縝密,處處刻劃入微,莊嚴典雅,獨是此圖已足珍,其風格又與台北故宮藏宣德五年經冊之佛說法圖接近,僅佈局與個別聖像有異,必屬同一御作所製。

中央釋迦牟尼佛莊嚴卻不失慈悲,蓮花座上盤膝結吉祥坐,背靠鏤空塔門,形姿與兩尊著名永樂年製款鎏金銅佛像吻合。其中一尊佛像,曾展於《Defining Yongle. Imperial Art i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China》,前述出處,頁69,圖版24,後於香港蘇富比2006年10月7日拍出,編號808(),另一為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與此《大般若經》一同收入該館展覽《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前述出處,頁227,圖195。有關此佛說法圖細節風格與大英博物館所藏相近之處,詳閱 David Weldon,〈Yongle Period Metalwork: The British Museum Sakyamuni〉,載於 http://www.asianart.com/articles/yongle/index.html。為塑佛像金身,巧匠必先勾勒,輕輕除去局部紙面,才可敷以金彩,造就佛光普照之像。

藏傳佛教聖像複雜多變,辨識尤艱,幸尚有年代與此經相約之佛像圖典存世,可予照證。北京市郊佛教聖殿法海寺,始築於正統四年(1439年),八年(1443年)竣工,由曾侍永宣二帝之御用監太監李童集資建造,並親督匠師,嚴監壁畫及塑像的製作。法海寺之建造,有賴正統皇帝(1436-1449年在位)與當時三位德高藏僧的大力支持,包括釋迦也失(Sakya ye-shes,1354-1435年,法海寺建成前圓寂),還有與宣德帝關係密切之班丹札釋。法海寺與《大般若經》,同屬御製,皆有益功德積累,年代相約,是以其藏傳佛教聖像互為呼應。Ursula Toyka 專著《The Splendours of Paradise: Murals and Epigraphic Documents at the Early Ming Buddhist Monastery Fahai Si》就法海寺聖像作詳細研究與辨識,為此佛經說法圖中神明身分提供重要線索(共2卷,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LXIII [華裔學志專刊系列63],聖奧古斯丁,2014年)。

釋迦牟尼佛身前聖者下跪,誠心聽佛 ,旁立一眾弟子、神仙、鬼魔、護法及侍從。佛左右兩側佇立弟子阿難與迦葉,若以法海寺壁畫為範,兩弟子前方左右聖像,應為女相帝釋天(Indra)與男相梵天(Brahma),分掌天地,兩者身後各有侍女成雙,手捧蓮花、塵拂、華蓋與山式供器。

帝釋、梵天身後各有神明十二身,四為一組,共分三組。其中一組為女相菩薩,頭頂寶冠,滿飾瓔珞,袍服飄逸,其中二菩薩分別手持如意及蓮托經書。另有一組僧侶,年齡不等,當中至少有一僧乃非漢族,蓄鬍鬚、戴耳環。上述兩組之身分,此處不作詳論。

最後位處畫面上方之一組,辨識較艱,如左方一女相菩薩,後佇三身魔怪,首行者或為閻摩羅王,長鳥喙,乃十殿冥王中之第五殿王,牛頭馬面隨之,張口欲噬,面目猙獰。右方相應組合中,則見有一持笏帝君,據法海寺帝釋梵天禮佛護法圖,可悉為娑竭龍王,後有夜叉,身缺背光,全圖唯一。夜叉後繪一老翁,手持蓮爐,依法海寺壁畫,或乃婆藪仙人。下方鎧甲戎裝者,則應為韋馱(Skanda)。畫面上方另有飛天成雙至,皆手托供盤,左方上奉仙山,右方則獻蓮花。

下方左右兩端則繪四大天王,鎧甲戎裝,華飾滿身,與法海寺所見並無二致。立於帝釋天身後者乃多聞天王,主北方,左手托塔,右持寶傘,後立廣目天王,主西方,右手纏蛇,左手握珠。梵天後方則為持國天王,主東方,手抱琵琶,以及增長天王,主南方,手執寶劍,一指試其鋒。

