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 SETS OF HIGHLY IMPORTANT, EXCEEDINGLY RARE AND SUMPTUOUSLY BROCADED LEPORELLO ALBUMS OF ILLUMINATED WISDOM SUTRA COMMISSIONED BY IMPERIAL ORDER AND SUPERVISED BY HUIJIN MING DYNASTY, XUANDE PERIOD; EXECUTION IN LIQUID GOLD ON INDIGO-COLOURED GOAT-BRAIN RITUAL PAPER |

comprising two sets of five leporello albums (vols 61-65 and 226-230) from the Prajnaparamita Sutra, the Sutra of Perfection of (Transcendent) Wisdom, sumptuously bound in yellow silk with a woven pattern of Buddhist motifs, each album executed in gold ink on indigo-coloured ‘goat-brain’ paper with a glossy black surface, the first album further decorated with illustrations through filling the engraved grooves with gold, opening with a stele with six five-clawed dragons soaring sinuously and chasing ‘flaming pearls’, framing a cartouche enclosing the characters yuzhi ('made to imperial order') above a prayer for the nation’s well-being, the following five pages meticulously and elaborately gilt-etched with a scene depicting a Buddhist pantheon of forty celestial beings, centred with the figure of Shakyamuni Buddha seated on a double-lotus pedestal atop a throne against an openwork torana and preaching to a celestial host kneeling before him, the revealed flesh tones of the Buddha further skilfully rendered with a carved gold-infilled surface, flanked by two pages on each side impeccably and densely filled with disciples, deities, demons, guardians and attendants, followed by the fascicles, each inscribed with its title and the name of the translator – monk Xuanzang of the Tang dynasty – before a neat structure of six columns of seventeen characters per page, all in taige ti (‘eminent court official style’) between two double-borders, the end of the last album further gilt-etched with the guardian Weituo, each set fitted in its folding hard-board brocade box, leather boxes

京都貴族收藏，1917年
Fujio Fujii 收藏，東京，1944-1955年
Thomas Phillips 三世上校收藏，美國，自1955年始
美國家族收藏，1980年代初得自前藏家遺孀
瑞士私人收藏，約2005年

《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圖錄頁218，圖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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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頁 40.5 x 14.5 公分，16 x 5 3/4 英寸
六十一卷之六十五卷函套 19 x 16.5 x 42 公分，7½ x 6½ x 16½ 英寸
二百二十六之二百三十卷函套 16.5 x 16.2 x 42 公分，6½ x 6⅜ x 16½ 英寸

來源
京都貴族收藏，1917年
Fujio Fujii 收藏，東京，1944-1955年
Thomas Phillips 三世上校收藏，美國，自1955年始
美國家族收藏，1980年代初得自前藏家遺孀
瑞士私人收藏，約2005年

展覽
《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圖錄頁218，圖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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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御製 功德無量
康蕊君

為弘佛法，寫抄經書，類同建寺供像，於功德有益，既為父母先祖，也為自身福德。若有為君者，發願寫經，必採國之珍材、任絕世藝匠，祈以誠心製經，種功積德。現十冊宣德御製《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便為當中絕例，當製於宣德五年（1430年），所繪佛圖媲美明初御瓷漆器佳作，在十五世紀初御製品中出類拔萃，誠中國古籍重冊。

漢文佛教經典，承載佛陀教化，原取天竺（今印度），從梵文翻譯而成，抄寫弘揚，乃做功德之法門。永樂一朝（1403-1424年），皇帝篤信藏傳佛教，對弘佛宣教之事不遺餘力，宣德帝（1426-1435年在位）延其祖父之業，續種善因。是以永宣年間，御製佛教重器輩出，唐卡聖像、鎏金銅像、瓷質供器，當中不乏鉅作絕品，足見二帝虔敬之心。

