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風流 | 花都藝文寄客錄

中文編譯：勞嘉敏 Olivia Lo

1905年，法國巴黎，葛楚斯坦初識畢加索。彼時，來自美國的她31歲，來自西班牙的他24歲，她是小有名氣的藝術收藏家和作家，而他在創作上正踏入所謂的玫瑰色時期。

畢加索想必在第一眼就已折服於葛楚斯坦的風采，因為即使只是初見，畢加索就已希望葛楚斯坦能擔任他的模特兒。葛楚斯坦憶述，她起碼當了八、九十回模特兒，畢加索才畫成那幅著名的黑衣肖像。若此話當真，這段時間無論如何都長得足以將一段一面之緣延續成一輩子的交情。那時每逢星期六的作畫時間告一段落，畢加索都會攜同戀人菲爾南德·奧利維耶（Fernande Olivier）來到葛楚斯坦位於巴黎花街（Rue de Fleurus）的公寓共進晚餐。二十世紀初的巴黎不愧為歐洲的藝文中心，各路英傑雲集一方，這位奇女子家中的來客絡繹不絕，僅限於星期六晚的聚會很快就成為名滿天下的前衛沙龍。

葛楚斯坦的公寓掛滿畫作，數量之多甚至媲美一間小型博物館。她交遊廣闊，所有旅經或寄居巴黎的藝術家、作家、作曲家都要上門叨擾一番，其中畢加索、巴斯克、馬蒂斯和詩人紀堯姆·阿波利奈爾都是流連此處的常客。到了二、三十年代，美國「失落的一代」也從大洋彼端摸索著來到這個藝文腹地。「它就像一流博物館裡最精彩的展廳」，海明威曾在《流動的饗宴》一書中生動地形容葛楚斯坦的沙龍，「不過這裡還有壁爐，柴火烘得屋子裡溫暖熨貼，你可以吃上好吃的食物，喝上好茶以及用紫李子、黃李子和野生覆盆子釀成的利口酒…… 無論是畫還是蛋糕和白蘭地，全都是一等一的享受」。

話說畢加索和葛楚斯坦都是個性強烈之人，兩人在精神上的碰撞有如天雷勾動地火，熾烈燃燒的能量持續了一生。他們從相識相知到互相扶持，再到彼此爭論、切磋想法 —— 真摯坦誠的交流是畢加索的精神養分，對奠定他在現代藝術史上的不朽地位不可或缺。

偉大的友誼除了能颳起蕩氣迴腸的暴風雨，亦可以從潤物無聲的微風細雨中覓得蛛絲馬跡。「我希望語言能略表一二」，葛楚斯坦在1933年的《愛麗絲·托克拉斯傳記》（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中寫道，「例如像他口中吐出她的名字時，還有她呼喚『巴布羅』時語中夾帶的歡喜和自信。在長久的交情中，就算時有困難，兩人的友誼亦從未改變」。這裡的「他」和「她」分別指畢加索和葛楚斯坦。

藝文的力量是維繫兩人的紐帶。然而並非所有事情都一帆風順，不同個體的交集總有醞釀期和蜜月期，更有漸趨平淡的倦怠期。雖然葛楚斯坦特立獨行的氣質和外表深深吸引著畢加索，但畢加索為她作畫的過程卻曠日持久，箇中頗多波折。畢加索甚至遠走西班牙，才有足夠的空間去思考該如何捕捉摯友的神髓。1906年春天，他粉刷掉畫到半途的頭部，然後參照西班牙的古代雕塑，把回憶一點一滴地捏成葛楚斯坦的形象。

此畫之所以遲遲未成，很大程度是受制於畢加索對它的百般重視，因為他意識到，這幅作品除了要忠實呈現出葛楚斯坦卓爾不群的人格魅力，還必須不被掛在她公寓牆上的馬蒂斯和塞尚愛妻肖像掩去風華。最終成果有目共睹：畫中的葛楚斯坦儀表堂堂，深沉的面孔如面具般讓人捉摸不透，犀利的瞳仁卻彷彿看透一切；她的神情不言自威，一襲黑衣凸顯出堅定地擱在膝上的雙手。不過細看之下，畫中人的相貌與真正的葛楚斯坦卻不甚相似，畢加索認為這只是旁枝末節，並與朋友爭論這個問題時反駁：

葛楚斯坦本人也對肖像很滿意：「對我而言，這就是我，這是我唯一的複製，由始至終都是我。」為了答謝畢加索贈畫，葛楚斯坦寫了三本關於畢加索的書。她在1940年出版的《何謂大師之作》（What Are Masterpieces）中用偈語般的方式寫道：「作家應該用眼睛寫作，畫家應該用耳朵畫畫。」

回到花街27號公寓的日常生活。1907年，葛楚斯坦邂逅了她的伴侶愛麗絲·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兩人與葛楚斯坦的兄長李奧同住在公寓裡。愛麗絲喜歡用異想天開的菜式取悅畢加索，例如把魚塗滿蛋黃醬，再覆上番茄醬和水煮蛋（蛋黃與蛋白分開），最後以黑松露和香草碎作點綴。當她把這道主菜端上桌時，畢加索對有紅有黃有綠、有黑有白的繽紛色彩大感驚嘆，笑問道：「這難道不是為馬蒂斯而煮的菜式嗎？」

畢加索視馬蒂斯為對手，五十年代初的時候，假如其幼子克勞德在他的畫上惡作劇般地簽上馬蒂斯的名字，他總免不了勃然大怒一番。這兩位畫壇巨匠的關係跟斯坦兄妹因意見相左而互相較勁的相處模式十分相似。李奧顯然更欣賞馬蒂斯，葛楚為了突出自己的不同而偏愛畢加索，而她確是第一個認真收藏畢加索作品的人。1938年，她在《畢加索》一書中憶述自己是「那時唯一明白他的人，這也許是因為當時我在文學上經歷著與他相同的處境」。

《畢加索》是葛楚斯坦向友人致敬的書。一如畢加索奇招迭出，這本書不但在寫作上顛覆語法和一般人的行文風格，甚至連常識都敢挑戰。不過離經叛道並不等於毫無章法，書中的內容就算語出驚人，卻照樣犀利得入木三分。葛楚斯坦記錄了一件小事：一天夜裡，她和畢加索走在巴黎的大街上，一輛迷彩軍用卡車飛馳而過，由於那時一戰剛開打，兩人都是第一次看見軍用迷彩。畢加索一臉神奇地望向卡車，像小孩子那樣叫出聲來：「看，是我們創造了它，那是立體主義。」葛楚斯坦聽罷有感而發：「那是一個分崩離析的時代。」她和畢加索分別用文字和圖畫描繪了偏離軌道的戰時世界，縱然形式不同，理念卻不謀而合。

從某方面而言，葛楚斯坦對畢加索的欣賞影響了新一代藝術家和創意產業的形態。1946年，葛楚斯坦離世，十九年後，安迪沃荷遠渡重洋，希望能在巴黎巧遇畢加索。雖然他最後並未見到自己的偶像，但仍在完成「花」系列後心滿意足地離開，正如後來他在回憶錄《POPism》中寫道，他當時滿心都想著「畢加索一定已經聽說過我們了」，根本不介意有沒有見到真人。

興許，活成傳奇的人肉身存在與否已不再重要。至少在歷史變成荒野前，我們可以從過去的作品和片言隻語中，尋找那些讓人高山仰止的錦繡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