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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天勤民-康熙御製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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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清康熙 康熙帝御寶壽山石瑞獸鈕方璽 印文:《淵鑒齋》
6.9 x 5.9 x 5.9 公分,2 5/8 x 2 1/4 x 2 1/4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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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壽山石瑞獸鈕「淵鑒齋」璽解析
郭福祥

康熙帝玄燁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位皇帝,具有相當高的文化素養,在學習漢族文化方面取得了卓然成就。和漢族文人刻製閒章以明志趣的傳統一樣,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刻製了不下一百三十方寶璽,成為反映其一生政治思想、個人意趣和閒暇生活方面的重要實物資料,對我們認識康熙皇帝其人大有裨益。此方壽山石瑞獸鈕「淵鑒齋」璽即是康熙帝諸多寶璽中十分重要的一方。

此璽壽山石質,瑞獸鈕,印面5.9公分見方,通高6.9公分。印文「淵鑒齋」三字居於印面正中,印文右側和左側分別刻龍、虎形象,上下分別為八卦中的「乾」卦和「坤」卦圖形,全部以陽文呈現。此璽在現藏於北京故宮以及此次拍賣(拍品編號3103)的兩冊《康熙寶藪》中都有明確著錄,經與實物比對,無論是體量,還是篆法佈局都與《寶藪》中的記載完全相合,可以確定此璽為康熙皇帝寶璽的真品。作為康熙皇帝重要的御用寶璽,要充分理解此璽的價值,就必須對淵鑒齋與康熙時期宮廷諸多文事活動的關係進行解析,對此璽製作的歷史背景有所瞭解。故在此文中擬對相關的這幾個問題進行考察。

一、淵鑒齋與康熙時期的文化建設和文事活動

在清代,北京西北郊一帶曾經是皇家園林最為集中的地方。從康熙至乾隆,經過一百多年的持續營建,形成了香山、玉泉山、萬壽山和暢春園、靜明園、靜宜園、圓明園、清漪園組成的「三山五園」群落。其中的暢春園是清代宮廷在京西北建造的第一座「避喧聽政」性質的皇家園林。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二月二十二日康熙皇帝首次駐蹕暢春園,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於園內清溪書屋寢宮,三十六年之中康熙皇帝每年都要去暢春園居住和處理朝政。而位於暢春園中心湖區東岸的淵鑒齋則是康熙皇帝在暢春園期間十分重要的活動場所。關於淵鑒齋的情況,留存下來的歷史文獻並不是很多,想要全面瞭解其真實面貌似乎存在相當大的困難,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作為康熙皇帝園居時最重要的書房,淵鑒齋與康熙朝的諸多文事活動關聯甚為密切。

首先,淵鑒齋是康熙時期諸多御纂、御選、欽定書籍的命名之源。

這些書籍包括《淵鑒齋御纂朱子全書》、《淵鑒類函》、《淵鑒齋法帖》、《淵鑒齋摹古寶類》、《古文淵鑒》等,都是康熙時期十分重要的文化建設工程。如《淵鑒齋御纂朱子全書》即是康熙皇帝崇奉朱熹理學的成果。康熙皇帝對朱熹理學推崇備至,認為其「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1 但以往編纂的朱熹著作雜出眾手,難免有失真之處,而且朱熹本人早年晚歲持論也有變化,歷代儒者往往不問真贗是非,隨聲附和,混淆朱子本旨,極易產生歧義。有鑑於此,康熙皇帝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敕命李光地等儒臣,將朱熹文集、語錄進行整理刪節,汰其榛蕪,存其精華,以類排比,編成此書,並以「淵鑒齋御纂」的名義頒行全國,確立了朱熹理學在全國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又比如《淵鑒類函》又名《御定淵鑒類函》,是清朝名臣張英、王士禎等奉康熙皇帝之命編撰的一部大型類書。此書編纂之時,正是社會穩定、宇內太平,清政府藉宣揚文教以籠絡漢族知識份子的時候,因而此書除了「以供詩賦」的實際用途之外,也深刻反映出康熙時期的政治、文化氛圍,以及最高統治者對知識學問的態度。再比如《古文淵鑒》又稱《淵鑒齋古文選》,是康熙皇帝親自選定,徐乾學等編輯並加注的大型古文選本。編纂該書的目的同樣是出於教化之需要,康熙皇帝以為文章為載道之器,彌綸宇宙,統括古今,化裁民物,其用甚大。他希望通過此編,不僅可以「窮文章之正變」,而且還使人們對聖賢大化之業、遊藝之旨乃至帝王之道有所認識。可以說,這些以淵鑒齋命名的御纂、御選、欽定的著作,成為康熙時期文化繁榮景象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書籍編纂刊刻後,通過各種方式賜給廷臣和官員,也使淵鑒齋在漢族知識份子中的知名度大為提升。2

