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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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詳情

現代亞洲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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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丁衍庸
靜物瓶花
款識:
Y.Y. Ting 71(右下)
一九七一年作
油彩纖維板
45.5 by 30.5 cm. 17 7/8 by 12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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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丁衍庸學生周淑文舊藏
現亞洲藏者得此上述來源

相關資料

線與色的協奏,奇與正的人生

向丁衍庸致敬

中國藝術家旅日,始於李叔同1905年留學東京美術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若論歸國以後對於現代藝術之貢獻,則首推二○年代旅日的丁衍庸與關良。丁衍庸與關良、林風眠年紀相仿,籍貫同為廣東,留學歸來以後更先後執教於國立藝專,早年被稱為「廣東三傑」;其於二○年代畢業於東京藝術學校,歸國之後先後在上海神州女學、中華藝術大學、廣州市立美專、重慶國立藝專執教,1946年更就任為廣東省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事業攀上高峰;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政權易手,藝術家因為其地主階級背景而屢受衝擊,於是移居香港。同年,錢穆、唐君毅等大儒南下籌辦新亞書院,1956年,丁衍庸獲邀執教新亞書院藝術系,自此展開了在新亞二十多年的執教生涯;隨著新亞書院於1963年與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併成香港中文大學,丁衍庸亦被視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之創辦人,至今依然被尊稱為「丁公」。丁公當年孑然來港,固然是人生高峰之轉折,另一方面亦是修為突破的關口,使他在苦心孤詣中更上層樓,達至油畫、書畫、璽印兼善的成就,本季日現代亞洲藝術日拍,即以其《靜物瓶花》(拍品編號5014)為封面,以對這位在創作和教育都成就斐然的一代宗師致敬。

《靜物瓶花》:色彩裡的情感

丁衍庸在藝術上之特徵,首推其色彩與線條之力量。丁衍庸在東京藝術學校時期雖然接受學院主義和印象主義訓練,卻已經心儀自油活潑的野獸主義。野獸主義強調解放色彩,強調色彩本身的情感,不再汲汲於模擬現實,也就是說,色彩是主觀性的「表現」(expression),而非客觀性的「再現」(representation),有利於抒展藝術家的個性,此一觀念對於丁公創作帶來重大影響。《靜物瓶花》之主題,源自西方繪畫傳統之「靜物」,靜物在法語稱為「nature morte」,意即「無生命的自然」,在西方長久的繪畫發展上,是專門研究再現物象的技巧之主題;然而在丁公筆下,本作宗旨不但不在於重現眼前所見,更旨在靜中寫動,盛開的四株芍藥花安插於透明的玻璃花瓶,其生機洋溢、其朝氣勃現,端的是一派盛夏氣息撲面而來;在背景的鉻黃襯托下,橘紅色的花卉明艷如火;安插花卉的玻璃花瓶剔透如水,富於透明感,其對光線的折射更提升了畫面亮度。藝術家以簡馭繁,憑藉簡單有力的色彩語言,即交代了季節、時間、天氣甚至情感,其前具象、後抽象的構圖,亦可見中國藝術「虛實相生」的構圖哲學。

然而,丁公並非純粹的西方藝術的移植者。自從歸國執教以來,他省悟到現代主義必須結合中國藝術和民族文化,正如決瀾社成員倪貽德在二、三○年代形容丁公:「竭力在線條上做功夫的,在每幅畫上,都有著奔放的線條,帶著中國畫的傾向」;丁公在1928年回到廣州,除了執教廣州市立美專,亦著手籌備廣州市立博物館,這使藝術家有大量機會接觸傳統書畫和璽印篆刻。以中國書法線條呈現油畫色彩,以西方油彩演繹水墨神韻,是丁公「中西合璧」的重要途徑。在《靜物瓶花》之中,即可見藝術家在線條之中凝聚的力度、揮灑的速度:花卉部份的線條短促而恣意,強調了花卉欣欣向榮的生命力,桌布上的橫條紋飾,則凝重渾樸,線條筆直而力度輕重變化有致,可見腕底工夫之嫻熟。丁公自從移居香港以後,長年孑然一身,生活上之困頓亦是早年所未有,然而面對命運的挑戰,其作品依然綻放生命的熱情,《靜物瓶花》即透現藝術家這種積極強靭的個性。

《蛙戲》:簡約精神,寫意風尚

丁公除了將國畫技法融入油畫,更自歸國以來投身水墨創作,1946年六月,巴黎賽努奇博物館舉行「中國當代繪畫展覽」,丁衍庸即以水墨作品「蕉蛙圖」參展,並被該博物館收藏。本次上拍的丁公水墨作品《蛙戲》(拍品編號5015),即同樣以蛙為題。丁公的水墨作品,一方面秉承國畫大寫意之風,逸筆草草,得意忘形,著重以最簡練的筆法,捕捉物象神韻。本作的物象安排從右至左為蘭、石、竹、蛙,其視覺與時序上的推移,配合國畫橫軸的展卷形式,甚有一步一景之趣,石頭瘦漏皺透,雙蛙誇張變形,頗得明末八大山人主觀性強烈的造型旨趣。《靜物瓶花》與《蛙戲》均為周淑文女士舊藏。周女士為丁衍庸女弟子,1970年起跟隨丁公學畫,時年十九歲,深得丁公厚愛,多次獲丁公贈畫,周女士丈夫李兆之則為趙少昂弟子,在《蛙戲》之上,即可見丁公為周女士之題款,足見恩師情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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