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品紋飾巧用幾何佈局，呈現出精確的徑向對稱效果，用以裝飾圓形器皿堪稱一絕，實屬元代瓷器紋樣之至臻典範。雖則此種對稱幾何圖案用於批量生產效果亦佳，然而這類紋飾向來獨一無二，本品亦不例外。本瓷盤部份裝飾更是以淺浮雕的手法來表現，彰顯出獨具的匠心，屬極為難得之珍品，現存同例可謂無出其右。其出眾的造型、繁密的紋飾和濃豔的發色體現了登峰造極的製瓷技藝，為元朝景德鎮工藝之巔峰傑作。
此盤紋飾圖案細緻精巧、瑰麗無匹，不僅是瓷器裝飾之傳世精品，更盡顯景德鎮陶工靈活變化之驕人造詣。本器裝飾源於中東，此等圖案向來依靠圓規及直尺之助、以硬筆繪成，但景德鎮畫工盡能以畫筆徒手繪成。更為不易的是，未經燒製之陶土吸收鈷藍釉彩極為迅速，彷如濃墨滲入白紙，故繪製時須無比縝密，不容絲毫閃失
本盤表面紋飾可細分為數個單元，畫工繪製青花圖案時只以中心一圓形為引導，更見其藝高膽大。全盤基本構圖主要由數幅模印紋飾畫面組成，內填以模印牡丹及蓮紋。其他元青花大盤雖亦偶有採用模印紋飾技術，但模印紋飾普遍為位於內壁的纏枝花卉、偶爾或為花瓣紋圖案數幅，盤心則飾以青花自然景致，屬於單方向設計，需從固定方向觀賞。而本盤每
幅模印牡丹蓮紋花飾均呈如意雲頭紋形狀，外以精工細繪纏枝滾邊，各幅花飾與波浪紋畫幅之間再加飾以折枝新葉紋飾。
此類紋飾雖明顯衍生自中東發展及流行之嚴密幾何圖案，但製於中國之版本全部採用典型中式裝飾母題，未見直接抄襲外來設計者。元朝藝術受外來風尚影響，陶工在吸收外國工藝設計精髓的同時，更能展現中西合璧之巧思。
Fig. 1 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ed. John Ayers, London, 1986, vol. 2, no. 552. ©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與本品接近、完全採用幾何佈局之瓷盤紋飾雖現存數例，但均不帶模印紋飾。設計上最相近之著名例子為伊斯坦布爾奧斯曼皇室舊藏的一件，該品主構圖由六幅如意形狀波浪紋飾畫面組成，如意外圍綴以傳統纏枝，另
繪桃花數朵浮於波浪間、盤心有數幅類似花瓣紋徽記，除此之外的紋飾則全為抽象設計，載於康蕊君，《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宮博物館之中國瓷器)，John Ayers編，倫敦，1986年，第2卷552期(圖1)；另一例存於洛杉磯縣立博物館，該品主構圖由六幅如意形狀蓮紋爬藤紋飾畫面組成，背景為波浪花紋，六幅如意圍繞盤心圓形徽記，內繪類似花瓣紋飾，曾於展於洛杉磯縣立博物館之展覽，並載於《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through Ch'ien Lung》(中國陶瓷：從遠古至乾隆年間)，洛杉磯縣立博物館， 1952年，編號 XXX (圖2)。
其他相關瓷盤現例包括：來自阿德比爾神殿、由四幅如意組成並飾以蓮花圖案之瓷盤，圖見於John Alexander Pope，《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阿德比爾神殿之中國瓷器)，美國首都華盛頓，1956年 (1981年修訂版於倫敦出版)，圖版 16；一例發現於敘利亞，瓷盤繪有六幅如意圖，盤中心繪蓮池水鳥，抽象紋飾環繞，收錄於John Carswell，《Şīn in Syria》，伊朗，第 XVII 期，1979年，圖版 I-V；一例為托普卡比宮內之同類瓷盤，前述出處，圖版VI；一例可見於印度德里圖格魯格宮之三塊瓷盤碎片，前述出處，圖版VII-IX；此外另一瓷盤收復自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盤面繪有六幅如意圖，圖內繪蓮花紋獸及意象波紋，綴以波紋背景，展於北京首都博物館，見於《青花的記憶—元代青花瓷文化展》，首都博物館，北京，2009年，目錄137-9頁。
Fig. 2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through Ch'ien Lung,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Los Angeles, 1952, cat. no. 262. ©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此外，模印紋飾瓷盤現例包括：托普卡比宮兩例，盤沿繪有纏枝花卉，圖見於康蕊君著作，編號561及562；另三件瓷盤盤沿繪花瓣紋飾圖形，其一由Eskenazi出售，其二為哈佛藝術博物館Richard Bryant Hobart藏品，其三為香港靜觀堂藏品，錄於康蕊君，〈Snow Lion with Palm Trees〉，《Fiftie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Twelve Chinese Masterworks》Eskenazi，倫敦，2010年，21-22頁。
另一例為收復於紅海之瓷盤碎片，盤上圖案以幾何構圖，部份為青地白花，均無模印紋飾，錄於康蕊君，〈Yuan Blue-and-white from West and South A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ed Sea〉，《元代青花瓷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稿》，上海，2012年，470f頁，圖1-9；另有花瓣模印紋飾瓷盤碎片，471頁，圖11-12；帶纏枝花卉淺浮雕，472頁，圖13-14。
如意圖像在元代之前就已出現，為寓意吉祥如意之標誌，但由多個如意圖案連貫組成、出現於元代瓷盤之如意雲頭紋，則可能衍生自游牧民族的風尚。雲頭紋用於衣飾之例可見於金代(1115-1234) 宮廷畫家張瑀所作的《文姬歸漢圖》，現藏吉林省博物館，畫中文姬身穿番邦服飾，披掛雲頭狀披肩精巧細緻，或為織錦，詳見《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篇》，卷3，北京，1988年，圖版 59，細節見163頁。此外，東京出光美術館亦存有一元青花昭君出塞圖蓋罐，罐上畫中一位騎馬女子身著類似的披肩，發表於上海博物館之《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展出，2012年，編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