末冊末頁,同以勾勒填金之法,繪戎甲護法,應為韋馱。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宣德二年(1342年)磁青紙本泥金《妙法蓮華經》中,朱寶(約活躍於1350年)畫佛教眾神,其中有相類戎裝護法,可予比較,圖見 Toyka,前述出處,圖版188。

十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宣德御製,種功積德,磁青雅紙濃色沉蘊,經文字體穆如清風,填金佛圖寶相莊嚴,式樣裝幀沿襲有法,種種皆有仗於朝廷僧俗通力協作,才可成此重冊,集法書、繪描、勾填等藝之大成。出現於拍賣場之明初御製經卷極為稀少,寥若星辰。其中罕例可參見永樂十二年(1414年)製佛經,一冊三十九頁,尺幅也較小,磁青紙本泥金寫經、製圖,售於紐約蘇富比2015年3月19日,編號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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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年國寶佛經的形成
劉國威

明宣宗(1399-1435年),姓朱,名瞻基,自號長春真人。明成祖長孫,明代第五位皇帝,1426-1435年在位,年號宣德,廟號宣宗。在位十年期間,政治上任用賢能,締造所謂「仁宣之治」的穩定發展,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宣宗愛好翰墨,工於繪事,其藝術造詣與藝術品味,使他在中國歷代帝王中尤顯獨特;其宗教信仰承襲祖父永樂皇帝的影響,非唯鍾情佛教,與其來往密切的僧人幾乎都是永樂時期即受詔入京覲見者,且特別與藏傳僧人及西天梵僧往來密切,明顯呈現密教的特色。以藏僧而言,永樂時期即受召入宮的班丹札釋(Palden Tashi,1377-1452年後)與釋迦也失(Shakya Yeshe,1354-1435年),仍持續深受宣宗崇信。至於西天梵僧系統,則以洪武年間來華印僧薩哈拶釋哩(Sahajasri,俱生吉祥)的漢人弟子智光(1348-1435年)一脈與永樂十一年(1413年)來華的印度金剛座上師實哩沙哩卜得囉(Sri-Sariputra)為主。宣宗所親近的漢僧也是永樂時期即受命於北京海印寺主編《永樂北藏》的華嚴宗高僧慧進(1355-1436年,被尊為華嚴宗第二十一世祖師),智光的弟子道深也於北京從慧進學習華嚴教義。

藏傳高僧

宣德元年(1426年),班丹札釋由僧錄司左闡教升為「淨覺慈濟大國師」,居大隆善寺(現名護國寺,元代時原名崇國寺,宣德二年重修改名大隆善寺,成為班丹札釋北京駐錫所在。該寺原有其木雕像一尊,後移存北京故宮,現藏北京法源寺中國佛教文物圖書館,圖見《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圖211),並曾為宣宗傳授多種灌頂,並受命將《喜金剛二品續釋》(commentary of the Hevajra Tantra)、《大輪金剛手壇場法儀》(ritual of the Mahacakra-Vajrapani Mandala)、《普覺中圍壇場法儀》(ritual of the Sarvajna Mandala)等譯為漢文。班丹札釋永樂十三年(1415年)在其家鄉岷州原有建寺,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降旨增建為大崇教寺,今日仍存沈粲所書《宣宗修大崇教寺碑文》為證。班丹札釋是宣宗時內廷最得皇帝崇信的藏僧,不僅加封「淨覺慈濟大國師」,後更賜號「西天佛子大國師」。

釋迦也失是宗喀巴(1357-1419年)弟子,代表其師受永樂皇帝召見於南京,賜國師名銜,返藏後,以皇帝所賜供養於拉薩建色拉寺;宣德四年(1429年),宣宗復召見釋迦也失於北京,駐錫大慈恩寺(即原海印寺,宣德四年改建為大慈恩寺);宣德九年(1434年),賜封「大慈法王」名號,並賜釋迦也失真容緙絲唐卡一張(現存色拉寺大經堂)及封誥。