其次,淵鑒齋是康熙皇帝揮毫染翰,從事書法創作的重要場所。

根據康熙皇帝自己的記載,他閒暇時間的主要安排就是學習。「既事竟,罷朝。宮中圖籍盈幾案。朕性好讀書,丹黃評閱,輒徑寸,辨別古今治亂得失。暇或賦詩,或作古文,或臨池灑翰,以寫其自得之趣。止此數事,已不覺其日之夕矣」3,讀書、賦詩、作文、寫字幾乎構成了康熙閒暇生活的全部內容,其中最主要的還是讀書和寫字。「德政之暇,無間寒暑,惟有讀書作字而已」4,可以說書法創作成為康熙皇帝業餘生活最為重要的內容。他雖然不是專攻書法,但卻表現出極為認真的態度,對書法相當癡迷。他經常臨摹米芾、趙孟頫等人的作品。因為經常臨摹,康熙帝對那些古代著名書法家的作品理解很深,對他們的評價都精闢到位。康熙皇帝對自己書法的水準是頗為自負的,曾將自己的書法或者臨摹的歷代書家名跡摹刻上石,並命名為《淵鑒齋法帖》。在康熙皇帝所有御用寶璽中,宮殿璽的數量很少,只有「懋勤殿」、「淵鑒齋」、「 佩文齋」、「日新堂」等寥寥幾種,而其中以「淵鑒齋」刻製的數量最多,達到四方。我們知道,刻製這些寶璽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御筆書畫上鈐蓋,大量「淵鑒齋」璽的刻製,恰恰說明淵鑒齋與康熙書法創作的密切關係。他還有一方「淵鑒揮毫」璽,正是他在淵鑒齋中從事書法繪畫學習和創作的真實寫照,形象地展現出康熙帝在淵鑒齋潑墨染翰的場景。這些都說明,淵鑒齋是康熙皇帝從事書法學習和創作的重要場所。

再次,淵鑒齋還是康熙皇帝從事西洋科學和藝術研習的重要場所。

康熙皇帝對西洋科學的濃厚興趣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他曾在暢春園設立蒙養齋算學館,延攬各種技術人才,翻譯西方曆算著作,編寫《數理精蘊》、《律曆淵源》等書籍,是中國最早的國家科學院。但通過相關資料,我們得知在設立蒙養齋算學館之前,淵鑒齋則是康熙皇帝在暢春園從事科學研習活動的重要場所。在那裡,康熙皇帝曾在1711年召見宮廷數學家陳厚耀,讓他遍觀齋內陳列的各種儀器,尤其是三十種用不同材質製作的「方一寸」的立方體,可用來測定不同物體的比重5,令人印象深刻,說明淵鑒齋中陳列有大量的科學儀器,都是康熙皇帝御用的科學之物。另據記載,康熙時淵鑒齋內還置有西洋樂器,特別是「有內造西洋鐵絲琴,弦一百廿根,上親撫《普唵咒》一曲。」6 這些記載都可以證實淵鑒齋收儲陳列有大量西洋科學儀器。就其科學方面的重要性而言,淵鑒齋和紫禁城中的養心殿是一樣的。

這樣看來,淵鑒齋與康熙時期的文化建設和諸多文事活動密不可分,彰顯出此地在康熙時期宮廷文化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作為康熙皇帝揮毫染翰之所,用「淵鑒齋」之名刻製相應的璽印鈐諸御筆之上,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二、「淵鑒齋」璽印文佈局的權力意象