據晚明僧人太汝明河（1588-1640/41年）所纂《補續高僧傳》，華嚴宗祖師慧進（1355-1436年）諳通佛學，眾所欽服。宣德年間，皇帝奉慧進為大國師，邀其進京開講佛經教義，且率一眾僧俗，泥金對寫《大寶積經》、《聖大般涅槃經》、《大方廣佛華嚴經》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四部佛教經典（後三經下簡稱為《大涅槃經》、《華嚴經》及《大般若經》，另請參見後頁劉國威專文）。

這四部御製佛經，其中《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以及《聖大般涅槃經》四十卷並《大般涅槃經後分》兩卷，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見展覽圖錄《唵嘛呢叭咪吽：院藏藏傳佛教文物》，台北，2015年，編號III-1及III-8（圖一及二）。台北故宮所藏兩部，前皆具宣德皇帝御製寫經序，紀年大明宣德五年（1430年）。有清一朝（1644-1911年），康熙皇帝奉祖母之命，結集藏譯佛教法典，詔命僧俗泥金抄寫，終於康熙八年（1669年）修成《藏文龍藏經》，《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兩部經皆收錄在內。二經又收錄在修成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之《欽定秘殿珠林續編》中，載為「羊腦箋本」。

無論書風、佛圖、泥金、箋紙，此《大般若經》均與台北故宮所藏《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二部同。《大般若經》乃宣德帝詔命慧進率眾抄寫四大部經之一，原共六百卷，現僅存十卷，其餘命或與《華嚴經》同，盡皆佚失。

《藏文龍藏經》所納經卷，有康熙抄本《大般若經》與《華嚴經》，卻非如《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一樣收錄宣德年間抄本（出處同上，編號II-2及II-4），而清乾隆五十八年《欽定秘殿珠林續編》雖錄清宮所藏歷代羊腦箋本寫經九部，卻缺宣德抄本《大般若經》及《華嚴經》，綜上推斷二經清初以前已不存宮中，是以此十冊，有別於故宮藏經，不具乾隆鈐印。

華嚴宗高僧班丹札釋（dPal ldan bkra shis，1377-1452年後），與慧進友好，永樂年間甘肅建寺駐錫，該寺在宣德四年（1429年）御製重修後更名大崇教寺。史料有記，大崇教寺藥師殿中，供有華嚴宗重要典籍《華嚴經》，或正為慧進率眾抄寫四經之一，頒賜供奉於殿，該處卻曾兩度失火，《華嚴經》或隨之付諸一炬。

現見十冊《大般若經》，經折裝，磁青紙本，表以羊腦及頂煙墨製，漆黑亮滑，猶如明鏡，是為羊腦箋，色澤含蓄靜謐，配以泥金書寫、製圖，歷久彌堅，是以為宮廷御製佛經專屬。磁青紙本泥金經文，以台閣體書寫，字體工整端莊，清朗秀逸。台閣體，乃明代盛行書體，書法家沈度（1357-1434年）尤擅此體，例見宣德三年（1428年）沈度寫本《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收錄在《唵嘛呢叭咪吽》，前述出處，編號IV-9。宣德帝也有書此體，參考元年御旨，載於大英博物館明代大展目錄，前述出處，頁170-71，圖146。此冊內經牌贊與佛說法圖等，有別於泥金經文，乃是羊腦箋上淺刻勾勒，再細筆填金，彷如戧金漆金，細緻入微。

是經整體鋪排與台北故宮藏二部同，且均以永樂年間佛經為依據。參見永樂十六年（1418年）羊腦箋金書《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或十五年（1417年）御製內府刊本《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之佛說法圖，同為台北故宮所藏，出處同上，編號III-7及圖版IV-5。另可比較永樂十七年（1419年）之《大方廣佛華嚴經》，見於大英博物館展覽《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頁217，圖187（圖三）。

