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塵有夢 ——浪漫寫實主義大師陳逸飛

1946年陳逸飛出生於寧波，距離抗戰結束後僅七個月，他尚在襁褓時就舉家移居上海。他是家中長子，有一弟一妹，父親是化學工程師，母親曾當過一段時間修女，她對天主教的虔誠深刻影響了年幼的陳逸飛。成長期間，他定期參與教會活動，培養出對宗教藝術和儀式的興趣，教會也成為他最早接觸西方文化的契機。

學校很早就發現陳逸飛甚具藝術天賦，讓他在中國少先隊得到特殊的發揮機會。陳逸飛自小沉浸於流行圖書的寫實敘事形式，閒暇裡不是在畫畫就是到舊書店看圖書。長大後，他不理父親勸阻，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接受在現今看來還是相當國際化的藝術教育。他得到深諳歐洲藝術理論和創作實踐的老師言傳身教，又不時參觀俄羅斯藝術的展覽，哥薩克寫實主義歷史畫家瓦西里・蘇里科夫（Vasily Surikov）和羅馬尼亞肖像畫家哥尼利・巴巴（Corneliu Baba）是他最喜歡的畫家。陳逸飛尤愛唐詩宋詞，他後來繪畫的不少作品都以古代詩詞的典雅意象命名。1964年，他因腿部骨折需要休養兩個月，期間觀看了大量俄羅斯和波蘭電影，這些電影畫面對他的影響也在之後的繪畫作品愈發顯見。

不久後，中國進入政治動盪的年代。雖然陳逸飛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但他憑著超卓畫技，屢次派送到北京承接重大公共創作項目，例如為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繪製大型肖像。由於要配合社會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以藝術必須為政治服務，當時油畫作品都要遵循此一觀點，運用恢宏尺幅展現理想化畫面，以滿臉紅光的英雄人物訴說愛國豪情和榮耀事跡。對要接受繪畫任務的陳逸飛而言，這段時期是讓他身心承受巨大壓力的艱難歲月。

後來，陳逸飛獲延攬入上海畫院的油畫雕塑創作室工作，擔任油畫組負責人，他曾親身遊走黃河流域各地，尋找創作題材。批評者對他的意見頗為矛盾，既指責他「墮落地」運用非自然寫實的色彩，又痛斥他以超級寫實的求真手法描繪戰亂場景。不過，陳逸飛一路走來，贏得的是更多支持他的人。1972年，他入選了文革以來首個全國美展，許多他的史詩鉅作也誕生於參加美展之後，例如1973年的《南來北往》、1974年的《寫於長夜—魯迅》、1976年的《刑場上的婚禮》（現藏北京中國美術館）、1977年的《佔領總統府》（現藏北京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等。

七十年代後半期，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中國逐步對外敞開大門，面對西方影響。陳逸飛從在中國流通的西方藝術期刊上讀到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威廉・德庫寧的作品，對他充滿力量的意象表現甚為欣賞。1978年，上海舉辦法國巴比松畫派巡迴大展，其中一位參展畫家讓．弗朗索瓦．米勒就以描繪農民和鄉村的淳樸風景，顛覆當時學院派崇尚的古典畫風。

與此同時，陳逸飛逐漸名揚海外：1979年，他的作品入選中國藝術大展，並巡迴至日本、香港、德國、法國展出。另外，紐約的《藝術新聞》（現為 ARTnews）發表報道，探討他反思中國近代史的油畫《踱步》（1979年作），盛讚他「能直接切中要點、呈現具心理深度的寫實主義和清晰鮮爽的繪畫風格。」

其實陳逸飛的心是靜不下來，總想「親眼看看只曾從複本所見的藝術原作。」1980年，他的人生出現巨變，他終於湊足買機票的錢飛往紐約留學。在紐約，他沉醉於參觀當時近在咫尺的各類藝術展覽，而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畢加索回顧展更令他傾心不已。他考獲獎學金後到紐約大學亨特學院深造，《藝術新聞》形容他是「首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到美國學習的藝術家」。除上學外，他還花了一年時間在油畫修復室工作，得以近距離接觸到約翰・辛格・薩根、畢加索、羅伯特・馬瑟韋爾等人的畫作，激發他更執意追求所重視的繪畫技法。他又在曼哈頓結識了其他旅美華人，包括電影導演張藝謀和作曲家譚盾。他一直渴望見識更多，1982年夏天，他靠睡火車和長椅省錢，遍遊歐洲各地。

1983年，陳逸飛在紐約哈默畫廊舉行了在西方的首場個展，展覽大獲好評，作品深得市場青睞。遠離故土的陳逸飛，開始將創作重心移到再現兒時回憶中的中國：江南水鄉的石橋櫓影和青瓦白牆。

陳逸飛的畫作很快就成為誌念東西情誼的官方象徵。美國實業家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是幫助陳逸飛踏上國際舞台的伯樂，1985年他訪問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時，就以所購下描繪周莊雙橋的《家鄉的回憶—雙橋》作為禮物相贈，成就國際外交的佳話。同年，陳逸飛另一幅水鄉油畫《橋》獲聯合國用作首日封設計。

八十年代，陳逸飛在哈默畫廊再舉辦另外四場個展。《紐約時報》在1984年對他大讚有加：「陳逸飛的工作室空空盪盪，但他不是陷入絕境，而是去年創作的畫作幾乎全部賣光。」陳逸飛的藝術風格給《紐約時報》和《藝術新聞》歸類為「浪漫寫實主義」，並深得外國人推崇，1983年，他入選分別由布魯克林博物館和康涅狄格的新英格蘭當代藝術中心舉行的兩個大型中國藝術展。1985年，他首次在紐約市以外舉辦個展，地點是華盛頓特區的科科倫藝術館。