此方「淵鑒齋」璽的印面除了中間的「淵鑒齋」三字外,四周還分佈有龍、虎形象和乾、坤卦象,與中國傳統的肖形印形式結合在一起,別具一格,令人印象深刻。在康熙皇帝所有的御用寶璽中,印文如此佈局的還有另外一種,即「體元主人」璽,共有大小六、七方之多。這兩種印面裡的龍、虎形象的設計都具有非常強烈的動感,豐滿強健,神態逼真,顯然出自同一設計者之手,而且設計者的印學功底深厚,將幾種元素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非常和諧。

此璽圖案的形象設計很明顯來自於中國古代四方神中的青龍、白虎、朱雀和玄武。四神圖像體系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發展脈絡,是由我國古代的祥瑞動物崇拜、以南為尊的方位觀念、陰陽五行思想和天文、神話等因素相互融合演變而來的。四神所組成的方陣具有守四方穩定的功能,但又常常被拆分開為兩組,分別賦予了各不相同的作用。漢墓出土的銅鏡上常見有「左龍右虎辟不羊(祥),朱爵(雀)玄武順(制)陰陽」的銘文,十分明確地安排了兩組神獸的不同分工。青龍和白虎主要承擔著「辟不祥」的任務,且二者的協作關係極為密切;朱雀與玄武則側重於「順陰陽」,二者的對應關係相對比較鬆散。7 按照這樣的邏輯,既然朱雀和玄武主制陰陽,那麼相應圖案形象便可以用八卦中代表陰陽極數的「乾」「坤」卦象替代,從而將傳統的四神圖案轉化為康熙「淵鑒齋」璽這樣的圖案組合。

當然,康熙璽印中的這種圖案組合所要表達的意象恐怕還遠不止此。我們知道,中國陰陽八卦所蘊涵的信息是極為豐富的,「乾」「坤」卦象不僅是陰陽的代表,同時也是天地的象徵,更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一切現象的最初根源。康熙皇帝將他的璽印由最初的四神圖像組合轉化為天地龍虎的新樣,稍作變更便產生了更為豐富且不同的意義,無疑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其中或許包含了他對自己至高無上地位的認識,令人隱隱約約感覺到一種不可言說的天地之中唯我獨尊的帝王恢弘氣象。正因為如此,在整個康熙皇帝的御用璽印中,帶有此種設計圖案的璽印寥寥無幾,只限於他自己的名號「體元主人」和自己的書齋「淵鑒齋」兩種而已。這也反映出「淵鑒齋」對於康熙皇帝的重要意義。

在整個清代的皇帝璽印中,只有康熙皇帝的這幾方印璽採用了天地龍虎這樣的圖案組合設計。與康熙此璽印文佈局理念一樣的皇帝璽印目前所見只有雍正皇帝的一方「謙齋」橢圓形璽,那是雍正帝為皇子時期製作的。與康熙此方「淵鑒齋」璽乾坤龍虎圖案相比,雍正帝的「謙齋」璽上下陰陽部分的卦象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原來康熙璽中的上「乾」下「坤」卦象位置換成了上「坤」下「艮」卦象,弱化了康熙原璽中的絕對權力意義,這可能與此時雍正皇帝還只是一名皇子的身份有關。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反證了康熙此方「淵鑒齋」璽印文圖案組合所蘊含的深層權力意識,也可以將其看作是康熙皇帝權力的象徵符號。

三、「淵鑒齋」璽印鈕與康熙時期的壽山石雕刻藝術

對於壽山石雕的歷史而言,清前期無疑是一個極為繁榮的時代。這一時期諸多文人關注、參與壽山石雕藝術活動,皇帝對其亦特別垂注,使其成為一個參與者層次廣泛,人員眾多的藝術門類。加之福建一帶文人薈萃,文化發達,這一切都會影響到匠人們對藝術的理解和創新,使得福建壽山石雕從一開始便站在了一個極高的起點上。而在壽山石雕刻歷史上,康熙時期則是十分重要的轉捩點。