此十冊《大般若經》之首冊前有勾勒填金經牌贊，上有「御製」兩字，下書字八十，為國祈願，四周飾以五爪遊龍，江崖海水之上，逐珠穿雲而行。此類明初經冊，或原置經盒之內。參考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朱漆戧金經盒，上綴相類逐珠雲龍，然相較於此經冊，尺寸略小，斷代永樂，圖見屈志仁及 Denise Patry Leidy，《Defining Yongle. Imperial Art i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China》，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2005年，圖版21（圖四）。此經牌贊與台北故宮藏紀年宣德五年之經冊所見，如出一轍，卻有別於前述永樂年製例。此經牌贊上綴蓮花，彷彿天降瑞蓮，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綾幡所見相類，曲雖異，工卻同（出處同上，圖版33及封面）。

首冊經牌贊後，續有佛說法圖，共繪神明四十身，佈局見巧思，細節知縝密，處處刻劃入微，莊嚴典雅，獨是此圖已足珍，其風格又與台北故宮藏宣德五年經冊之佛說法圖接近，僅佈局與個別聖像有異，必屬同一御作所製。

中央釋迦牟尼佛莊嚴卻不失慈悲，蓮花座上盤膝結吉祥坐，背靠鏤空塔門，形姿與兩尊著名永樂年製款鎏金銅佛像吻合。其中一尊佛像，曾展於《Defining Yongle. Imperial Art i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China》，前述出處，頁69，圖版24，後於香港蘇富比2006年10月7日拍出，編號808（圖五），另一為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與此《大般若經》一同收入該館展覽《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前述出處，頁227，圖195。有關此佛說法圖細節風格與大英博物館所藏相近之處，詳閱 David Weldon，〈Yongle Period Metalwork: The British Museum Sakyamuni〉，載於 http://www.asianart.com/articles/yongle/index.html。為塑佛像金身，巧匠必先勾勒，輕輕除去局部紙面，才可敷以金彩，造就佛光普照之像。

藏傳佛教聖像複雜多變，辨識尤艱，幸尚有年代與此經相約之佛像圖典存世，可予照證。北京市郊佛教聖殿法海寺，始築於正統四年（1439年），八年（1443年）竣工，由曾侍永宣二帝之御用監太監李童集資建造，並親督匠師，嚴監壁畫及塑像的製作。法海寺之建造，有賴正統皇帝（1436-1449年在位）與當時三位德高藏僧的大力支持，包括釋迦也失（Sakya ye-shes，1354-1435年，法海寺建成前圓寂），還有與宣德帝關係密切之班丹札釋。法海寺與《大般若經》，同屬御製，皆有益功德積累，年代相約，是以其藏傳佛教聖像互為呼應。Ursula Toyka 專著《The Splendours of Paradise: Murals and Epigraphic Documents at the Early Ming Buddhist Monastery Fahai Si》就法海寺聖像作詳細研究與辨識，為此佛經說法圖中神明身分提供重要線索（共2卷，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LXIII [華裔學志專刊系列63]，聖奧古斯丁，2014年）。

釋迦牟尼佛身前聖者下跪，誠心聽佛 ，旁立一眾弟子、神仙、鬼魔、護法及侍從。佛左右兩側佇立弟子阿難與迦葉，若以法海寺壁畫為範，兩弟子前方左右聖像，應為女相帝釋天（Indra）與男相梵天（Brahma），分掌天地，兩者身後各有侍女成雙，手捧蓮花、塵拂、華蓋與山式供器。

帝釋、梵天身後各有神明十二身，四為一組，共分三組。其中一組為女相菩薩，頭頂寶冠，滿飾瓔珞，袍服飄逸，其中二菩薩分別手持如意及蓮托經書。另有一組僧侶，年齡不等，當中至少有一僧乃非漢族，蓄鬍鬚、戴耳環。上述兩組之身分，此處不作詳論。

最後位處畫面上方之一組，辨識較艱，如左方一女相菩薩，後佇三身魔怪，首行者或為閻摩羅王，長鳥喙，乃十殿冥王中之第五殿王，牛頭馬面隨之，張口欲噬，面目猙獰。右方相應組合中，則見有一持笏帝君，據法海寺帝釋梵天禮佛護法圖，可悉為娑竭龍王，後有夜叉，身缺背光，全圖唯一。夜叉後繪一老翁，手持蓮爐，依法海寺壁畫，或乃婆藪仙人。下方鎧甲戎裝者，則應為韋馱（Skanda）。畫面上方另有飛天成雙至，皆手托供盤，左方上奉仙山，右方則獻蓮花。