陳逸飛的創作風格很快就受外地生活影響，對不同元素兼容并蓄。他反思道：「我想讓眼睛不只看到一種風格，而是盡覽所有事物，連電影和戲劇也不例外，這真的讓人興奮。我的風格會變，但不是我刻意改用新風格，而是從內心深處慢慢顯現的改變。」

陳逸飛的作品漸漸浮現出一種電影感。他在八十年代開展的西洋音樂家系列深得當代觀眾歡心，為了探討人性的內心世界，他採用卡拉瓦喬慣用的暗色調技法，以單向光線投射，讓強光落在正吹奏長笛和拉小提琴的優美女性身姿上，並結合西洋古典油畫的形象和攝影寫實主義直面觀眾的臨場感，畫面饒富震撼力。

自九十年代起，陳逸飛透過呈現東方女性讓人無法觸摸和難以了解的形象，重新審視三十年代上海經歷的「黃金十年」。他的中國古典仕女身穿絢麗多彩的刺繡絲綢長袍，頭戴華麗珠寶冠飾，她們儀態萬千，或以慵懶姿態凝視遠方，或含羞對鏡自照，或以纖纖玉指輕握團扇，或撥弄琵琶，或沉鬱地觀賞籠中小鳥，眼神若有所思。此時，陳逸飛憑藉在不同藝術傳統上的深厚造詣，創作出唯美而精緻的經典鉅作《夜宴》（1991年作），蔚為他成名以來的巔峰創舉。在宛若電影鏡頭下的畫面中，五位美人樂手吹管奏笛，直接呼應南唐畫家顧閎中描畫大臣韓熙載設夜宴娛賓行樂的長卷《韓熙載夜宴圖》（980年作）。此幅美人群像最終在2022年經香港蘇富比以5,450萬港元成交。

大約同一時間，陳逸飛也積極開拓晉身電影導演之路。隨著他的野心由畫布延展至銀幕，畫作的尺幅也愈來愈大，讓觀眾沉醉於他筆下海派生活的浮華世界。他首次執導的電影《海上舊夢》（1992年）於1993年首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首映，片名與他的繪畫系列同名，電影沒有對白，只用他故鄉的女子和建築勾勒出無言的鄉愁。他的第二部電影《人約黃昏》（1995年）是充滿黑色浪漫的懸疑電影，以三十年代上海為背景，1995年獲康城影展選入「一種關注」的單元，備受矚目。

1988年，陳逸飛首次到西藏采風，藏民生活的質樸靈性和這片土地的「純淨」深深吸引著他。自1990年起，他花更多時間留在中國和亞洲創作。西藏題材讓陳逸飛的畫風煥然一新，他從描畫上海美人時富有層次的流麗筆觸，漸漸過渡至運用印象派畫家厚塗顏料的技法，多重上色後再用砂紙反覆打磨，製造朦朧溫煦的效果。他表示：「當地人民的情感非常強烈，充滿力量，他們的膚色和衣著是如此鮮明獨特。我嘗試在畫作中用構圖、形態、上色技法去呼應那種力量。」從他描繪的藏民可見，飽歷風霜的皮膚，皺起的眉頭下是抵抗青藏高原上無情烈日的雙眼，他每年都花數週遠赴西藏與藏民相處，觀察他們的起居生活。在當地，他記錄了晨禱時藏民之間的團結一致（《晨禱》，1996年作）；他捕捉到母親用頭巾蒙臉抵禦刺骨寒風時透出的緊張目光（《紅衣母親》，1999年作）；他也收穫了佛寺前兩名小孩遇到陌生人時露出的疑惑神情（《小孩與佛寺》，1999年作）。

「西藏系列」在1996年上海舉行的陳逸飛返鄉回顧展首度亮相。1997年，威尼斯雙年展首設中國館，陳逸飛在中國館展出八幅描繪西藏的油畫鉅製。《文匯讀書週報》報道：「評論界認為是他畫風又一次向雄壯粗獷的轉變。陳逸飛自己仍認為，在內涵上他要表達的仍與以前一脈相承，即力度、雕塑感、現代感。」

陳逸飛稱自己為「視覺藝術工作者」，認為生活與美是不可分割的。他對「總體藝術」（Gesamtkunstwerk）的概念十分著迷，在中國提出「大美術」的文化觀。弟弟陳逸鳴解釋道：

在創作生涯後期，陳逸飛傾注精力，實現將美融入現代生活的所有層面中。九十年代，他創立個人服裝品牌Layefe（命名取其名字諧音），之後創辦雜誌《青年視覺Vision》，探討當代中國美學如何從藝術、時尚和科技領域構建高品質生活體驗。2000年，他開創設計師家居品牌Layefe Home。他擔任城市規劃和設計的特別顧問以來，在一生中最愛的上海市留下不少深刻印記，從整頓泰康路藝術街區到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前期策劃，都見到他積極參與的身影。陳逸飛與法國建築師夏邦杰（Jean-Marie Charpentier）合作設計的大型不鏽鋼雕塑《東方之光—日晷》（2000年作），至今仍矗立於浦東新區世紀大道與楊高路的交匯處。2005年，他趕拍第四部電影期間突發胃出血，驟然病逝，享年五十八歲。

陳逸飛的傳奇人生和創作歷程因致命疾病戛然而止，卻實實在在橫跨了二十世紀中國史上變化急劇的轉型時期，從社會寫實主義到浪漫寫實主義，從文化紀實到將繪畫美學融入電影實踐，為中華文化與西方世界構築全新的溝通橋樑。陳逸飛留下的創作充滿動人張力，至今影響猶深，他的作品既能跨越文化疆界，又深植於自己的文化根源，見證著真摯的藝術表達確實可以帶來無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