西天梵僧

智光作為印僧薩哈拶釋哩的弟子,通梵藏文,曾奉旨數次入藏,負責邀請年方二十歲的第五世噶瑪巴至南京與永樂會見。他曾主持翻譯數部佛典,以其學養與外交貢獻獲明初三朝皇帝重視:成祖封為國師,升任僧錄司善世,居崇國寺(即後來的大隆善寺);仁宗加封為大國師,敕居大能仁寺;宣宗加封「西天佛子」之號,是當時漢僧中獲賜名銜最高位者。宣德二年(1427年),宣宗奉其母張太后懿旨,為智光建大覺寺以俟其終老;智光也曾為宣宗開講經筵多次。

實哩沙哩卜得囉來華見永樂帝後,奉旨先駐錫於海印寺,因其攜來印度「金身諸佛之像,金剛寶座之式」(即五尊金佛像和菩提伽耶大塔的圖紙),特建真覺寺以為供奉。永樂十五年(1417年)奉旨遊五台山後,授僧錄司闡教,命居能仁寺;仁宗即位,授大國師之號;宣宗繼位之初,亦令其主持薦揚佛會。宣德元年,實哩沙哩卜得囉坐化,其舍利塔建於真覺寺(現為北京石刻博物館)。

慧進與宣德時期金字佛典

明僧明河所撰《補續高僧傳》中,記述永樂、宣德年間著名華嚴宗高僧慧進的生平,內容係源自天順元年(1457年)禮部尚書胡濙(1375-1463年)所撰《棲岩法主大師塔銘》。慧進早年為永樂帝召問《楞嚴經》大意,敕賜紫衣,並命住持南京天界寺,復奉命於南京靈谷寺編纂《大明三藏法數》,並隨永樂帝遷北京。住海印寺,奉旨於海印寺主持《永樂北藏》的雕印。永樂曾應其所請,「親製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贊跋十二篇。」後亦敕贈慧進「梵相釋迦、刻絲觀音、水晶數珠、七佛之偈」。至宣宗時,「待以國老」,令其負責「對寫金字《華嚴》、《般若》、《寶積》、《涅槃》四大部經。」據此記錄,故宮院藏宣德五年的《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與《大涅槃經》四十卷泥金寫本(另有兩卷《大涅槃經後分》亦屬同裝禎書寫風格)應皆由此位華嚴宗高僧所主持抄寫,此二經部首卷分別有宣宗皇帝的《御製序》。

據塔銘記載,慧進在京與多位僧人交好,往來頻繁,如襄助永樂稱帝的道衍(1335-1418年)、智光、隱峰、乃至班丹札釋等。記錄班丹札釋生平的《西天佛子源流錄》記載班丹札釋曾邀慧進至其駐錫所在的大隆善寺講說《楞嚴》、《圓覺》諸經,可見二人深厚交情。藏文史料記載班丹札釋於岷州所建大崇教寺藥師殿中供有漢、藏金字《華嚴經》各一套,此漢文《華嚴經》可能即是慧進所主持抄寫的四部金字佛典之一,由宣宗頒賜彼寺供奉。

羊腦箋與泥金佛典

漢傳佛教以金字抄寫佛經的起源甚早,泥金所書字體一般是在深藍色紙張上書寫,方對比明顯,顯其莊嚴,此類紙張早先有「紺紙」或「碧紙」的名稱記載。明代方以智(1611-1671年)於《物理小識.卷八》稱:「宣德五年(1430年)造素馨紙,印有灑金箋、五色粉箋、瓷青蠟箋。」因此段敘述,不少學者認為以靛藍染色的瓷青紙始製於宣德年間,推測在宣德之前「紺紙」或「碧紙」是此類深藍色紙張的概稱,可能因為與宣德青花瓷的顏色相近,遂改名為瓷青紙。

