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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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梵志 | 無題(面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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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 無題(面具系列)
  • 款識 曾梵志,Zeng Fanzhi,2001
  • 油畫畫布
  • 218.8 x 144 公分,86⅛ x 56¾ 英寸
二〇〇一年作

來源

私人收藏(直接購自藝術家本人)
美國,私人收藏
現藏者購自上述來源

拍品資料及來源

「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國變化得很快。官員開始穿西裝、打領帶……每個人都希望有光鮮的外表,但卻也顯得有點虛假。我覺得他們很想改變自己的外表,便把這些感覺在早期的《面具系列》中表達出來。」 曾梵志

「縱觀總體效果,試圖壓抑情感、故作冷靜的人卻被他們的手出賣了;他們無法隱藏自己的雙手。」

栗憲庭



《無題(面具系列)》創於二零零四年,成品完美體現中國最著名當代藝術家之一的作畫風格與概念主題。本作充滿象徵意涵、揉合獨特表現主義風格與藝術家多個代表性特色,可謂曾梵志職業生涯的典範之作。畫面上可見出現在藝術家多件作品上的少年先鋒隊制服與紅領巾,如二零零一年面世的《最後的晚餐》鉅作;青筋暴現的寬大手掌、佈滿疙瘩的指關節;在《最後的晚餐》及一九九六年後完成的作品如《自畫像》上均有亮相的西瓜;在劉春華《毛主席去安源》一作取得靈感的石山峰;當然少不得面具本身,還有叫人毛骨悚然的咧嘴笑容。畫中人那輕鬆的斜靠姿勢,是藝術家鮮有採用的獨特構圖,足證本作在曾梵志的作品中出類拔萃。畫中蒙面人物向後倚坐,享受他的野外西瓜盛宴,叫人想起西方藝術史上的經典鉅作,如馬奈的《草地上的野餐》。曾梵志以作品的每個元素,從文化、美學及藝術角度,埋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指涉,令本作成為展現曾梵志高超技藝的成熟典例。

曾梵志在一九八七年至九一年就讀於著名的湖北美術學院,著名校友包括馬六明、徐文濤及魏光慶。當時,他在學校接受的培訓以社會現實主義風格為主,為他在日後作品上的憂傷主題奠定了基礎。自由獨立的他不滿意學校的教學方法,故此在課堂以外獨自探索,逐漸發展出一套結合不同方式、別具一格的個人繪畫方法,在課堂內外漸趨成熟。著名《面具系列》的生成源自藝術家九三年遷居北京一事,當時他毅然離開熟悉的湖北鄉郊,大城市的五光十色令他手足無措。當中最叫曾梵志焦灼不安的,是都市人的外表與內心情感的掙扎張力;這種矛盾對藝術家而言更指向更廣義的傳統文化層面。「在九十年代,中國變化得很快,」曾梵志觀察道,「官員開始穿西裝、打領帶……每個人都希望有光鮮的外表,但卻也顯得有點虛假。」(Sonia Kolesnikov-Jessop,〈曾梵志︰傳變之中,孤獨的藝術〉,《紐約時報》,2007年5月3日)。面具是躲藏、「撲克臉」及欺詐的強力象徵,然而,要是沒有畫中人的誇張手部描繪,這個敘事便不夠完整。藝評家栗憲庭作出簡潔總結:「縱觀總體效果,試圖壓抑情感、故作冷靜的人卻被他們的手出賣了;他們無法隱藏自己的雙手。」

與曾梵志的早期《面具》作品相比,本作技法更為細膩,構圖設計得心應手。藝術家不再將人物置於芥末色的背景,而是嘗試塑造不同的場景,為作品注入深度及廣度。本作與先前的《社會》作品調皮地互相呼應,畫中人立於山峰之上,令人不期然地想起劉春華的《毛主席去安源》一作。該畫作描繪氣宇軒昂的毛主席拿著傘,在天空及崇山之間邁步向前;與劉春華的宏偉造像類似,曾梵志的《社會》系列流露出藝術家的同等野心,為在現代與傳統之間擺盪的中國人造像,刻畫城市化過程為人帶來的不安及焦慮。透過賦予畫中人輕鬆的斜靠姿勢而非佇立於山峰之姿,以及將畫中主題由毛主席的雨傘換成一個劈開的西瓜,本作機巧地戲仿了劉春華的作品,及曾梵志先前所創的《社會》系列。曾梵志經常以西瓜入畫,在藝術家的世界紀錄傑作《最後的晚餐》尤為顯著,數量繁多。西瓜作為畫作的主題象徵,具有深綠、堅硬而光滑的外表結構,與內裡殷紅柔軟的果肉呈強烈對比,再次呼應了作品中外部平靜與內心焦慮的衝突。破碎的西瓜散落一地,果肉鮮紅如血,教人聯想起曾梵志早前《肉》系列剝皮拆骨的肉塊;這種艷紅用色,亦暗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身份。

本作秉承曾梵志的優良繪畫傳統,參考了大量西方藝術史。當中,馬克思・貝克曼對這位中國當代大師的影響尤深,地位舉足輕重。如同曾梵志在新資本主義中國抗拒接受社會現實主義、對自身作為藝術家的身份感到疑惑,貝克曼同樣以自畫像質疑他本人的可信性。這位德國表現主義家的作品常常自我貶抑,充滿象徵符號;他以側面角度俯瞰社會百態,與曾梵志如出一轍。貝克曼同時亦是曾梵志的風格先導者:他的《紅色圍巾自畫像》與曾梵志有著同樣的瘦削造像、相同的人體扭曲手法,甚至一模一樣的獨特紅領巾,雖然紅領巾在本作的寓意截然不同。中國少年先鋒隊是一個由共青團組辦,供六至十四歲的兒童及少年參加的群眾組織。因此,本作中的紅領巾及制服,不但道出曾梵志生於集體共產主義、成長環境卻日趨資本一事,更是宏觀的中國社會經濟狀態象徵。總括而言,本作卓爾不凡、畫技精湛,是曾梵志所創作品的翹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