首先康熙朝是壽山石開採和雕刻的高峰時期。「明崇禎末,有布政謝在杭嘗稱壽山石甚美,堪飾什器。其品以艾葉綠為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瓢紅又次之。然未之見也。久之,有壽山寺僧于春雨後從溪澗中拾文石數角,往往摩作印,溫潤無象,故名不大著。至康熙戊申,閩縣陳公子越山,忽齎糧採石山中,得妙石最多,載至京師售千金。每石兩輒估其等差,而數倍其值,甚有直至十倍者。自康親王恢閩以來,凡將軍督撫,下至遊宦茲土者,爭相尋覓。」8 壽山石的大量開採,為壽山石雕刻的繁興提供了物質基礎。楊璿、周彬、王矞生、魏開通、董滄門、許旭皆以壽山石雕刻名聞當時,尤其是楊璿、周彬更是以雕刻印鈕聞名。楊璿之鈕,集玉璽、銅印之精華,獨樹一幟,卓然成家,其獸鈕雕刻更是名震當時。周彬之鈕善於抓住特徵,大膽誇張,有「尚均鈕」之稱,其作印鈕,喜於印周刻錦邊博古紋飾。他們的作品流傳甚廣,也為宮廷所收藏。

其次,康熙時期出現了宮廷壽山石雕刻的首個興盛階段。隨著壽山石的大量開採,知名度的提升,壽山石也通過地方官員的進獻進入宮廷,成為宮廷雕刻的原材料之一。依託宮廷造作的雄厚實力,加之皇帝的直接參與和監督,技藝高超的宮中匠人精益求精一絲不苟的努力,宮中壽山石雕刻在汲取同時代的牙雕和木雕技法的基礎上得以快速發展,顯現出相當高的工藝水準。這從現存康熙和雍正皇帝御用璽印的印鈕雕刻中便可窺其時代面貌。9 而這些面貌在此方「淵鑒齋」璽的印鈕雕刻中也有充分體現。

此方「淵鑒齋」璽採用紅白相間的壽山石製作,是康熙時期典型的壽山石印材。印鈕上的瑞獸大膽誇張,筋力遒健,給人以神秘之感。毛髮行刀流利,刻畫細密,神態栩栩如生,具有宮廷豐腴華茂氣象,顯然是由造辦處工匠在宮內雕刻。所有這些特點,都與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康熙時期的印鈕雕刻風格相一致。美石與巧工相輔相成,顯示出宮廷早期壽山石雕刻的水準。

綜上所述,此方「淵鑒齋」璽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資訊。作為康熙皇帝園居時的書房,淵鑒齋與康熙時期的文化活動密切相關,是康熙皇帝讀書學習、揮毫染翰的地方,「淵鑒齋」成為康熙時期非常少的刻製了相應殿名璽的宮殿之一。此方「淵鑒齋」璽無論是印面設計還是印鈕雕刻,都反映出康熙皇帝的思想意趣及其時代風貌,在康熙御用璽印中可謂獨具匠心。

1 [清]章梫,《康熙政要》,卷16,北京,1994年。
2 清代著名小說家蒲鬆齡就曾做過《擬上賜廷臣〈古文淵鑒〉,群臣謝表》的應制文,其中有「緣御齋以為名」之句,表明其對淵鑒齋與這些御選著作之間的關系是非常清楚的。
3 [清]章梫,《康熙政要》,卷1,北京,1994年。
4 [清]胤禛編,《聖祖仁皇帝聖訓》,卷5。
5 韓琦,〈蒙養齋數學家陳厚耀的歷算活動—基於《陳氏家乘》的新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卷,第3期,2014年,頁298-306。
6 [清]高士奇,〈蓬山密記〉,《歷代日記叢鈔》,第18冊,北京,2006年。
7 牛天偉,〈漢代「四神」畫像論析〉,《南陽理工學院學報》,卷5,第2期,2013年3月。
8 [清]毛奇齡,《后觀石錄》。
9 郭福祥,〈皇帝璽印與清早期壽山石雕刻藝術〉,《明清論叢》,第4輯,北京,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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