台北故宮目前典藏清宮舊藏明代泥金寫經中,有九部在《秘殿珠林續編》中記載為羊腦箋本,清沈初(1735-1799年)《西清筆記.十五則》所述:「羊腦箋以宣德瓷青紙為之,以羊腦和頂煙墨窨藏久之,取以塗紙砑光成箋,墨如漆明如鏡,始自明宣德間製,以寫金歷久不壞蟲不能蝕,今內城惟一家猶傳,其法他工匠不能作也。」此段文字是目前對於羊腦箋的製作方法最早記錄。為何墨與羊腦混合?羊腦含豐富卵磷脂,是天然乳化劑,能與油、水混合(如蛋黃可與油、水混合,亦是天然乳化劑,可調配顏料繪製成蛋彩畫)。羊腦與墨相混後,因有蛋白質、卵磷脂、油份,使其易於塗刷紙面,產生一層具厚度亮光表面,使金汁書寫字體不易下沉於纖維中。羊腦箋在漢地造紙的技術傳統中早已失傳,而藏人造紙技藝則仍存此類紙張的製作傳統,只是藏族傳統多使用氂牛腦為之,至今此技雖沒落,但仍於藏區保存。目前無直接證據證明此類紙張的製作技術是源自漢地還是藏區,但漢地造紙傳統一般未有使用動物成分,且若依前述文獻所述,此類紙張唯始自宣德年間,看來源自藏區可能性較大,然尚待進一步考察研究。

現存此十冊《大般若經》雖僅是玄奘所譯六百卷《大般若經》的一部分,但從其一卷一冊的分類形式、字體風格、裝禎形式、首頁佛說法圖、尤其是羊腦箋紙張的特色,再再證明確實與故宮院藏的《大寶積經》(圖一)與《大涅槃經》(圖二)一致,屬宣德年間由慧進主持抄寫的同款金字佛典。若論不同之處,唯函冊封面的彩色織錦相異;此外,《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是十冊一函,此《大般若經》則是五冊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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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慧進傳

法師諱慧進,字棲巖,號止翁,山西霍州靈石冷泉里人,姓宋,父母俱好善。師生於元至正乙未(1355年)正月七日,幼稚諳誦佛語。甫九歲,遭兵失恃怙,編荊孝養祖父母,祖父母復沒於草莽。志慕出家,禮邑之大雲寺漸翁剃髮執經,於洪武新恩得度,投汴梁古峯法師,參學研究《華嚴》宗旨,傍達《唯識》、《百法》諸論,久之,意解心通,推為權講,眾所欽服,遂得法主之稱。太宗皇上知之,遣中官馳驛詔至南京內,備問《楞嚴》大義,應對稱旨,賜紫衣,命住天界寺,選俊秀僧徒從學,更命於靈谷率高僧纂修三藏法數,及隨駕至北京,居海印寺,被詔領袖天下僧眾,於大明門外修普度大齋,越月演說三聚淨戒,利益幽顯,其斛食旛杆,並放異光。𧶐賜璽書、金襴衣,陞左覺義,總督海內文學儒士高僧,於海印經舘較大藏經,因奏:「刊行藏教,以輔治化,當述諸序,昭示遐遠。」上從之,親製〈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讚跋〉十二篇,召至香殿,賜座、賜梵相釋迦、刻絲觀音、水晶數珠、七佛之偈,諭曰:「依是修行,陞左闡教。」而先後遭遇,凡十七載。洪熙改元(1425年),仁宗皇帝淘汰教職,惟師獨膺嘉獎,勅曰:「佛氏以能仁為教,化導愚類,以陰翊皇度,利安庶品,總教者,必在得人,不以輕授。爾左闡教慧進,究明宗旨,嚴潔戒行,簡授茲任,修習彌勤。朕用而嘉賜之,勅命其益懋精進,振乃宗風,以稱朕命。欽哉。」宣德紀元(1426年),宣宗皇帝待以國老,賜毘盧冠、織金磨衲,詔於內翰,同多官并僧眾,對寫金字《華嚴》、《般若》、《寶積》、《涅槃》四大部經,尚饍供饌飲。竣事,灌頂淨覺大國師。奏請隆善開講《楞嚴會解》,聽受緇素萬餘指。年彌高、德彌邵,耳目清明,顏貌奇古,性直而儉。道舊:榮國恭靖姚公國師(姚廣孝,1335-1418年)、譯主光公、講經隱峯琮公、獨芳蓮公、月庭朗公。手度高弟:左闡教兼大興隆寺住山廣通、萬佛住山廣辯、雞鳴住山廣載、戒壇宗師廣嚴,學徒左善世廣議、右覺義廣銘,承旨講經道深,餘不盡舉。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二,於正統元年(1436年)閏六月二十日,示寂慶壽。丈室停龕三日,密雲垂布,訃聞,上遣禮部諭祭,七月二日茶毘於子阜城,舍利靈骨於八月中秋立塔於渾河之西,勅賜萬佛山之源,以褒異焉(圖六)。