下方左右兩端則繪四大天王，鎧甲戎裝，華飾滿身，與法海寺所見並無二致。立於帝釋天身後者乃多聞天王，主北方，左手托塔，右持寶傘，後立廣目天王，主西方，右手纏蛇，左手握珠。梵天後方則為持國天王，主東方，手抱琵琶，以及增長天王，主南方，手執寶劍，一指試其鋒。

末冊末頁，同以勾勒填金之法，繪戎甲護法，應為韋馱。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宣德二年（1342年）磁青紙本泥金《妙法蓮華經》中，朱寶（約活躍於1350年）畫佛教眾神，其中有相類戎裝護法，可予比較，圖見 Toyka，前述出處，圖版188。

十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宣德御製，種功積德，磁青雅紙濃色沉蘊，經文字體穆如清風，填金佛圖寶相莊嚴，式樣裝幀沿襲有法，種種皆有仗於朝廷僧俗通力協作，才可成此重冊，集法書、繪描、勾填等藝之大成。出現於拍賣場之明初御製經卷極為稀少，寥若星辰。其中罕例可參見永樂十二年（1414年）製佛經，一冊三十九頁，尺幅也較小，磁青紙本泥金寫經、製圖，售於紐約蘇富比2015年3月19日，編號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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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年國寶佛經的形成
劉國威

明宣宗（1399-1435年），姓朱，名瞻基，自號長春真人。明成祖長孫，明代第五位皇帝，1426-1435年在位，年號宣德，廟號宣宗。在位十年期間，政治上任用賢能，締造所謂「仁宣之治」的穩定發展，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宣宗愛好翰墨，工於繪事，其藝術造詣與藝術品味，使他在中國歷代帝王中尤顯獨特；其宗教信仰承襲祖父永樂皇帝的影響，非唯鍾情佛教，與其來往密切的僧人幾乎都是永樂時期即受詔入京覲見者，且特別與藏傳僧人及西天梵僧往來密切，明顯呈現密教的特色。以藏僧而言，永樂時期即受召入宮的班丹札釋（Palden Tashi，1377-1452年後）與釋迦也失（Shakya Yeshe，1354-1435年），仍持續深受宣宗崇信。至於西天梵僧系統，則以洪武年間來華印僧薩哈拶釋哩（Sahajasri，俱生吉祥）的漢人弟子智光（1348-1435年）一脈與永樂十一年（1413年）來華的印度金剛座上師實哩沙哩卜得囉（Sri-Sariputra）為主。宣宗所親近的漢僧也是永樂時期即受命於北京海印寺主編《永樂北藏》的華嚴宗高僧慧進（1355-1436年，被尊為華嚴宗第二十一世祖師），智光的弟子道深也於北京從慧進學習華嚴教義。

藏傳高僧

宣德元年（1426年），班丹札釋由僧錄司左闡教升為「淨覺慈濟大國師」，居大隆善寺（現名護國寺，元代時原名崇國寺，宣德二年重修改名大隆善寺，成為班丹札釋北京駐錫所在。該寺原有其木雕像一尊，後移存北京故宮，現藏北京法源寺中國佛教文物圖書館，圖見《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圖211），並曾為宣宗傳授多種灌頂，並受命將《喜金剛二品續釋》（commentary of the Hevajra Tantra）、《大輪金剛手壇場法儀》（ritual of the Mahacakra-Vajrapani Mandala）、《普覺中圍壇場法儀》（ritual of the Sarvajna Mandala）等譯為漢文。班丹札釋永樂十三年（1415年）在其家鄉岷州原有建寺，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降旨增建為大崇教寺，今日仍存沈粲所書《宣宗修大崇教寺碑文》為證。班丹札釋是宣宗時內廷最得皇帝崇信的藏僧，不僅加封「淨覺慈濟大國師」，後更賜號「西天佛子大國師」。

