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箋簡情意在——作家的信札
金庸、倪匡
前 文〈文學家的手稿〉說到「一個時代的結束」，我記得隨後不久李歐梵教授就轉入了張愛玲研究，大作《上海摩登》先後在哈佛和牛津出英文及中文版。不知道這是否與他感受到的世紀末悲哀有關，但他的確一而再引用張愛玲的名言，「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這種時代倉促造成的破壞，對文物手蹟收藏者來說，一樣觸目驚心。董橋先生陸羽茶敘，有時會說一些報界前輩的趣事，趣事聽在收藏家耳朵裏，別有一種思緒。「金庸寫社評，看文筆我們當然都能看出來」，董先生還說你們也不難分別，他的社評標題，字體比別人寫的大一號。「查先生坐在社長室裏吸煙，一支接一支，煙霧繚繞，總是夜深才動筆。排字房工人趕住收工，在社長房外探頭探腦，甚至大聲吆喝『快啲寫啦』」。
排字房排字時，「先把查先生的手稿，剪成一行一條，一條一條的⋯⋯」董先生繪形繪色說到這時，哎呀，我們都叫了出來。張愛玲說，「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
雖然如此，能略略感受一下舊時香港報館的情境，也是好的。記得半個世紀前，周作人《知堂回想錄》分幾十次寄來香港報刊連載，曹聚仁每次都請人先謄抄一遍，七百多頁的手稿，遂得以完整保存至今。報紙社論、專欄，日日新，已顧不上保存手稿矣。幸好文人畢竟是文人，他們就算在同一辦公樓裏辦公，他們寫信交談。這封查良鏞寫給董橋的信，一個電話可以交代的事，見諸文字，情事隱隱約約，幾十年了保存了下來，不妨引錄如下：
橋兄： 各稿未細閱，大致無問題，惟似覺得枯燥，但也無可奈何。希望別的文章能配合得輕鬆些，以資平衡。（本期多用外國通訊，甚好。） 整個設想是好的，可鞏固「明月」的權威地位。 以後各稿不必交我看了，你辦事，應可放心。 查。
又：「明月小窗」你寫的稿可隨便用個筆名，並應付稿費。
倪匡的便箋也有意思，一、自用箋印有四方朱印，一方名章，三枚閑章，二、500字原稿紙，四邊所留空間極為寬大，他預先為自己留着很大的補充餘地。信寫的是：
橋兄： 「金瓶梅」我沒有用處，在我這裡，廢紙而已，大可不必還我，真的。 上電視，真沒面子，虧你還說瀟灑。 草草不恭，乞諒。 弟倪匡。六﹒十五。 （醉得連名字也寫不像了）
排字工人為了便於工作，刀剪手稿，當然可惜。與此同時，文人彼此之間，驛寄梅花魚傳尺素，幾年前蘇富比「董橋書房剪影」，初次看到金庸、余英時，這次又看到羅孚、倪匡的書信，言簡意在箋外，一通信札牽連着多少往事，剪不斷理還亂，保存手札，更多的是珍惜，是一種責任之所在。
徐訏，徐復觀，黃少谷，風輕雲淡，那一代漸漸的也許都愈行愈遠了。可能只有劉以鬯董橋他們還記得《風蕭蕭》，還記得「一九四三年徐訏年」。
「八十老叟」董橋去年寫《文林回想錄》，一下筆，寫的不是共事十幾年的查良鏞，也不是交情幾十年的余英時，而是，一九六零年代徐訏先生在中環七重天餐廳的下午茶茶敘。
幾年前，劉以鬯先生還在，接受記者採訪，談百年文壇往事，他說他和徐訏是三十年代在重慶認識的，但此前就有淵源。「在戰時的重慶，當我為《國民公報》編副刊時，徐訏不但常有稿件交給我發表，還常常介紹中央大學學生的稿件給我。我進入重慶《掃蕩報》時，徐訏的《風蕭蕭》就在《掃蕩》副刊連載。」
劉以鬯說的《掃蕩報》，社長是黃少谷。在座的劉太太怕年輕記者太後生，特別補充說，黃少谷後來當了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
說徐訏引導劉以鬯董橋他們走上文學道路，那是文學界的傳承故事，至於1960年代徐復觀同錢穆、唐君毅，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則是學術界篳路藍縷 以啟山林豐功偉績。
雖然現在一般人說到徐復觀，更樂於議論他在國民黨內曾經擔任的情報和機要工作，還有他和蔣介石關係。再加上羅孚先生統戰徐復觀的故事，為他們那個時代，又增添了引人入勝的神秘色彩。
根據羅孚的回憶，1971年曹聚仁介紹他結識徐復觀。對身負文化界統戰使命的羅孚來說，能結識徐，難免有一種意外之喜，他的上級更是如獲至寶。羅孚後來說，他與徐接近，「的確是有統戰的用意」。他說：「我不是去接近一位學者，更不是去接近一位儒學大師，而是去接近一位為蔣介石主持過聯合情報處的人。說得不好聽，是一位可以稱得上特務頭子的人。在我的心目中，這恐怕是另一個戴笠。」
至於羅孚寫給董橋的這封信，表面看來只是隨稿附上的一封短簡，不夠三行，然而信中披露了一個不為人知的事實：「父親在1986年2月到1987年10月以筆名程雪野在《明報月刊》發表了二十篇文章」（羅海雷），這二十篇文章，後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為《燕山詩話》。羅孚詩話的人物，都是當代史上著名的文人：胡喬木、夏衍、俞平伯、馮雪峰、聶紺弩、王力、馮友蘭、周作人、吳世昌、吳祖光、劉賓雁、邵燕祥、黃苗子、鄭超麟。這封羅孚給董橋的信說，筆名「程雪野」是羅孚請《明報月刊》主編董橋（木喬）隨意起的筆名：
橋兄：續稿也是匆匆草成⋯⋯作者名隨意取一個可也⋯⋯
有說國家不幸詩家幸，我們有幸能在蘇富比一次過看到巴金、劉以鬯、余英時、董橋、羅孚、徐訏、徐復觀等人的手稿和親筆信札。所謂「得之於偶然，得之於發現，得之於積累」，箋短情意在，字裏行間，隱藏了多少不為人知的故事，又能牽引出多少聯想和發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