《賢首傳燈錄》,卷上,頁31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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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盛世 文武雙全

朱瞻基,洪熙元年(1426年)登極,年號宣德,在位期間,才德昭明,勵精圖治,敢於革新,禮佛虔心,教養恩勤。且精騎善戰,詩、書、畫兼擅,文武雙全,切合明初賢君之義。十年(1435年)駕崩,國祚雖短,但宣朝輝煌,胤嗣莫及,絕不遜於西方文藝復興之盛。

洪熙帝(1425年在位)朱高熾,尚居青宮之時,已屢為旅征在外之父永樂帝(1403-1424年在位)代理政事,治國有道,登極以後,開賢明之治,惜倏瞬薨殂,宣德帝驟接父業,甚艱也。為興民生,致力改革,宣德五年(1430年)薄稅官地,趕絕稅吏貪腐,又輕罰慎刑,詔旨重審,獲赦罪民數以千計,此與好慮多疑之明初帝君大相逕庭。洪武帝(1368-1398年在位)起義建國,永樂帝又擁兵奪位,兩朝極權,殺害萬人,誅連九族,至宣德仁治,朝廷才得以休養生息。

宣德帝登基前,年僅十五便隨祖父永樂大帝出戰抗蒙。征駕上、軍營中,成祖談述軍事要略、往事戰績,其孫獲益良多。據錄,宣德帝通騎射,多番率眾狩獵,又善督戰,屢次親征,禦守北疆,勇猛抗敵。

宣德帝詩書兼擅,所繪畫作清朗新穎,在位期間力興藝文,續建新都北京,支持御作製造各式藝品,百花齊放,又促進景德鎮御窰發展,精益求精,且恢復宋製,重設畫院。

宣德帝以祖父為模,篤信佛教,力興其事,肇建寺院,鑄造聖像,抄寫經卷。自永樂五年(1407年)始,才滿八歲,便隨輔助永樂登位之德高重僧道衍(姚廣孝,1335-1418年)學佛。又詔請藏僧釋迦也失(1354-1435年)入朝,釋迦也失於永樂年間初次覲見,獲頒賜後辭還西藏,二次入朝,獲封大慈法王,藏僧傳記內且稱明朝皇帝「陛下對佛教一片至誠」。據駐京重僧班丹札釋(1377-1452年後)傳記,他為皇帝進行密法灌頂,且與宣德帝詳談佛學信仰、究問修習宗旨。

宣德太平,史稱賢治,正值盛世,皇帝詔請慧進(1355-1436年)率眾以泥金抄寫大乘佛法四大部經,史無前例,影響深遠,誠明朝鉅著重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