釋迦也失是宗喀巴（1357-1419年）弟子，代表其師受永樂皇帝召見於南京，賜國師名銜，返藏後，以皇帝所賜供養於拉薩建色拉寺；宣德四年（1429年），宣宗復召見釋迦也失於北京，駐錫大慈恩寺（即原海印寺，宣德四年改建為大慈恩寺）；宣德九年（1434年），賜封「大慈法王」名號，並賜釋迦也失真容緙絲唐卡一張（現存色拉寺大經堂）及封誥。

西天梵僧

智光作為印僧薩哈拶釋哩的弟子，通梵藏文，曾奉旨數次入藏，負責邀請年方二十歲的第五世噶瑪巴至南京與永樂會見。他曾主持翻譯數部佛典，以其學養與外交貢獻獲明初三朝皇帝重視：成祖封為國師，升任僧錄司善世，居崇國寺（即後來的大隆善寺）；仁宗加封為大國師，敕居大能仁寺；宣宗加封「西天佛子」之號，是當時漢僧中獲賜名銜最高位者。宣德二年（1427年），宣宗奉其母張太后懿旨，為智光建大覺寺以俟其終老；智光也曾為宣宗開講經筵多次。

實哩沙哩卜得囉來華見永樂帝後，奉旨先駐錫於海印寺，因其攜來印度「金身諸佛之像，金剛寶座之式」（即五尊金佛像和菩提伽耶大塔的圖紙），特建真覺寺以為供奉。永樂十五年（1417年）奉旨遊五台山後，授僧錄司闡教，命居能仁寺；仁宗即位，授大國師之號；宣宗繼位之初，亦令其主持薦揚佛會。宣德元年，實哩沙哩卜得囉坐化，其舍利塔建於真覺寺（現為北京石刻博物館）。

慧進與宣德時期金字佛典

明僧明河所撰《補續高僧傳》中，記述永樂、宣德年間著名華嚴宗高僧慧進的生平，內容係源自天順元年（1457年）禮部尚書胡濙（1375-1463年）所撰《棲岩法主大師塔銘》。慧進早年為永樂帝召問《楞嚴經》大意，敕賜紫衣，並命住持南京天界寺，復奉命於南京靈谷寺編纂《大明三藏法數》，並隨永樂帝遷北京。住海印寺，奉旨於海印寺主持《永樂北藏》的雕印。永樂曾應其所請，「親製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贊跋十二篇。」後亦敕贈慧進「梵相釋迦、刻絲觀音、水晶數珠、七佛之偈」。至宣宗時，「待以國老」，令其負責「對寫金字《華嚴》、《般若》、《寶積》、《涅槃》四大部經。」據此記錄，故宮院藏宣德五年的《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與《大涅槃經》四十卷泥金寫本（另有兩卷《大涅槃經後分》亦屬同裝禎書寫風格）應皆由此位華嚴宗高僧所主持抄寫，此二經部首卷分別有宣宗皇帝的《御製序》。

據塔銘記載，慧進在京與多位僧人交好，往來頻繁，如襄助永樂稱帝的道衍（1335-1418年）、智光、隱峰、乃至班丹札釋等。記錄班丹札釋生平的《西天佛子源流錄》記載班丹札釋曾邀慧進至其駐錫所在的大隆善寺講說《楞嚴》、《圓覺》諸經，可見二人深厚交情。藏文史料記載班丹札釋於岷州所建大崇教寺藥師殿中供有漢、藏金字《華嚴經》各一套，此漢文《華嚴經》可能即是慧進所主持抄寫的四部金字佛典之一，由宣宗頒賜彼寺供奉。

羊腦箋與泥金佛典

漢傳佛教以金字抄寫佛經的起源甚早，泥金所書字體一般是在深藍色紙張上書寫，方對比明顯，顯其莊嚴，此類紙張早先有「紺紙」或「碧紙」的名稱記載。明代方以智（1611-1671年）於《物理小識．卷八》稱：「宣德五年（1430年）造素馨紙，印有灑金箋、五色粉箋、瓷青蠟箋。」因此段敘述，不少學者認為以靛藍染色的瓷青紙始製於宣德年間，推測在宣德之前「紺紙」或「碧紙」是此類深藍色紙張的概稱，可能因為與宣德青花瓷的顏色相近，遂改名為瓷青紙。

台北故宮目前典藏清宮舊藏明代泥金寫經中，有九部在《秘殿珠林續編》中記載為羊腦箋本，清沈初（1735-1799年）《西清筆記．十五則》所述：「羊腦箋以宣德瓷青紙為之，以羊腦和頂煙墨窨藏久之，取以塗紙砑光成箋，墨如漆明如鏡，始自明宣德間製，以寫金歷久不壞蟲不能蝕，今內城惟一家猶傳，其法他工匠不能作也。」此段文字是目前對於羊腦箋的製作方法最早記錄。為何墨與羊腦混合？羊腦含豐富卵磷脂，是天然乳化劑，能與油、水混合（如蛋黃可與油、水混合，亦是天然乳化劑，可調配顏料繪製成蛋彩畫）。羊腦與墨相混後，因有蛋白質、卵磷脂、油份，使其易於塗刷紙面，產生一層具厚度亮光表面，使金汁書寫字體不易下沉於纖維中。羊腦箋在漢地造紙的技術傳統中早已失傳，而藏人造紙技藝則仍存此類紙張的製作傳統，只是藏族傳統多使用氂牛腦為之，至今此技雖沒落，但仍於藏區保存。目前無直接證據證明此類紙張的製作技術是源自漢地還是藏區，但漢地造紙傳統一般未有使用動物成分，且若依前述文獻所述，此類紙張唯始自宣德年間，看來源自藏區可能性較大，然尚待進一步考察研究。

現存此十冊《大般若經》雖僅是玄奘所譯六百卷《大般若經》的一部分，但從其一卷一冊的分類形式、字體風格、裝禎形式、首頁佛說法圖、尤其是羊腦箋紙張的特色，再再證明確實與故宮院藏的《大寶積經》（圖一）與《大涅槃經》（圖二）一致，屬宣德年間由慧進主持抄寫的同款金字佛典。若論不同之處，唯函冊封面的彩色織錦相異；此外，《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是十冊一函，此《大般若經》則是五冊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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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慧進傳

法師諱慧進，字棲巖，號止翁，山西霍州靈石冷泉里人，姓宋，父母俱好善。師生於元至正乙未（1355年）正月七日，幼稚諳誦佛語。甫九歲，遭兵失恃怙，編荊孝養祖父母，祖父母復沒於草莽。志慕出家，禮邑之大雲寺漸翁剃髮執經，於洪武新恩得度，投汴梁古峯法師，參學研究《華嚴》宗旨，傍達《唯識》、《百法》諸論，久之，意解心通，推為權講，眾所欽服，遂得法主之稱。太宗皇上知之，遣中官馳驛詔至南京內，備問《楞嚴》大義，應對稱旨，賜紫衣，命住天界寺，選俊秀僧徒從學，更命於靈谷率高僧纂修三藏法數，及隨駕至北京，居海印寺，被詔領袖天下僧眾，於大明門外修普度大齋，越月演說三聚淨戒，利益幽顯，其斛食旛杆，並放異光。𧶐賜璽書、金襴衣，陞左覺義，總督海內文學儒士高僧，於海印經舘較大藏經，因奏：「刊行藏教，以輔治化，當述諸序，昭示遐遠。」上從之，親製〈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讚跋〉十二篇，召至香殿，賜座、賜梵相釋迦、刻絲觀音、水晶數珠、七佛之偈，諭曰：「依是修行，陞左闡教。」而先後遭遇，凡十七載。洪熙改元（1425年），仁宗皇帝淘汰教職，惟師獨膺嘉獎，勅曰：「佛氏以能仁為教，化導愚類，以陰翊皇度，利安庶品，總教者，必在得人，不以輕授。爾左闡教慧進，究明宗旨，嚴潔戒行，簡授茲任，修習彌勤。朕用而嘉賜之，勅命其益懋精進，振乃宗風，以稱朕命。欽哉。」宣德紀元（1426年），宣宗皇帝待以國老，賜毘盧冠、織金磨衲，詔於內翰，同多官并僧眾，對寫金字《華嚴》、《般若》、《寶積》、《涅槃》四大部經，尚饍供饌飲。竣事，灌頂淨覺大國師。奏請隆善開講《楞嚴會解》，聽受緇素萬餘指。年彌高、德彌邵，耳目清明，顏貌奇古，性直而儉。道舊：榮國恭靖姚公國師（姚廣孝，1335-1418年）、譯主光公、講經隱峯琮公、獨芳蓮公、月庭朗公。手度高弟：左闡教兼大興隆寺住山廣通、萬佛住山廣辯、雞鳴住山廣載、戒壇宗師廣嚴，學徒左善世廣議、右覺義廣銘，承旨講經道深，餘不盡舉。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二，於正統元年（1436年）閏六月二十日，示寂慶壽。丈室停龕三日，密雲垂布，訃聞，上遣禮部諭祭，七月二日茶毘於子阜城，舍利靈骨於八月中秋立塔於渾河之西，勅賜萬佛山之源，以褒異焉（圖六）。

《賢首傳燈錄》，卷上，頁31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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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盛世 文武雙全

朱瞻基，洪熙元年（1426年）登極，年號宣德，在位期間，才德昭明，勵精圖治，敢於革新，禮佛虔心，教養恩勤。且精騎善戰，詩、書、畫兼擅，文武雙全，切合明初賢君之義。十年（1435年）駕崩，國祚雖短，但宣朝輝煌，胤嗣莫及，絕不遜於西方文藝復興之盛。

洪熙帝（1425年在位）朱高熾，尚居青宮之時，已屢為旅征在外之父永樂帝（1403-1424年在位）代理政事，治國有道，登極以後，開賢明之治，惜倏瞬薨殂，宣德帝驟接父業，甚艱也。為興民生，致力改革，宣德五年（1430年）薄稅官地，趕絕稅吏貪腐，又輕罰慎刑，詔旨重審，獲赦罪民數以千計，此與好慮多疑之明初帝君大相逕庭。洪武帝（1368-1398年在位）起義建國，永樂帝又擁兵奪位，兩朝極權，殺害萬人，誅連九族，至宣德仁治，朝廷才得以休養生息。

宣德帝登基前，年僅十五便隨祖父永樂大帝出戰抗蒙。征駕上、軍營中，成祖談述軍事要略、往事戰績，其孫獲益良多。據錄，宣德帝通騎射，多番率眾狩獵，又善督戰，屢次親征，禦守北疆，勇猛抗敵。

宣德帝詩書兼擅，所繪畫作清朗新穎，在位期間力興藝文，續建新都北京，支持御作製造各式藝品，百花齊放，又促進景德鎮御窰發展，精益求精，且恢復宋製，重設畫院。

宣德帝以祖父為模，篤信佛教，力興其事，肇建寺院，鑄造聖像，抄寫經卷。自永樂五年（1407年）始，才滿八歲，便隨輔助永樂登位之德高重僧道衍（姚廣孝，1335-1418年）學佛。又詔請藏僧釋迦也失（1354-1435年）入朝，釋迦也失於永樂年間初次覲見，獲頒賜後辭還西藏，二次入朝，獲封大慈法王，藏僧傳記內且稱明朝皇帝「陛下對佛教一片至誠」。據駐京重僧班丹札釋（1377-1452年後）傳記，他為皇帝進行密法灌頂，且與宣德帝詳談佛學信仰、究問修習宗旨。

宣德太平，史稱賢治，正值盛世，皇帝詔請慧進（1355-1436年）率眾以泥金抄寫大乘佛法四大部經，史無前例，影響深遠，誠明朝鉅著重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